在马克思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什么?

尽管《形态》是以马克思为主导的,但必须把它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造的结果,是他们“共同的见解”。马克思指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4]393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他们写作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自己弄清问题”———“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显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中确立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恩格斯的“另一条道路”,主要是指恩格斯于1843年下半年写的、被马克思称之为“天才大纲”的《大纲》。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见过面,但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合作关系,恩格斯正沿着不同于马克思对当代社会理论批判的道路前进。《大纲》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是对当时最精确的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分析。对马克思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大纲》代表对另外一种“神秘的意识”(即国民经济学辩护性方面)严肃而系统的批判。恩格斯彻底的分析天赋对马克思影响巨大,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两人长达40年的合作之路,《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甚至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大纲》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而对其之于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前提”性意义缺乏深入考察。其实,后一种贡献更加重要。“如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凭经验对工人阶级生活的研究可能确实表现了马克思的‘前提’,但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素材和显著方法的运用,这种方法就是恩格斯提前使用的先决条件这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原理。”[1]47显然,在《形态》中,“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等内容构成了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新世界观或哲学形态———新唯物主义,而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了这个世界观的构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是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265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够格?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恩格斯的《终结》可以说是《形态》的续篇。恩格斯在谈到写作《终结》的目的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2]266这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意见基本一致。一方面,与黑格尔哲学相“脱离”。黑格尔哲学以“整个世界”为基本视野,但他所讲的世界是神创造的,是“绝对精神”的代名词。在他不结果实的唯心主义观念中,历史是思想的现实,是一种倒置的世界印象。“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2]297但是,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是构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崭新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逻辑地蕴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并成为其基本特质之一。另一方面,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视野是纯粹的、没有人在场的“自然界”。“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530历史感的缺乏,使费尔巴哈哲学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哲学而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套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决裂在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2]281。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世界为研究对象,是对现实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的观点。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关键。关于这一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世界历史”的深刻论述构成了《形态》的基本前提。《形态》手稿中删去的一段话极为重要:“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5]519这段话是《手稿》中“基本前提”的必然延伸。问题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要删去这段话?答案很简单:现实世界虽然由自然史和社会史组成,但归根结底,主要是社会史;自然史是被人创造出来并服务于人的,离开了社会史,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史。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社会史的地位远远高于自然史。“要想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必须把‘社会’与‘人’统一起来。”[6]

再次,人们在构建或研究哲学形态时总有一种“本体论”情结。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都是这种情结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从旧哲学的窠臼中跳出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精神相去甚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或历史使命,在《形态》中被清晰地阐述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527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继续阐发他和马克思“共同的见解”时,把哲学归结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312,把辩证法归结为“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2]298,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295,这些都完全超出了传统哲学的理论视域。如果非要用“本体论”观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为本。这个“本”,强调的是出发点、落脚点和归宿,而不是本原,但如果把它放在旧哲学的语境中,何尝不可以把它看成是世界的“本原”———现实世界的本原。

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晚年恩格斯是否创造了一个为马克思所不知的哲学体系?

在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问题上,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等同论”或“一致论”、“对立论”、“差异论”。而在有些学者看来,“差异论”不过是西方学者“对立论”的一个变种而已。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上只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等同论”,但这种“等同论”是口头上的“等同论”,实质上的“对立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一方面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完成实质性建构的。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活动中似乎出现了一种分工:马克思主要建设政治经济学,恩格斯主要建设世界观。也就是说,用“辩证唯物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以恩格斯的思想为主,特别是以晚年恩格斯思想为主。这种观点,看似把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等同起来,实则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用恩格斯取代马克思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其实,不论是“等同论”,还是“对立论”,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为什么不能有第三种状态的存在呢?比起“等同论”和“对立论”来,“差异论”或许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实际,问题在于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肯定是有差异的,而且有时还有比较大的差异,甚至有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

这种差异主要有三:其一,理论兴趣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唯一保存下来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通信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恩格斯于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了他“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明显有求助于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在次日的回信中,友好、简单而又不置可否。有人以此猜度马克思不认同或不支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您偶尔见到特劳白博士,请代我向他由衷问好,并请提醒他一下,他曾答应把他已出版的著作目录寄给我。这对我的朋友恩格斯很重要,他正在写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7]229但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请求为何如此低调呢?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理论兴趣不同。马克思的理论兴趣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而恩格斯的理论兴趣则主要在自然辩证法方面。其二,知识结构不同。“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断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8]13恩格斯几乎说白了,由于缺少系统的研究,马克思对自然科学不够精通。在这一方面,恩格斯确实比马克思有优势。其三,某些具体观点的差异。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但恩格斯一方面指出,“《反杜林论》里对历史唯物主义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另一方面又认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

这“极小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恩格斯和马克思思想观点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对立性的,而是统一中的差异;尽管有异质性的存在,但这些异质性不是整体的,而是局部的,偶尔的。尽管晚年恩格斯的一些现象确实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甚至于“我们不可能看到马克思所说的,甚至也不能看到他所做的,因为‘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晚年的恩格斯所建构的。这种建构很难达到本真的理解,因为他致力于汲取的仅仅是唯物主义,而这能够侵蚀对马克思著作的全新解读”[1]140。但晚年恩格斯并没背离了他和马克思“共同的见解”,而是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苦苦求索。一方面,恩格斯在努力延续马克思的理论兴趣,继续阐发马克思关于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几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恩格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另一方面,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仍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拓展。须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确立的前提条件是———“唯一得到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的自然研究”,即自然科学。在《终结》中,恩格斯在描述“自然界的清晰图画”时强调了这个前提。一方面,“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5]194。其实,马克思早就关注过这个维度,他曾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描述为他自己观点的“自然史的基础”[9]131。这些说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仍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

由自然史和社会史相统一的物质世界是现实世界。“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220这个思想在《形态》中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见解”的前提。在《形态》中,“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的两块重要基石。晚年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仍然是以“现实的世界”为基础的。在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时,恩格斯指出:“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2]298值得深思的是,根据恩格斯制订的“1878年的计划”,《自然辩证法》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中,第五个部分即最后一部分是“自然界和社会”,主要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想必这不是巧合。虽然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但从恩格斯的构想来看,无论“自然辩证法”从哪里开始,它的逻辑终点或最终归宿都是现实世界———“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点”在哪里?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又在何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点”在哪里?或者说,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基本取向,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基本取向。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大家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而是苏联的“创造”,是斯大林的“杰作”。也就是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苏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随着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和斯大林的影响日渐淡化和消解,人们意识到坚守“斯大林体系”是有问题的,于是,便到恩格斯甚至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辩证唯物主义”合法性的根据。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在理论上,“辩证唯物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直未变;另一方面,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但从整体上,它们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正是由于这个悖论,“辩证唯物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的人们的质疑。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严重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实际,不符合逻辑。斯大林的表述在逻辑上至少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看似是“二分结构”,实际上“二元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再是一块“整钢”,而是由两块“钢铁”拼接起来的,现实世界被糟蹋得支离破碎,人们在“二元对立”中思考问题,使“辩证唯物主义”凌驾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或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消解于“辩证唯物主义”之中,这就意味着把世界观等同于自然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这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毫无二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认为,人和自然、社会史和自然史是统一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物质世界———现实世界。在谈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一方面,“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16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告诫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8]560。其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也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和理论逻辑。“推广论”的错误在于:一是马克思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我们知道的事实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现实前提或总的原则是———“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5]519。显然,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总原则,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原则。二是“推广论”是否符合马克思思想?答案是否定的。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恩格斯指出,由于有了这个理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自然史和历史)”的问题被解决了,马克思“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2]297。可以说,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二分结构”以及“推广论”最有力的驳斥,不是别人,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二分结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尽管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世界观问题,从根子上讲,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惹的祸。“辩证唯物主义”是为斯大林政治需要服务的,是一曲斯大林颂,特别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颂。显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了这个世界观,“苏联巨变”是迟早要发生的。以物为本,遮蔽或掩盖了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抽掉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只能使苏联社会主义走入死胡同。

再次,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哲学界开始反思并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二分结构”。1989年,苏联出版的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标志着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二分结构”的正式破产。《哲学导论》试图构建以人类解放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尽管他们的理论离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点”仍有一定的距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正在试图“回到马克思”。连“始作俑者”都抛弃了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住不放?因此,“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点”,亦即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其实,“回到马克思”并不是我们的创造,而是由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我请您根据原著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3]593恩格斯说得很清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效的路径,就是“根据原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到马克思”。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回到马克思”。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只有“根据原著”,才能读懂真义,才能把握真精神。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不过是“第二手的材料”。“第二手的材料”不一定真实可靠,而且还有很多明显是错误的东西。只有在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话语体系,实现理论创新。当然,“回到马克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教条,而是“正本清源”,并且“从马克思出发”和“让马克思走进现时代中国”。“回到马克思”只是手段,“正本清源”、“从马克思出发”和“让马克思走进现时代中国”才是目的。

作者:张三元 单位：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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