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涛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

历史现代性遵从启蒙理性的逻辑，既强调物质生产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乐观态度肯定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对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作用，同时又褒扬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知识力量和主体性精神，但对这一进程所同时引发的劳动异化、极端个人主义、物欲私利沉沦、道德价值缺失、诗性神性隐匿等负面效应却缺乏反思的力度与批判的维度。个人存在于世的意义问题在历史现代性的理路下被历史理性的乌托邦预想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狂妄所遮蔽，一旦这一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凸显出来，人类将无可避免的被推临价值虚无的深渊和荒芜冷漠的精神世界。审美现代性恰是在这种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担忧中，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历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艰难探求作为终有一死之物的人存在于世的意义，企求精神的超越、希冀灵魂的安宁，以个我之有限的物理存在瞭望人之可能企达的无限世界。如果说，历史现代性着重回答“人如何活？”的问题的话，那么审美现代性则重在探究“人为什么活？”这一带有存在本体论意味的问题。历史现代性在最低的限度上规定人的本质，使人摆脱客观自然的绑缚，获取人之为人的最低本质；审美现代性则在最高的限度上规定人的本质，使人在获得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地位和物质生活的满足后进一步追问人之精神世界的生存状况，获取人之超越于人的最高本质。以这样一个具有“同体逆向张力”的“现代性”概念来反观我们将要谈论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我们发现，实践美学主要彰显的是一种历史现代性品质，而后实践美学主要彰显的则是一种审美现代性品质。

实践美学的历史现代性品质

实践美学的实践唯物论主张与历史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精神都强调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力量，在此基础上，实践美学与工具理性一样都赞颂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李泽厚曾说：“技术美正是美的本质的直接披露”［2］），似乎工具理性导引下的人的物质生活的进步与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社会历史的前进即是美的体现，是美所以产生并得以显现的过程。这样一来，工具理性功利目的的实现也就成了美的最为醒目的彰显。而这一过程中所可能导致的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对人作为自由自觉之生物的类本质的异化则要么作为人类历史前进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被接受下来，要么干脆避而不谈，只在一种理想化的非异化境遇下奢谈人之本质即美之本质。可以说，对于人类的异化生存状况，无论是历史现代性还是实践美学都未能保持足够的警醒。李泽厚曾援引马克思的话说：“动物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他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3］并以此为依据认为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类本质也即是美的本质。李泽厚说“：美作为自由的形式首先是指这种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和过程本身。”［2］我们且不论这种将美看作人之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的看法是否合理，而且即便这种看法可以成立实践美学也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必须处在非异化状态下。但问题是，异化几乎便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就连马克思也说：“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是看清了人类物质生产的异化本质，而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逻辑起点的实践美学却宣称“美是一切异化的对立物”（李泽厚）岂不是自相矛盾？而且即便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可以进入非异化状态，这个非异化的状态也只有在人类意识尚未健全的原始社会和物质财富已然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原始社会由于原始人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尚未形成，原始的实践活动也就无所谓异化、非异化；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由于物质实践活动功利目的的消亡，劳动几乎便成为与艺术活动无异的精神活动，也就真正摆脱了异化状态。）而在这两者之间尤其现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异化已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现实处境。这样看来，在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这一大段人类的异化历史中，实践美学就失去了它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有效性。实践美学面对异化问题时的这种窘迫处境正是由于它在遵循工具理性逻辑理路的同时也同工具理性一样忽视了对人类物质生产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化状况的省察。第二，实践美学所张扬的主体性精神与历史现代性旨归下的主体性精神都既包含群体主体也包含个体主体。历史现代性所张扬的主体性精神现在看来实际上主要是理性精神，只不过由于理性指向维度的不同（“一个是指向外在的对象，另一个是指向人的思想本身”）导致了工具理性更加注重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利用，而人文理性则更加注重对内在主体世界的关注而已。在迄今为止对“启蒙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著名回答中，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4］而所谓人类所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也就是人类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决心与勇气的状态。所以康德才会在《什么是启蒙》中不无激情的宣称：“要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4］这样看来，在启蒙现代性（历史现代性）理路下的人的本质无非就是理性。此一理性向外扩张而成人之战胜自然、利用自然的工具化诉求，这一向度上的主体性精神也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的物质实践中所表征出的群体力量，是对人类群体主体、历史主体的肯定；此一理性向内勘探而成人之反思自身、确证自身、实现自身的主体化诉求，这一向度上的主体性精神也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不是李泽厚意义上的）人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个体力量，是对人之个体主体的肯定。而此两者也并非没有关联，个人之实现自我、确证自我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汇集起来也就成了人类群体创造文明、创造历史的“自然人化”的进程，而群体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又能将既往的实践所得“积淀”在个体的生理心理结构中，成为人之确证自我、实现自我的基础。所以李泽厚在谈主体性时说，主体性的概念包括两个双重内容和含义：“第一个‘双重’是：它具有外在的即工艺———社会的结构面和内在的即文化———心理的结构面。第二个‘双重’是：它具有人类群体（又可区分为不同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等）的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5］并认为，这两个双层中的第一个方面，亦即人类群体的工艺———社会结构面是根本的起确定作用的方面。也就是说，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本不是一对互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启蒙之一体的两面。这与实践美学所说的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乃是主体性之一体的两面颇为一致。就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来看，实践美学固然更看重确立于工具本体基础上的群体主体、历史主体，但也并未忽视确立于心理本体基础上的个体主体。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李泽厚说：“应该看到个体主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发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2］在谈到“美感”问题时，实践美学也以建立“新感性”的倡导宣扬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向个体主体的积淀和理性向感性的积淀，并甚而至于认为，个性的独特性、丰富性、多样性乃是审美、艺术所应最先突出的品质。这样看来，实践美学所倡导的主体性与历史现代性所张扬的主体性一样，既包含群体主体、历史主体也包含个体主体。第三，历史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取向也在实践美学中得到了肯定。首先，在对美的本质的认识上，实践美学认为美的本质即美的根源即“自然的人化”，而“自然的人化”实际上就是人类所进行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也就是一个人类利用理性力量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同时改造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实践美学以实践为其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正是在这个起点上它首先肯定了理性精神。其次，在对美感的认识上，实践美学认为美感具备社会功利性和个人直觉性两重性，而这个两重性的审美心理结构则是由理性“积淀”而来。也就是说，在美感的的来源上，实践美学认为理性才是美感的根源，是美感的本质。所谓“新感性”也就是人类的理性历史实践活动所建构起来的心理本体。再次，在对艺术的认识上，实践美学认为“艺术作为各种艺术作品的总和，它不应看作只是各个体的创作堆积，他更是一个真实性的人类心理———情感本体的史的构造。”［2］这样以来，谈论艺术实际上也就是探究“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心灵结构”，探究人类的心理———情感本体，而对“物态化了的一定社会时代的心灵结构”的探究，对人类心理———情感本体的探究也就又回到了对理性如何积淀为感性、工具本体如何决定心理本体这一类问题的探究上。说来说去，实践美学对艺术之本源的探究仍是回到了对前述美之本源、美感之本源的探究上，也就仍要强调实践活动、理性精神的决定作用。实践美学在这里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总体来说，实践美学以实践作为其整个体系的逻辑起点，并以此起始将自然的人化（包括外在自然的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作为这一起点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则突出强调实践对美、美感、艺术的本源作用。又由于在这一体系内，实践主要被诠释为物质生产实践，这就难免要强调历史、群体、理性的决定性作用，显示出它的决定论与独断论色彩。在这一体系中实践美学所强调的主体性精神也与这一体系的逻辑理路相一致，是一种历史主体、群体主体和伴随历史实践过程而确证了自身、实现了自身的积极乐观的个体主体。这同历史现代性以理性为起点，以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在具体历史实践中的展开为其两翼，突出强调理性的决定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既肯定人类作为群体主体的伟大力量，又褒扬个体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实现的结构体系极为相似。实践美学与历史现代性的这种内在的一致性确使实践美学表征出鲜明的历史现代性品质，但也正是由于它与历史现代性的这种内在一致性才使其遭受到了具有审美现代性品质的后实践美学的批判与挑战。

后实践美学的审美现代性品质

审美现代性基于对历史现代性在具体历史实践进程中所出现的人性异化、道德沦丧、诗性消亡和神性隐匿等负面效应的反思与批判更加突出人的非理性品质与超越向度，并进而清理启蒙理性导引下的西方哲学、美学的认识论形而上学传统，排拒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观念，开始审慎的思索人与世界、人与人乃至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突出强调一种主体间性精神。虽然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往往沉湎于狄奥尼索斯式的精神狂醉、沉迷于在贫瘠的大地上虔心追索众神隐去的踪迹、沉溺于在纵饮狂歌中诉说灵魂的哀愁与生命的忧伤，使审美现代性似乎总以一种消极的面目出现。然而，正是在这些看似消极的精神行动中，审美现代性轻轻舔舐着历史现代性打烙在现代人精神家园中的伤口，艰难地以感性的漫漶抵御着理性的压制，以对自然与诸神的呼喊救赎着那个太过醒目的主体人的形象。正是由于看到了历史现代性的核心部分———理性主义与主体性的弊端，审美现代性才以这些看似消极的方式将人之存在于世的意义问题凸显的如此显豁，也正是在对人之生存意义的追问中审美现代性高扬起了非理性主义与主体间性的旗帜。而这也正是后实践美学区别于实践美学的主要品质所在。与实践美学突出理性主义与主体性相比，后实践美学更看重非理性主义与主体间性。在前期对实践美学的批判中后实践美学主要以对非理性／超理性精神的张扬指陈实践美学显明的理性主义刻痕；在后期则主要以对主体间性的肯定瓦解实践美学的合法化基础———主体性。首先，后实践美学以“生存”为其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认为“生存是不可还原的范畴。而且，生存也是不证自明的公理。”［6］由生存出发，后实践美学发现审美不是别的而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审美作为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则在于它是一种超越的、自由的生存方式。它超越于人类原始的感性生存方式和现实的理性的生存方式，在超理性的范围内探究人在超验领域、形上领域的生存意义问题。实践美学由于只以感性为理性的对待范畴，并认为理性决定感性，不仅忽视了与理性范畴相对待的更为重要的非理性／超理性范畴，而且只在以理性为导向的现实层面上肯定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这样一来，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就被限定在世俗世界的有限范围内。这也与在理性主义的指引下只重世俗理想的历史现代性相契合。而后实践美学则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会被莫名的烦恼所困扰，我们往往不只满足于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的完足，还常常企求精神的安顿、灵魂的栖宁，追求某种不可言说的终极价值。而这种所谓的人之本真的存在、终极关怀、形上追求却恰恰是立足于现实生存方式的理性精神所无法获得的。在人力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企望获得某种超验的、自由的生存体验时，人就得找寻一种超越于理性统辖范围以外的超理性的生存方式，而审美作为人类活动中最为充分的精神活动就恰为人类提供了这样一种超越的、自由的生存样态。而人们对超越的、自由的生存方式的渴求现在看来恰恰是在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历史现代性的两大主要原则都陷入危机的情况下被凸显出来的。审美现代性对非理性精神的张扬、对隐匿的诸神的追寻以及对现实世界的荒诞、冷漠的体验，正是对历史现代性负面效应的一种批判性的诠释，也正是对人的本质在超越层面的一种阐发。它在历史现代性所造就的荒漠世界里追索人之超验的存在维度，在理性主义所造就的单一、机械的现实生存处境中探问超越于理性之上的生存方式，虽然不见得全都可得，却着实以审美的方式、艺术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足以暂时安顿人之生存烦忧与灵魂躁栗的精神家园。这正如后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杨春时所说：“审美现代性体现了个体独立时代的审美理想，它在物欲横流的沦落中拯救着人的灵魂，在理性至上的重压下解放人的思想，在生存意义失落的迷茫中找寻着人的家园。”［7］这样，后实践美学对审美作为超越的、自由的生存方式的发现，对非理性／超理性作为超乎理性之外的企达自由、超验的生存世界之途径的肯定就与审美现代性达成了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体现出了鲜明的审美现代性品质。其次，在与实践美学的长期论争中，后实践美学在对实践美学禀于历史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倾向进行了一番清理后，又力图以现代西方哲学所竭力推崇的主体间性精神对其所一贯坚持的主体性主张进行了批判。实际上，西方主体性的危机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就已经被觉察了，其后经过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对主体性危机的深切体察，到20世纪，西方主体性理论开始遭到哲学上、理论上的清理，自胡塞尔始，诸多不同形态的主体间性理论开始取代主体性理论占据哲学沉思的中心区域。后实践美学所秉承的主体间性精神主要来自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形态的主体间性理论，而这种本体论形态的主体间性理论由于其在本体论层次上对西方古典形而上学传统的否定，实际上乃是对历史现代性的最为彻底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对审美现代性的最为深刻的理论表述。海德格尔从“存在”出发，认为艺术最是存在之真的体现，坚持在审美的领域探究人与自然世界、人与超验世界主体间性关系实现的可能。认为“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8］，人应该在“天、地、神、人”的四方归于一体中摆脱充满劳绩的现实异化处境进入“诗意的栖居”之境，并把人与人同在于世的“共在”状况诠释为一种泯灭了生存本己性的沉沦状态，拒绝在主体间性问题上做哈贝马斯式的社会学的努力。伽达默尔则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作一种对话关系、问答关系，将对世界的阐述看作把握存在本身的历史性活动，强调美学作为哲学解释学的典范意义，将美、审美理解为人与世界在相互酬应中共同建构的人的意义世界。后实践美学秉持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将审美理解为一种超越于现实的自由生存方式和超越于理性的自由解释方式，坚持人与世界之间、人与超验存在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这就不仅纠正了实践美学过于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和主体性精神，同时也为美学在历史现代性行将濒临末路穷途的现时代敞开了一条在精神上与审美现代性相一致的现代道路。可以说，审美现代性以其显明的超理性精神和主体间性品质在对历史现代性所造就的西方人凌乱荒芜的精神世界进行修复、重整的同时，后实践美学则以其所恪守的生存超越维度与所张扬的主体间性精神摒弃了实践美学的现实主义倾向和主体性的狂妄，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条与审美现代性逻辑理路相一致的历史性道路。就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来看，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现代性尚未来临，人们热切地呼唤现代性的话，那么90年代现代性已经降临中国，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质素也在不断滋长。80年代实践美学以对理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不仅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启蒙话语的塑造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通过对历史现代性的引入推动了中国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现代性质素的滋张和启蒙话语的式微，随着市场经济作为历史现代性的先锋所引起的国人生存方式的深刻变化，中国美学必须改变80年代遵从历史现代性理路，推动历史现代性发展的功能，而应当以历史现代性的对立面的姿态出现，以审美现代性制约历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维护人的自由与超越追求。后实践美学在中国美学发展的这一历史要求面前应运而生，乃是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趋向所在，也是中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另外，就当今美学发展的世界格局来看，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界已经转向了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审美现代性已经成为20世纪美学的重要标志。即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美学也以一种解构的姿态排拒美学上的理性主义与主体性诉求，不仅提倡主体间性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学美学，也把个人存在于世的意义问题看作美学的核心问题，而这也是中国当代后实践美学所至为关心并努力寻求解答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后实践美学既适应了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要求也体现了当今世界美学的时代品质，是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趋向，也是中国美学在探索其现代性道路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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