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故步自封，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见解却拦阻了雷同现象的广泛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家世、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劳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更而造成的地位变更，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家常便饭。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表明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由于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蓦地加快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拉拢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怜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流之
然而当把眼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雷同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险些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顿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顿“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另有相称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当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层较低，就往往用以安顿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务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败北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家常便饭。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比方《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刚刚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当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当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 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得到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星例子，比方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停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以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拦阻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浊"见解之异同
&n
bsp;但以上表明，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迟钝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但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见解，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希望迟钝的问题。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见解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往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秘书丞天下清官”[11]之类，已经形成了相称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虽然是有纪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称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安定"，如此才华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很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比方秘书郎、著作郎之类。由于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胃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虽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比方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无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安定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纪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雷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见解，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战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靠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战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马马虎虎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奇事儿。比方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比方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常常淡薄如纸。虽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见解。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条理实在有三：第一条理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条理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第三条理，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别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见解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条理，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比方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只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但北朝“清官”出自法律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以皇权的威力和法律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未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以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得到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家世为这个职位增加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律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称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别位望而为君臣瞩目标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通常是指台省要职。《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作甚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