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道德支撑
一
究竟是什么精神动力促进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人是什么样子？韦伯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此进行了概括。
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勤奋和节俭的精神分不开的。他借用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的话表明了勤奋与节俭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应该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1]
其次，恪守诺言是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重要信条。他指出：“切记，信用就是金钱。”“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来讨还债务。”同时，他还认为，在信用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行为的谨慎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2]
再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改革者或企业家必须具有坚强的性格，这是避免经济灾难的重要精神支柱。他指出：“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个革新者。人们还千篇一律地……捏造出一些关于他从前生活的隐私污点的传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3]
那么，这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人，是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这种精神特质的呢？韦伯认为，自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以马丁·路德(1483-1546)和让·加尔文(1509-1564)为代表的新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新教为世俗生活和谋利动机做出了道德解释
新教认为，世俗责任是上帝赋予人的重要天职。韦伯指出，“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只是有组织的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4]
从历史上看，传统的天主教更注重天国与灵魂的净化，厌恶和逃避世俗生活，认为热心于尘世的人就是灵魂的堕落。然而，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则更多地赋予世俗生活以信仰的价值。“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惟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5]这就是说，上帝要求基督徒尽可能地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根据他的圣诫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因此，新教引导人们投身于世俗活动，担负世俗责任，而不是逃避。韦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6]
另外，新教为商人阶层获得更多的利益提供了合理的依据。韦伯指出：“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从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7]
新教伦理一反传统教义的清规戒律，极力鼓励人们获利，并把获利视为上帝对于选民的期望，它强调，要想成为上帝的选民，除了靠上帝预先安排之外，还必须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作为。因此，买卖兴隆，事业有成的人无疑得到了上帝的垂顾。这就从道义上肯定了人们的谋利行为，摆脱了传统宗教对于人们谋利动机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的竞争与获取最大利益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
2、新教为勤勉劳动和尽忠职守奠定了道德基础
按照韦伯的观点，新教特别强调劳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新教伦理不仅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劳动获得财富，而且把劳动看作是远离罪恶和堕落的手段之一。韦伯指出：“人须恒常不懈地进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其动机是：一方面，劳动是历来所推崇的禁欲途径……劳动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抵御手段。……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御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不过，最重要的乃是更进一步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圣训。圣·保罗的‘不劳者不得食’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本属堕落的表征。”[8]
其次，劳动成为衡量所有基督徒是否虔信的标准。从经济地位看，世界上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信教者则可以用是否虔信来划分。如何表明一个人是虔诚的信徒，首要条件就是他必须做好自己的世俗工作——劳动，只有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荣耀上帝。韦伯特别指出，即使是经济上富有的人也不能逃避劳动。“富人也不可不劳而食，因为，即使他们无需靠劳动挣得生活必需品，他们也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训。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9]正因为如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
再次，新教徒必须尽自己所能去劳动，有能力的人亦可以同时操持多种职业。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益于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绝不能造成对他人的损害和玩忽职守。一个人也可以改换职业，只要这种转换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因为其所抱的目的是从事更令上帝欢欣的职业，是更有用处的职业。同时，新教伦理也肯定了收入低下的社会成员的劳动价值，它对于社会中有信仰而收入低下群体的解释是：“为了信仰而劳动，就生活中没有其他谋生机会的人而言，尽管所得的报酬甚低，也是最能博得上帝欢心的。”[10]由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大批把劳动视为天职，相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责任的现代工人。这种出于信仰而严守纪律、遵守职业道德的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
3、新教为人的欲望的恶性膨胀提供了伦理禁忌
韦伯认为：“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11]无论是教士、圣事、教会、上帝，都无法真正帮助那些自甘堕落的人。也就是说，新教伦理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善行得救。韦伯指出：“宗教信仰者既可以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圣灵的容器也可以因为觉得自己是神意愿的工具而确信自己已处于恩宠状态。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宗教生活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而在后一种情形里则倾向于禁欲行为。路德接近于第一种类型，而加尔文宗则无疑地属于后一种类型。”[12]
尽管在加尔文教、虔信派、浸礼宗等不同的新教教派中其教义和信条有所不同，但是在教导人们摆脱世俗生活的物欲诱惑，通过善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从而使信仰达到更高的伦理价值方面，各派基本上是一致的。
“加尔文宗在其发展中为这一倾向添加了某种肯定性的东西，亦即增加了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在世俗生活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由此便给更为广大的具有宗教倾向的人带来一种明确的实行禁欲主义的诱引。”[13]
“虔信派……尽管没有发展成一宗，但它的成员却力图在这个团体内过一种摆脱了尘世的种种诱惑，在一切细节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从而得以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外在标记确信自己的重生。”[14]另外，“由于创造了一种诱发忏悔的方法，甚至获得神圣的恩宠实际上也变成了合乎理性的人类活动的目的。”[15]
而浸礼宗则通过善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发自内心的对尘世及其利益的抛弃，通过良知向上帝表白无条件的顺从，是惟一的毫无异议的重生标志.……善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6]。
在探讨世俗道德行为的信仰价值时，韦伯指出：“加尔文教徒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认为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只有上帝的选民才真正拥有这种有效的信仰，只有他才能通过他的重生和由此而来的全部生活的神圣化来增添上帝的荣耀，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而非表面化的善行。正是通过他的意识，他的行为才是以他自身内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为基础的，起码就其行为的最根本的特征和持恒的理想来说是这样。”[17]因此，道德行为可以荣耀上帝，不仅可以使人们通过道德行为提供心灵的慰籍，而且成为人们追求至善的手段。
总之，按照新教伦理的准则，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也是不正当的。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他人奉献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二
尽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最初发表于1904年，但是，历时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引发“韦伯热”，而且在中国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人的致富欲望与道德完善的关系，韦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第一，韦伯的研究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
稍微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东方民族而言，是一部痛苦的殖民掠夺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本质的分析和批判，更符合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知。但是，迄今为止，人们不得不面对和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腐朽没落乃至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反而还不断地生成演变，甚至成为当今诸多国家和地区效仿和追求的目标。这一现象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发展，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精神价值是什么等等。作为独立思考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绝不能回避它们。
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在他看来，正是新教伦理的尽天职、蒙恩、勤奋、劳动、守信、克制、俭省、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尽管在某一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无片面性，但是，毫无疑问，韦伯独辟蹊径，从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出发，探讨二者的因果联系及其动态关系，从而促使人们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探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或动力，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为后人开辟了新的视角。
第二，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
从基督教发展历史看，早期教会坚持《圣经》及教父们的教义，强烈谴责一切不利于“诚实”经济的活动和行为。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用高利贷和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劳而获，不散财而敛财，不播种而收获，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种土地而得，而是借穷人无衣无食而获”。圣利奥大教皇(?-461)曾把基督教的教义概括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18]然而，在12、13世纪，随着城市发展与市场扩大造成的贸易增长，现实与早期教会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面对新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不难发现一种把神学教条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现状加以调和的倾向。中古后期教会对商人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承认了商人作为社会有用成员的地位。15世纪神学家枢机加耶坦(1469-1534)甚至认为，拥有非凡经营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会顶层，这是对其“美德”或成就的报偿。
这表明，教会的经济伦理本身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一方面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也必须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韦伯认为这种调整是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变化的文化基础。总之，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但是，一种特定社会的伦理观念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限制。以保护文化传统为名，拒绝文化更新与变革，只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是陈旧的伦理观念禁锢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突破原有伦理的界限，使社会陷于混乱和无序状态。
由此，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在中国传统思想与学说中，毫无疑问，存在着许多糟粕的东西，例如，“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等级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长官意志”等等。这些落后的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阻碍社会的进步，抑制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有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勤俭节约”、“信则人任焉”等等，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转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通过深入研究韦伯的著作，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伦理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客观地说，我们也承受着市场化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冲击。或许我们过去穷怕了，太渴望致富，太急于致富；或许物质诱惑的力量太大，在我们身边，追逐利益的人犹如扑火的飞蛾，前赴后继地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向堕落的陷阱涌去。总之，出现了严重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例如，相互欺诈、坑蒙拐骗、以假冒真、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骗税逃税、走私贩毒、嫖娟卖淫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它表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选择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内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伦理道德的问题。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基础，没有合理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点，势必陷入混乱甚至崩溃。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对于订立契约的双方而言，能否遵守契约，成为该经济运作方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在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中，对一个“经济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就是出于获利目的而表现出来的诚实守信。弄虚作假欺骗他人，必将破坏经济信用关系，使契约双方均无法达到获利的目的，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因此，我们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和法律建设的同时，一定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和伦理基础的建设，为市场经济体系寻找到它的支撑点或基石，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持续和规范地发展。
第四，尽管韦伯的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人为地拔高或无限地美化也是极为错误的。韦伯的研究也有局限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批判。
首先，阶级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其社会而独立地存在。马克斯·韦伯毕竟生长和活跃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俾斯麦时期，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因此仍然不能脱离其时代打上的阶级烙印。从其被誉为“有时代代表性的哲学家”来看，他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为资本主义竭力辩护，其学说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道德理念。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人们不难发现许多美化“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言论，他反复强调资本家是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量入为出和严守规则等等，完全忽略了资本家在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的贪婪无度、残酷剥削、血腥镇压和无情掠夺的一面。毫无疑问，这有悖于历史事实，有失历史的公正。难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韦伯提出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禁欲苦行主义”加以补充，认为还有另外的一面，即“贪婪攫取性”。
其次，理论局限性。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经济之所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法律因素，也有科学技术因素、教育因素等等。从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对社会进行观察与研究毕竟只是一个角度，绝不能代替其他研究角度、途径和方法，否则就会导致偏颇。可以说，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更新，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城市的兴起、贸易的扩张、社会需求的扩大、利益的驱动、观念的更新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酝酿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单纯从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很难全面解释为什么西方社会现代化发轫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也很难解释由于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反过来要求抛弃陈旧的传统道德和伦理原则，新的社会形态强烈呼吁进行新的道德文化、伦理精神和宗教信仰的建构，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无疑起决定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讲，韦伯最多不过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再次，时代局限性。如果说韦伯在其书中重点分析了16世纪的欧洲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相对贴近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某些情形，那么，其观点和结论已经很难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运行轨迹和演变趋势。例如，韦伯一再强调新教伦理之一——勤奋俭省的重要价值，但是，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即通过“节制欲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如果说过去是消费与积累成反比关系（消费越少，积累越多；消费越多，积累越少），那么，现今在某种意义上是消费与积累成正比关系（消费越多，积累越多；消费越少，积累越少）。同样，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东南亚“四小龙”经济的腾飞等等，其内在动力就绝不是用新教伦理可以解释得通的。而中国经济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也很难单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诠释。总之，我们切不可将韦伯的分析简单地套用于当今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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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上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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