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悖论”与经济增长
一般均衡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新古典经济学派（或边际效用学派）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瓦尔拉，理论特点是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框架，以单一产出的售合来表示生产总量。即令生产性服务数量z=(z,…,z[,r]),g[i](z)是n种商品的生产函数(i=1,…,n)。假定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量是线性的，生产函数满足ag[i](z)=g[i](az)。生产部门中的均衡由价格向量p和q及生产活动向量a[i](q)给出，其中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注：由于总量是个量的集合，单位产量集合为A[,i]，当z在A[,i]内时，g(z)=1。于是在给定价格q时，费用极小化的活动可以用包含在A[,i]内的生产系数a[i](q)表示，其中对A[,i]内的z有q'a[i](q)≤q'z。）那么，生产性服务z和产出量y之间关系可表示为附图。均衡增长表现为式中变量按同一速率变动。
瓦尔拉所建立的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实质是由个量集合成的总量，这一点由均衡条件附图可见。（注：所有的i都满足均衡条件。）由单一产出活动集合成为总量生产模型，那么由每一个不同生产者或经济行为者所决定的不同的产出活动如何集合成统一的生产活动，其一般均衡理论假定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也就是说，所有各个经济行为者行为都处于均衡。即每个商品i集合为所有i均满足附图。由此，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活动可以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也就此简化为总量关系。
一般均衡理论优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假设社会经济活动只存在能代表所有经济行为者的一个经济人。（注：这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是集合概念，不是个体概念，他应该以类作为单位。）但实际上，一是一般均衡过于理想化的假定条件，近似完美的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一般均衡产生于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均衡的集合，其中如果有一个经济行为者行为处于非均衡，均衡即被打破。反之，将集合的经济行为者行为还原为本来独立身份，一般均衡只作为非均衡的特殊形式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中，非均衡具有一般性。
首先，每个独立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致，就是说，每个经济行为者有可能对利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每个经济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均衡的。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前提是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则其行为可以集合形成统一行为。那么，其行为范式必然是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需要接受同一的价格信号，即假定他们都会在那种想要进行交易的价格上，与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的对象展开交易活动。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者在不同的价格参照系数下实现自身目标，就达不到均衡。当然，这里实现均衡的价格系数是一个价格集。瓦尔拉认为均衡价格是以拍卖方式实现的。但现实中拍卖达到的均衡价格只可能在局部实现，根本无法在总体上实现，由此，经济行为者遵循的价格信号不可能是同一的，均衡也仅是理论的负抽象。
第三，一般均衡理论范式中强调的，一是所有经济行为者都接受价格同一信号；二是他们都是按照价格信号来作出有理性的数量决策。这里势必存在逻辑问题，即一是没有一个行为者运用市场给予的数量信号；二是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实际地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瓦尔拉“隐蔽的喊价者”的事。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价格上不像在数量上那样作出理性的决策”，并且“每一个参与该经济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接受给定的价格，然后相应地按照这些给定的价格来决定自己关于购买与销售的选择；没有一个人来掌管价格决策”(Arrow,1951)。一般均衡理论这一逻辑漏洞表明，一是价格信号并非是唯一的市场信号，数量信号也会发生作用；二是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的决定者，在此情况下，均衡得以实现，反之，经济行为者如果对价格决定负起责任，市场出现的则是非均衡。所以，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独立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市场均衡要求的平均化行为行事。也就是说，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反逻辑的表述，表面看，理论是由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实质上，它是首先确定总量关系后，推理出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必须服从于达到总量均衡的条件。（注：关于这一点一般均衡条件实际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即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逻辑关系为所有i满足均衡条件，则每个商品i也满足均衡条件。）
第四，由于市场经济中处于子集的经济行为者会同时是价格和数量信号的影响者，又会是价格的决策者。受不同因素影响的个体经济行为者的行为自然会呈现出非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那么，非均衡的个体行为不可能加总也不可能形成集合的总体均衡。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可以相乘除，但不能相加减，而这里似乎在将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在加减。（注：比如说，5斤白菜每斤价格为0.1元，两者相乘为白菜的总价格，而两者绝不能相加。）结果，作为一个i有可能满足附图，对于所有的i有附图这一通过子集均衡达到集合均衡显然不现实。存在于子集的均衡并非会形成集合均衡。
由此可见，一般均衡理论侧重研究总量及宏观层面问题。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创建的增长模型更多地强调的是均衡而非增长。（注：因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增长只表现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需要的增长是高迅增长。增长可能带不来发展，但无增长甚至高速增长，发展就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只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研究，不考虑其内部子系统差异。这一研究方法应该说更适应发达国家成熟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经济不一定适应。因为在发达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者行为趋于一致的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表明经济存在差异，存在机会，而经济行为者是否能从其间获取收益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能力。这一选择能力既与教育、知识、经验有关，也与个人的性格、生活背景有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能力。结果，经济行为者行为趋同性十分弱。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其用解释发达国家总量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还不如着力从微观层次解决发展中的增长问题更有效、更实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达到总量平衡就能实现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调整这些微观行为才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
二、非均衡：从微观层面上解决增长问题
一般均衡增长理论不适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是因为它只注重总量关系使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它忽略了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再就是它忽略了经济行为者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做贡献的经济价值（舒尔茨，1987）（注：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非均衡“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的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
1.非均衡强调增长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获取收益之中。资源重新配置且能从中获取利润意味着经济系统中存在许多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它是这一潜在过程的反映。因为新的生产领域存在的盈利差额会为生产者提供新的增长机会。这类新的领域总是作为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作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被开拓，并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现有部门的增长迅速，原有的经济部门的相对位置下降，新的经济部门崛起与发展，这样非均衡使经济系统中总会有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同时这一机会又带来增长。
非均衡增长是由新经济领域出现、崛起、壮大、衰落，然后新的经济部门再出现，不断循环往复的生命周期实现的，那么，非均衡增长会呈现出这样的序列过程：(1)某一新经济部门的个别增长；(2)先前存在的部门的增长。当然，每一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它们所达到的各自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3)由于新产品的不断引进，一些新部门不断增大和加入到国民经济中来。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经济增长应该是动态的。新的部门产生，原有的积累格局和生产者持续不断的活动，以及它们进入新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特定时间的选择表明，非均衡增长速度中包含着资源重新配置、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速度。（注：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不只是指在原有经济或产业领域，更多地是指新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它是社会经济分工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简单的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达到发达国家复杂的经济结构，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2.非均衡增长存在于经济系统中有诸多的新机会，而了解这些机会的存在，并能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对增长就十分重要。进一步讲，经济系统中经济行为者微观行为就成为影响增长的关键因素。非均衡理论注意到经济行为者行为方式对增长的作用。这一理论创新了古典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注重宏观总量平衡及物质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把增长由宏观平衡放置到微观行为层面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取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路径。
非均衡注重微观经济行为人行为对增长的作用使增长理论发生质的变化，解决了收益递减导致增长趋于零的难题，经济可能通过收益递增，实现无限增长。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是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它的理论框架中，因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结果一是投资只在量上表现为满足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一部分需求量，（注：另外两部分是：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即作为资本的投资是同质性的；二是劳动力只是资本的附属物，即他只因资本增加而需要得到相应的增加；（注：“从理论的观点来说，资本正是和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可以更正确地说，是劳动附属于资本，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多马.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三是一般均衡框架中各部门的收益是相等的，则同质资本不存在重新配置效益。在非均衡条件下，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新的投资机会存在并当资源重新配置时能从中获取利润，而且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资本扩张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是市场的外在压力，他为求其生存所必须；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扩张企业的所有者、董事或经济需要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企业的这一特征构成了经济扩张进程背后的推动力。由此，增长就成为经济行为者主动行为，这一行为构成增长的内生变量。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生产领域意味着投资是非同质的。这时作为资本的投资就由异质性概念替代了同质性概念。资本的异质性表明同量的资本可能其内在质量（技术）不一样。（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资本同质假定“显然不适合于分析经济增长动态，因为资本积聚无论是根据要素成本还是根据它的许多部分终生提供服务的贴现值，经济增长动态总是随着报酬率差异造成的资本不等量而起伏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资本的异质性有两个含义：一是资本内含的技术含量不同；二是生产领域不同导致的技术不同。）
资本异质性强调技术作用，那么包括在物质资本中的技术是由人创造的。“尽管人们需要有用的技艺和知识这一点不言而喻，但这些技艺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点却又并非显而易见”（舒尔茨，1995年）。资本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劳动力不再作为物质资本的附属，而作为影响增长的生产要素。这时掌握技艺和知识的劳动力就以人力资本形式出现。资本的异质性特别是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增长理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的收益递减，增长最终趋于零的假说，被收益递增，实现经济无限增长理论替代。人力资本为增长理论带来崭新的天地，增长理论关注经济行为者的作用而使增长观念发生质的变化，增长的发动机由投资变为知识。一旦将知识看作增长的发动机，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取得经济持续增长。“长期看，经济现代化和发展中的关键部分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而不是体现在地产、其它自然资源或其它形式的物质资本中的能力和知识。在长期中，最重要的是对人口质量的投资（舒尔茨，1995）。”（注：参见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M].47.）
三、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一般均衡增长是在收益递减中实现。因为这里资本具有的同质性，投资只会影响总量变化，而不存在在不同部门投资取得不同收益，也就是说，经济不存在部门收益差别，自然不存在结构转移效应。但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方法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残差问题，而导致对资本作为唯一生产要素以及同质性产生怀疑，结果，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不仅作为生产要素，并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同时，劳动力的异质性也被提出来作为解释增长的因素，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异质的劳动力不仅带来收益递增，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不同产业、不同质的劳动力会产生产业收益差异。资本追逐收益、劳动追逐报酬的结果是结构转变的增长效应。非均衡创造增长的空间。
人力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其概念的内容也不是统一的。舒尔茨采用总揽一切的人力资本概念，即强调教育、培训和扫盲对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当然他并不排除健康状况的改善与长寿、儿童死亡率下降和家庭以较多的资源用于子女，以及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加聪明和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因素。约翰·肯德里克在系统地探究了这些思想的经验含义后，并证明这些总揽的一切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可以与非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比较的量。这一研究从总体上证明，投资结构对于说明长期经济增长的诸多来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赫尔曼·米勒在研究了收入和收益分配及职业选择关系后，强调教育与个人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有规则的联系。
而这一观点被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所证伪。（注：理论科学进步在于理论是可被反驳或证伪的。参见：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真正富起来的并非高学历或受教育较多的人群，而恰恰是受教育较少的人群。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种粮大户、万元户等等这些经济发展之初首先致富的大多数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创造的致富神话应该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工业化时期的情况有很相似之处。西方工业化初期通过圈地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受教育的程度远远低于当时的贵族阶层。这就证明工业化初期善于抓住机会，获取利益的人群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人，与教育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这时的经济体系处于不规范状态，机会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以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风险厌恶值高的，机会成本高；风险厌恶值低的，机会成本低。而往往这时教育曾经赋予受教育者道德准则、循规蹈矩、规范的行为方式与此反其道而行之，成为约束发展因素。
教育与成功的联系存在于经济发展一定阶段，机会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这时，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刘易斯，1994年）。而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使生产中的熟练人员所占比例增加，人们就更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积累、专业化、协调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获得收益，并非单纯的依赖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是说，知识和技能同样可以作为财富投资而取得丰厚的回报。这时，教育对于改善人们现实境况就尤为重要。教育也就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需要教育补充而创造和扩大熟练人员的比重。就是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软着陆”后持续的扩大需求政策，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弱势，主要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注：江晓薇.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J].社会科学辑刊，2000,(1).）经济增长由更多地依赖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当然，质量提高要包括在数量增加之内，但数量扩张不一定包含质量提高，由此，扩张性投资政策应该内含投资中技术知识含量，（注：我们已经提出本文投资中技术概念不仅指新的运用，还包括新生产领域扩张的技术含义。后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属于薄弱环节，特别是现代经济发展中增长较迅速的、属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如现代服务业，既符合知识是增长发动机这一现代经济增长理念，又是目前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提升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在经济调整中并无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其发展。）而并非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投资数量才不仅能带来通过国民经济附加价值提高获取增长，还能带来生产领域蜕变获取增长。
内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科学的创新和技术发明充分显示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对创新成果的运用要求人力资本中企业家发挥作用。于是就有“科学家离开企业家寸步难行，企业家离开科学家一事无成”之说。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上市公司频繁更改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或将其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表明我国太需求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分析美国经济增长中企业家作用时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低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美国已经形成。所以，启动经济增长更多地将视角深入到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比仅仅解决表面问题更重要。
2.刺激经济增长通过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创建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促进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是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个途径。阿林·杨认为，不断进步的分工能增加产量而又不致于成比例地增加成本。舒尔茨则明确地提出，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在经济现代化当中是携手并进的。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意味着经济状态是非均衡的。非均衡出现时存在着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给具有人力资本特性的群体创造的。比如，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加强，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与生产的紧密程度提高，他们的研究会更多地贴近生产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产业良性的互动。再如，经济增长带来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与生活水平提高相关的技术服务，如医生、教师等等必然增加，而且这类服务还在细化，医生可以为大多数人服务，也可以成为私人医生；教师同样也可以是从事家庭教育的。再如，与专业化和技术提高相关的是协调，经济中就需要更多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经理人员以及从事一般管理工作的人员。这些职业的出现又会加速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关系。
3.当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因素时，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影响就尤为重要。列昂惕夫关于资本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之谜的解，是投入到这些出口产品的劳动服务是集约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富有的国家出口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服务。在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动力的今天，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实际就是增长的发动机。正如罗默而言，“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的均衡存在。”这里充分体现出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作用。专业化人力资本意味着在他专业技术层面上，这些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并且，他所产生的生产率效应会扩散到其他人，因为在相互联系的经济系统中，一个层面的技术产生的生产率效应不能产生扩散，那么，最终这一层面的生产率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如果不是以技术专利的形式出现，则必然存在着外部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专业知识或技能。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的专业能力是由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收益递增决定的。由此，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能使经济长期增长的稳定环境。这是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与物质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重要区别。
四、政策建议
运用扩张需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表现出有限效用时，其政策方向的调整是必然的。这种调整基于两点：一是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二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确定。第二点对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确定我们应该已十分明确，第一点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90年代经济调整之初，我们的认识局限在经济过热，对于经济过热掩盖的发展阶段的变化忽略了；在经济降温后，经济发展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深层次问题尽管已经暴露出来，但又被经济的低增长所忽略。当经济增长成为主要关注方面时，注重总量问题而非结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忽视结构的总量扩张，遵循的是一般均衡增长原理。一般均衡核心公理是收益递减，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实际执行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隐含的目标并非是促进增长，而是抑制增长，产生“政策悖论”。（注：这一“政策悖论”在目前我国经济中经常发生。如允许国内居民用自己外汇投资B股市场，扩大居民投资渠道，但2001年6月1日以后进入的限制，使得国内居民进入“解放”了B股市场原有投资者，而这部分投资者中部分是外资机构投资者，结果是套住了国内居民，放走了国外机构投资者。再如国有股减持本是更加规范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利好政策，结果因为方法不当而成为影响股市的利空因素。这给我们一个警示：好的政策动机，不一定取得好的效果。）所以，在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时，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应该审慎从事。
1.转变观念。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投资（物质资本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且对投资概念也仅限于同质的，由此，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这一观点依然存在于现今的扩张性政策中。如理论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于投资经济发展中较为薄弱的、属于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遵循这一理论基础设施行业成为重要建设和重复投资的新领域。如机场建设。四川乐山到成都相距仅100多公里，要在乐山修建机场；长春和吉林两市在分别已经有机场的条件下，要在两市之间另建机场。而已经建成的九江、蚌埠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仅为100多人，芜湖机场为3800人，阜阳机场为6000人，也就是说，这些机场运营好的每天也只始发十几位旅客。投资上亿元建设一座机场，每天运送十几个旅客，这一投入—产出比的效率不算也清楚。（注：参见，经济参考报[N].20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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