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新首相菅直人刚—上台便提出了要建设“强大的经济、强大的财政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雄心勃勃，堪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但面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严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日本舆论对其能否实现“经济与财政并立”发展，表示怀疑。
新经济学的新增长战略
6月16日，随着本届国会闭幕，参院选举拉开征战序幕，日本民主党面临诸多两难课题。为确保参院选战胜利，构建坚实的执政基础，菅直人领导的民主党提出了新版“政治公约”，主张“财政、经济并立发展”，并拟出台包括“中期财政框架”和“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总规模达250项政策内容，其中21项设定为“国家战略项目”，作为“紧急课题”优先落实。政策基调明显表现出重归健全财政的倾向。
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民主党政府主张以亚洲市场为重点，以吸引外资为手段，以降低法人税率为杠杆，拉动就业，振兴经济，实现财政“有效增收”，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新经济增长战略设定了包括环境、能源和健康等7个重点领域，21项“国家战略项目”。其核心政策是，对外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内降低法人税率，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具体优惠政策包括一定期间内的税收减免、出入境手续简化，以及对重点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对于已经投资于日本并拟增建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政府也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日本，力争到2020年实现对日投资倍增，提供就业岗位由现行的75万人增至200万人。
放松管制 吸引外资 开拓新产业
为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对内投资，或从海外回归日本市场，民主党政府承诺将法人税率降至“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迄今，日本企业的法人税率高达4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导致日本企业不断外逃，资本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不足。对此，日本最主要的压力集团组织——经团联等不断要求政府税改，促进日本企业回归国内，完善产业结构。但战后以来，高水平的法人税率一直是自民党政府“取高补低”，避免经济高增长带来社会扭曲，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武器。而税制改革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更涉及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备受抵制，历来是日本政治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自民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落实到政策上。菅直人上台后，通过借助首相咨询机构“税制改革委员会”的智慧，大胆提出了“以阁僚协议文件”方式，回避政治羁绊，落实法人税制改革的思路。其基本理念是，降低法人税率虽然短期带来税收减少，但长期上可刺激企业投资，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从而扩大税收基础，实现“有效增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菅直人政府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刺激尖端医疗技术临床化、产业化，以扩大医疗、保健、护理等新型公共企业发展，完善环境、健康、观光主导型产业和经济结构，扩大经济规模。目前，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进入典型的“老龄社会”，迎来劳动人口绝对减少的时代，创新钝化，经济缺乏活力，整体竞争力下降。尤其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日本的GDP总量停滞，世界级经济大国地位难保。而长期以来，日本的医疗、保健等行业备受政府管制，有竞争力的尖端医疗技术及其设施，难以进入医疗保险体系，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临床实践和产业。此次，“营直人经济学”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尖端医疗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实践，促进保健、护理事业企业化，形成产业，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具体对策，新经济增长战略拟面向中国等亚洲各国出台“赴日就医签证”，吸引海外患者，形成、扩大新兴的“医疗出口产业”。
树立新的亚洲观 促进基础设施出口
尤其是，针对金融海啸后亚洲经济一枝独秀的新特点，新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战略项目委员会”，讨论重点攻关项目，制定国家主导的“外交促销程序”，以力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日。其重点目标是亚洲的核电项目、环保项目、水资源以及水商业项目。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
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初步思路，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几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便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主导日本单独出资1亿美元的“东亚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该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范围，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将达2000亿美元。其目的是推动以东盟、印度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构建。该方案将以东盟秘书长名义正式提出，10月提交给在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讨论。
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企业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
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实际上，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目标也是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日本“亚洲观”的改变。其主要考量如下：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6”方向扩展。问题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近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
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收益的2倍。今年3月，中国贸易6年来首次出现赤字，规模为72.4亿美元。而其中，对日贸易赤字高达65.3亿美元，约占90％。这与日本危机后大举对华扩张出口有直接联系。
今后，随着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到来，日本产品在亚洲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对亚洲的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
地区合作追求的是地区和平发展、利益共赢，为此，只有建设公平、平等的合作发展格局，才有可能实现地区互利互惠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