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而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约莫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应该说明的是，西学本身也是发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遗存的早期学问如“经学”(ClassicalStudies)，便颇类20世纪前期中国所谓“国学”，实为一种以文字为基础的综合性学问，而今已衰落的欧洲“汉学”也正有西洋经学的特色。（注：季羡林先生在讨论什么叫“文史”时说，“它同我们常讲的‘国学’，外国学者所称的‘汉学’或‘中国学’险些是同义词”（季羡林：《文史天地广阔无边——代发刊词》，1998年1月21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见解。）直到今日，这类西方“旧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区域研究”这类新学也还半独立于“常规”的学术分类之外，通常的专业或学科排名之中便不包罗此类学科。
梁启超在1902年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这已暗示出中西学术分科衔接的困境。特别是在西学分类被敬服为唯一“正确”或“正当”的体系后，只能是中学适应西学，也就只能是所谓在传统之外改变(changebeyondthetradition)，这更增加了中学分类的困难。且怎样处理既存学术与新确立的学术分类体系的关系，直接牵涉到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敏感问题，不但偏于守旧者无法回避，趋新一方尤其存眷。
相干的思考在20世纪的中国是持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存眷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两次关于国学与汉学的跨世纪争论直接与西方学科分类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渐渐确立以及中国学界的调整与因应相干——不少学人在因应时发现，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歧异，有些既存的研究对象或治学取向似不那么容易转换并融入新的分科体系之中。本文简单回顾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希望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论争的学科背景。
一、图书分类与教学分科
中国先秦期间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期间，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故有孔门四科之说。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3]且渐渐形成重博识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但为做官）的士人长期寻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见解。
此后两千年，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治者，但皆未得到广泛承认）。钱穆曾说：“中国昔人并未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以为其是一团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4]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读书人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但以经学（及其在各期间的变体）为主，（注：这里为讨论方便，仍以后人习用的“经学”这一称呼。实在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言，“经学”作为一种学科简直立也较晚；秦汉所设博士，便不尽以内容分类，而是注重“家法”。）离此而专治他“学”的，历来少见，惟宋代或稍破例，曾出现治史学者与治理学者争胜的情形，即所谓“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也。（注：张文见《玉海》卷49，转引自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98-199页。关于宋代史家的独立学科意识，拜见蔡著118、192页。按宋代的经学史学之争与当时政争有密切关联，故史学的独立意识部分也受政治影响。说详蒙文通《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317-318页。）
总体言之，昔人治学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日见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今日赛先生意义上的“科学”，早年多译作“格致（学）”，当时人们说“科学”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之意。这样的“科学”虽然也具有新意而属于新学，却与后来和赛先生划等号的“科学”有相称距离。[5]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并渐渐确立正统地位后，中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涵理路也曾出现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标，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注：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6册，22页。故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以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而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伶仃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相互帮助以求进步”（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4月，315页）。两人的见解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伶仃”，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抵牾。实在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这就是说，桐城派兴起之前清代经学和史学已出现专门的趋势了。但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概念，大抵还是近代西潮东渐以后的事了。
西潮的冲击支持了中国学界内涵的专门倾向，晚清时便有像薛福成这样的读书人主张建立专精的学问。[6]章太炎在20世纪初年更特别看重当时分科意识的加强，他说，“迩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学人乃渐渐树立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7]而前引傅斯年对桐城派的批评，已是后来分科意识进一步强化之后的见解，实在桐城派在强调“缺一不可”的同时，先已承认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学问的存在，到底还是某种分科意识的表现。
晚近学人先有了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见解，然后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结果很容易就重新“发现”了所谓四部分类，“四部之学”成为中外不少学者的口头禅（过去也常见用“乙部”代“史学”的，但多为非学术的随意表述；偶有稍正式者，也未必真这么想）。（注：比如旅美学者汪荣祖就说：“中国的旧学问，大抵可分经、史、
子、集四门”。拜见其《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40页。）实在中国学问本不提倡分而治之的取向，说四部分类是昔人的学术分类本身就有些违背昔人的学术见解，况且经、史、子、集这一图书文献的四部分类流行也不过一千多年而已。只是由于论及古代学术流派的载籍不多，一些学者或因长期从记载书籍源流的文献梳理学术流派，偶然中形成了书籍与学术流派等同的习惯见解。[8]
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科的见解传入，惯从四部论学的学者便产生四部分类就是学术分类的见解。实际上，古今图书分类虽然都与学术分类密切相干，但两者间毕竟有不小的区别。近百年间一些学者将图书分类看作学术分类，大概就是只看见两者的相干而忽视了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今日的图书分类基本以学科为依据，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常常并非以学术为准绳，或以书之多少为类、或以书之形式大小为类、或以书之体裁为类。如四部之一的集部，就是典型的按体裁分类。[9]故主张“学贵专门”的章学诚以为文集这一体裁的出现就是由于“师失其传”而使“学无专门”。（注：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叙例》，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71-773页。乾嘉时颇受冷遇的章学诚在近代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或也因“学贵专门”这一主张与西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见解看来有相通之处。）
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更易为昔人接受的学术分类，大概不如从昔人论学而不是藏书的言说中去寻找。比如乾嘉时人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或词字稍异而意思相类者）这样的区分，就比四部分类更靠近昔人学术分类的见解，故为“汉学”派之戴震和桐城文派之姚鼐不谋而合地言及（虽然他们的本意是三者可分也不可分），并一直为很多学人所重复，（注：按当时焦循尤其存眷“考据”是否可算作一“学”，拜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沿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熊十力提出，孔门本有品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说，惟“考据不别立科，盖诸科学者，无一不治六艺，即无一不有考据工夫故耳。后世别有考据之科，于是言考据者，乃有不达义理及昧于经济、短于辞章之弊”（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213-214页）。按熊氏此说通达，则“考据”即后之所谓“方法学”也。）后曾国藩又根据期间的需要加上偏于应用的“经世”一类（注：曾国藩这一补充只管更多是出于期间的需要，但从儒学言也黑白常重要的。盖义理、辞章、考据三学并不能衔接先秦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当时主要体现在今人所谓外交上），甚少顾及“澄清天下”这一传统重任，反倒靠近于今日的“学术”概念。可知这一分法深受清代汉学风气影响，还真有些学术独立的意味。前引傅斯年所说的清代经学及史学的专门趋势，或即以新学术见解反看历史。由此视角看，他所攻击的桐城派姚鼐虽文宗唐宋八大家，明显偏于宋学，亦可谓汉学家也。这一背离传统的治学取向由后期桐城派曾国藩来补充，加上“经世”一门后学问更靠近早期儒家本义，也算是桐城派一段佳话。简直，当年士人所学若皆在义理、辞章、考据方面，为官时自难以之退虏送穷；“经世”之学的重新回归本受西潮冲击的影响，当时也确实更多涉及洋务或夷务，早期的具体设学更落实在“方言”之上，都提示着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实不能少，则通常以为最理解经之本义的乾嘉汉学确有背离传统之处，宜其为宋学家所攻击。进而言之，西学取向既然与中国古代传统相近，晚清那些说西学源于中学者似也更容易理解些了。），成为一些士人的思想资源（注：熊十力后来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辞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211页）。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是基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但却注意到这已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
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恐怕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各类新学章程及课程表才是了解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个重要参考系。从戊戌维新前开始的整理书院（其重要内容便是“定课程”）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政府和书院、学堂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先后有经学、史学、掌故学（略近于今日的现代史或今世史）、舆地（地理）学、诸子学、理学、时务、治法学（政治学）、词章学、文学、格致诸学、算学等。（注：后两者也曾并称格算学，实际是愈来愈以固有名词指谓西学，也可以不计入中学。这其间比较靠近西部的表述大概是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在强调学堂并非专讲西学时，特别指出中学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见《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影印本，91页（栏页）。但“理学”与“子学”显然不能等同，由于它们同时并列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词章之学和“集学”也有相称的距离。）
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应能提示当时人对学术分科的一种见解；二是《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此前在实际教学中一向得到提倡的史学未能专立一科，而是成为文科之下的一个学门）。除设经科大学作为“中学为体”的象征外，这已基本是摹仿，没有多少传统的影响。进入民国后“经学”不立，格致学改称理学，大抵即是后来办大学的模式。（注：拜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450-477页。应该指出，刘教授是主张“四部之学”为学术分类的。）
与此同时，晚清民间或半民间的书院等也在尝试怎样对学术分科。经曾国藩补充而成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种分类便被一些士人采用，康有为自述其在长兴学舍教学内容，所设“学目”正是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种。[10]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则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学科”，次序和名目略有更易。其中义理之学包罗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罗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罗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5页。这里的部分细目恐为梁的事后创造，或至少有修改，盖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所述基本不涉西学，尤其“泰西哲学”恐非19世纪90年代初期国人之用语，遑论以之为教学科目也；然其大科目标划分与康有为略同，可知该学舍当年确如此分科。）具体细目暂无论，康、梁共同的这一大科目标划分提示了民间一些学者确实如此思考学术分科。
二、区分“学理”和“致用”的尝试
实际上，在试图衔接西学时怎样使用中学术语表述新概念也曾困扰着近代学人。朱维铮先生曾将古代中国关于“学”与“术”的区别归纳综合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后来或因“术”渐同于君王南面之术而曾引起
乾嘉学者试图区分“学”与“政”的努力。[11]他所指出的“术”与“政”的渊源简直重要，这一关联曾引起晚清士人的注意，而“政”在当时也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梁启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学书目表序例》里便将西学分为“学”、“政”、“教”三大类，“教”暂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但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罗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12]
这里的船政、矿政等，更多是指今日所说的“科技”之“技”，大体传承了“术”的早期含义。然而，“政”的这种超过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包容性显然与后来渐渐为中国人接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故此后“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西学”便有“西政”和“西艺”的明确区分，后来“西政”渐渐落实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时包罗今日涉及“管理”一类的学科，与再后确立的“政治学”一科尚有较大区别；进入20世纪，邓实在光绪二十八年（约1902年）办《政艺通报》时，与“艺学”并立的“政学”才基本靠近今日所谓政治学，即时人口中的“政论”或“政法”。
不过，假如不预设某种分类体系自然正确的见解，试图用“政”来涵盖《奏定学堂章程》中相对偏于实用的政法科和农、工科，实有所见，盖若可以区分人与自然的话，当年和今日所谓“理科”，皆关于自然的学问；而农、矿、工、商、兵、船等实用之“政”，则皆人类运用有关自然的知识于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它们简直可说是“社会科学”，与法政一类今日所谓“社会科学”在学理上是相通的。而且，这些重应用的学科在团体思路上确较靠近，而与侧重学理的文、理科颇不雷同。（注：蔡元培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1917年入主北京大学时即主张“大学”应发展偏重基础理论的文、理科，别的侧重应用者均应析出与各专科大学合并。虽然，梁启超已指出，“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综合大学包罗应用学科也是较常见的通例。但蔡元培主张区分学与术，他以为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而学理和教学是有区别的，“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近代中国人本已“重术而轻学”，再加上“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达之兴味本易传染”，北京大学此前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而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3卷，149-150页）。这一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简直值得思考，今日大陆各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据上面的思路，蔡元培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最主要的来由即“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侧重致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来由》，《蔡元培全集》，第3卷，130-131页）。且蔡氏的见解也并非独创，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设置，相称靠近蔡元培的见解。）
梁启超的书籍分类对稍后的学科分类有直接的影响，蔡元培在1901年撰《学堂教科论》，参照日人井上甫水的方法，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三大类，与梁启超所分的“学”、“政”、“教”三大类颇相近。其中“有形理学”大抵即今日的理科，而“无形理学”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学”（一级学科），下设“政事学”（二级学科），即不但包罗“政学”和“法学”，也包罗“计学”（由财政学、农政学、工政学、商政学构成）和“兵学”，也大抵靠近梁启超的“政学”一类。（注：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142-149页。这一学科见解大概即是蔡元培1917年为北大提出“大学改制”的思想基础，蔡氏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异”（《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讨〉》，《蔡元培全集》，第3卷，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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