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之间  
发布时刻： 2003-10-14  作者：李宣侚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决意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01）。

    上世纪90年月初，余英时教授揭橥《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系统而厉害地指摘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不凡是关涉到熊、牟以”心性”论”道统”的讲法。该文颇受关注。遗憾的是，在有关的谈判与争论中，无论是余文的撑持者照样回嘴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设定的圈内钻来钻去，根底上无助于题目问题的了了与深化。

    事实上，若是我们超越了现代儒学成长中师承与门派之间的各类纠葛与限制，那么更深一层的题目问题仿佛就不在于熊、牟一系若何讲，而在于他们为甚么要这样讲。余师长教师的着眼点首要在于哲学（熊、牟）与史学（钱穆）两种进路的分判，仿佛没有关注到后一层面的题目问题。近读郑家栋教授新著《断裂中的传统--决意信念与理性之间》，方知晓从儒家传统的”断续之间”来看，熊、牟有关儒家”道统”的讲法，实相干甚年夜；并由此也在内在脉络和理路上，对于80年月以来众说纷繁的儒家传统”断续之间”的题目问题，了然于心。

    ”断裂中的传统”之所谓”断裂中”，似可以年夜白为”断续之间”。而”断续之间”事关复杂，也极为复杂。今日与传统相关的诸种谈判、争论、研究等等，可以说莫不与”断续之间”的题目问题有关。而对于郑著来说，”断续之间”并不是一个剖断或结论，而是睁开为极其复杂的脑子脉络与学理系统，其中不只关涉到脑子、历史、社会等分歧层面的分化与学术史意义上严谨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关涉到脑子家小我的禀性、才思、学识、履历等诸种成分的切磋，关涉到必然的与有时的、主流的与枝节的及脑子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彼此影响、制约与限制。

    郑著有一个根底的剖断：”儒家还在世，活在脑子而非历史中。”此一论断有一前提，即感受”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较之任何脑子与文化形态都更完整的显示了”脑子与历史之间的统一”：”在儒家传统中，脑子与历史是统一在一路的，脑子理当能够在历史的具体性中显示出来，实现出来，脱离历史的脑子会被感受是抽象的，不真实的。”1 所谓脑子”在历史的具体性中显示出来，实现出来”，即显示为社会律例、轨制与礼俗，显示为社会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国”或”儒家中国”一类概念，就是着眼于”脑子”与”历史”（社会）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情形又若何呢？”儒教中国”是一连的照样断裂的？这在履历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无从回覆的题目问题，因为分歧的说法同样可以获得论证。而郑著所要处置责罚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题目问题：就儒学自身成长的义理结构及其演化，显示现代儒家若何处置责罚”脑子”与”历史”之间的相干，这其中发生了若何的改变，此种改变又具有若何的意义？

    书顶用相当年夜的篇幅疏理和论析后”五四”时代的”道统”概念，此年夜有深意。二十世纪以来，讲”道统”的一个根底趋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月，余英时一定钱穆师长教师所主张的以”整个文化年夜传统”为道统，回嘴余氏而戍卫熊、牟一系者（如牟氏门生李明辉等），居然亦论辩后者同样是以”整个文化年夜传统”为道统。显然，到了这里，所谓”道统”已经”泛化”得没了边际，而且此”泛化”是作为某种理想的状况被一定。而现实上，道统概念的”泛化”在必然意义上反映泛起现代儒家的茫无归着和游离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当然不是以”整个文化年夜传统”为道统，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斯。如余英时师长教师言，熊、牟等是”以对’心性’的年夜白和体证来剖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里我们不谈判熊、牟以”心性”论”道统”与宋儒以”传心之法”论”道统”的区别，此区别概略并不主要，题目问题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论”道统”的意义何在？

    尽管”道统”一词泛起较晚，然则传道统系却是原始儒家的一个老题目问题。且在必然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以”传心之法”（宋儒）照样以”心性”（熊、牟等）说”道统”，均非原始儒家的本义。从孔、孟脑子来看，儒家之”道统”首先是表此刻政治与文教轨制方面，此所以必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中国上古社会之”立法”者也。其所立者不是”心性”之法，而是”社会”之法，是政治、文教与礼俗之法。孔子为甚么时刻不忘周公？因为舍弃此一端绪，我们便无从知晓中国社会从强横到文明的演化，也无从年夜白何谓”中国文化”。《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可以一定地说，这里所谓”尧以命舜，舜以命禹”者绝非”心性”之法，把”允执其中”年夜白为”人心”与”道心”之间，那也只是宋儒的说法。《论语》中此一段非同小可，它划定了儒家境统的基调：此”道统”不是”心性”或”传心”之统，而是政治法统。后来孟子讲传道统系，就是从尧、舜、禹、汤、文王、孔子讲，并透露表现”乃所愿学孔子”。依据凡是的年夜白，孟子之”愿学孔子”者，乃是孔子的”仁学”；而现实上，孟子脑子的落脚点是”仁政”而非”仁学”，是”政治”而非”道德”，概略说是道德化的政治而非后儒那种空谈心性的道德：”王道”与”强横”之争才是孟子脑子的焦点。


    图为现代三位著名儒家学者，左起徐复不雅观、牟宗三与唐君毅。

    牟宗三、钱穆等都强调唐、宋之间有一转向：唐畴昔是”周孔并称”，宋以下是”孔孟并称”。而以”孔孟并称”说道统，凸起的是”内圣”方面。此一调整启事何在？牟、钱两师长教师并没有的当的年夜白与声名。宋儒的起点是针对释教的搬弄，而释教的搬弄不是来自政治、文教轨制与法统方面，而是来自生命伦理、生命意义方面，来自”心性”方面。所以，宋儒以”孔孟并称”来讲儒家区别于佛家的”传心之法”，就不是没有事理的。

    这其中的要害在于：尽管外面上牟宗三与宋儒的道统论同样是凸起了”心性”的层面，其涵义却完全分歧：宋儒是在儒家政治与文教法统没有受到搬弄的情形下说”心性”，其前提已经预设了儒家政治法统和社会范例的存在及其不变性，此政治法统是肇端于所谓”三代之治”，其间并没有本色性的改变；而牟宗三则晓畅指出儒家”道统”不能够从”三代之治”讲起，此所以他频频强调孔子之”仁教”乃是”对于道之本统之重建”。与此相联系，他也晓畅否决从”六经”方面来定位孔子，感受”对于《诗》、《书》、《礼》、《乐》、《春秋》，无论是删、定、作或只是搜补，有述无作，皆不主要”2 。所以，牟氏的特异之处不在于以”心性”说”道统”，而在于要舍弃”三代之治”讲”心性”、讲”道统”。此一点无论是相对于传统儒家照样自康有为到熊十力的近现代儒家来说，均属”革命”之举。此方面人们不凡轻忽了牟宗三与其业师熊十力之间的伟年夜差异：后者照样依据今文经学的架构讲儒学、讲孔子，故”孔子作六经”是立论的根底起点。

    近代以来儒家所面临的乞助紧要与隋、唐之间所面临的乞助紧要有一个本色性的差异：前者首先是来自社会的层面，而与佛家的搬弄是来自生命意义的层面分歧。这一乞助紧要的深刻性在于它摇动了儒家的社会系统编制，儒家的”三代”法统。康有为彰”三世”之说，贪图把乞助紧要处置责罚为一个”三代”法统内部的题目问题（至少在形式上如斯），但没有成功。此后，在近现代儒者那里，”三代之治”便成为了一个不能够不讲，亦不知道若何讲的题目问题。直到牟宗三晓畅主张舍弃”三代之治”。这一转折非同小可，它注解：儒家的政治法统断了，且近现代儒者在履历了近百年的徜徉之后，终于从学理上认可了这种断裂。它现实上划开了近代以来儒学成长自康有为以下的又一个界限：此前（直到熊十力）近现代儒学的成长根底上没有超出康有为的题目问题和今文经学的配景。

    政治与文教法统的断裂还表此刻现现代儒家对于”儒家与宗教”之相干的熟悉上。郑著中同样用很年夜的篇幅来疏理和剖析此一线索。历史上，儒家作为国家宗教，原是与一整套典章轨制和礼仪律例统一在一路。且对于”政教合一”的系统编制来说，政统与教统、政治的与宗教的，原是有着弗成朋分的联系。康有为试图对于两者加以区分。而康氏之后，儒者则多不认可”儒家是宗教”的概念。直到50年月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又从头强调儒家是宗教，且是一种高于耶、释两年夜传统的”圆教”。此一转向意义何在？现实上，唐、牟等人所论”儒教”，乃是把与”祭天祭祖”等礼仪法统联系在一路的一种社会化、公家化的崇奉，转化为某种”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所以，不是在康有为那里，而是在唐、牟那里，儒家实现了在某种意义上的”政” ”教”星散--在康有为那里，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一个政治题目问题，而在唐、牟等人那里则不再是一个政治题目问题。更年青一辈的新儒家学者则自西方引进”宗教性”一语来处置责罚”儒家与宗教”的相干。而现实上，任何一种文化学说概略说哲学理论，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宗教性”。”剖析哲学”岂非没有自己的”宗教性”？”剖析”的前提必然是某种超越于剖析的决意信念与设定。

    上面讲的，关乎到传统”断续之间”之”断”的方面，那么”续”的方面又若何呢？

    郑著在”附录”中收存了美国方面治中国脑子史的著名学者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的一篇数万字的长文，该文系墨子刻为郑家栋《牟宗三》一书所作的书评3，而其中所谈判的题目问题，对于我们厘清儒家传统的一连性题目问题助益甚年夜。

    墨氏不赞许郑家栋有关儒家已经”走出历史”的剖断，他仿佛更注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关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