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驳正席卷中国大陆。很多人以为儒家文化至今还是束缚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枷锁。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另一个基本领实：除了50岁以上的人外，很少有人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育，今世中国大多数人(包罗知识分子)是在反传统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自五四以采，彻底反传统险些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广泛心态，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新一代人仅仅是在大批驳的对象中知悉儒家的。海外学者将此称为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之停止。是的，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出现过如此波澜壮阔的群众思想改革运动。移风易俗、学习雷锋、斗私批修等风暴一个接一个。在相称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文革后期短时间的批林批孔运动)儒家文化在大陆已经被社会遗忘，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既然传统已经停止，那么本日中国青年一代又为何感到自己是如此深地陷在传统文化之泥潭中呢?
听说列宁非常喜欢这样一句格言：历史常常和人开顽笑，有时它想走进一个房间，实际上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中国今世思想的发展也这样和思想运动发动者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系列的思想改革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加固和恢包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之沉渣(比方皇权主义、极端的文化专制)是以文化革命中最革命的面目出现的，而文化革命本身无非是几十年来一系列越来越左的思想批驳运动的最终结果。今世思想家只要不乏历史感就一定可以领会到，半个世纪以来，社会思潮的发展好像绕了一个大圆圈。最初人们从彻底反传统开始，不停地寻求、批驳，在几十年后忽然发现我们企图批驳的传统仍然如高山般地坚定地屹立在我们面前。这一切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一个民族的传统好像是一种无法超越的群体偶然识。
我以为，传统的束缚之所以觉得不可捉摸，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个领域被文化研究者长期忽略了，这就是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今世文化—比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和儒学很少有共同之处，批驳旧世界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未曾停止的任务，儒祖传统中的很多因素，比方宗法制度、男尊女卑在近几十年中确实遭到了扫荡。但是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
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个不停创造生长有生命的机体，在总体上，决定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而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表达。与深层结构相比，它的主张、口号甚至它的原理都是处于受团体结构制约的地位。实在，从结构上讲，今世中国的文化形态包罗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非常雷同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今世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彻底地批驳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一定是顺着与儒家文化发展同构的逻辑展开的。因此，一方面传统在名义上遭到批驳。另一方面，与其等价的东西却在运动中制造出来，而且在现代的名义下变得出奇的强大。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明白，几千年前已经死去的思想家是不能直接束缚我们本日文化的。传统的力量从来在于它是一种实际的存在，特别是那些表面上是属于本日的文化，我们已不把它称作传统，但实际上却是和传统同构的思想。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不可能考察儒家文化深层结构怎样影响中国今世文化形成的全过程，我只准备讨论其中一个很局部性的方西，这就是仅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采分析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的结构
在讨论主题之前，我必须先简述一下儒家文化的一些最基本的结构。我们曾经指出过，可以把意识形态结构分解成价值观、哲学观以及社会观三个子系统来加以掌握。价值现包罗这种文化体系的终极关体、人生态度以及伦理基础；哲学观则是由知识系统(自然与社会)和思想方法构成；社会观更多地涉及这种意识形态对理想社会组织方法的见解。我们以为，不同的文化结构中，这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是不同的。而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伦理价值现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居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使得知识系统显得非常单薄。众所周知，儒家把人具有伦理意识看作是人的最基本属性，它是人和禽兽的基本差异，人之所以是人是由于他可以具有道德感。于是，儒家文化具备了一个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甚至于其他一切文化在基本结构上的差异：这就是，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可以来自于人本身，而不需要来自于神的启示以至于其他别的系统(包罗知识系统)。这一方面使得早在两千年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具有无神论和人文主义色彩，但同时又带来了—个不容避免的倾向：在道德本位的文化中，知识系统肯定处于从属地位。伦理原则不可能是来自于知识系统的。相反，知识系统倒是适应伦理需求和围绕着人的伦理发展起来的。我们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儒家文化在结构上的这一特点，是为了说明在伦理系统和知识系统的基本关系上，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因此，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往往表现在它的深层结构方面。
五四时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是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宇宙观，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纪律。从中可以推出作为理想社会—一共产主义的一定来临。虽然，很多西方学者指出，共产主义的学说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大同世界的理想很雷同，但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还是以为它是知识真理，而不是道德理想。在早期共产党人看来，(实际上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伦理这一部分比起其哲学现(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观(共产主义学说和资源论)一直是相对薄弱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很多马克思主义流派，但它们大多不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本着抗日救国的目标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今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本日，没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只要我们宏观地考察毛泽东的著作，把它分解为哲学现、价值观和社会现三类，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涉及价值伦理部分的文章很少。假如把《抵牾论》、《实践论》看作哲学观的核心部分，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关于斗争策略等其他理论看作社会观，确实，在这两部分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但是，在伦理价值观上，除了文革中强调的老三篇外，我们险些看不到有份量的文献。
这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个伦理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呢?笔者以为，假如我们把毛泽东思想不看作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和著作，而看成中国今世文化的全体构架，那么只要我们去分析开国后一系列的思想改革运动，就不得不承认，1949年后中国今世文化正是伦理中心主义的。这里问题在于，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这方面的著作较少不
即是整个思想不包罗这部分内容，而且，笔者以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对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都过份看重了毛泽东的著作，而忽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无论就个人吸引力，思想的深度和文采，刘少奇都无法和毛泽东相比，但刘少奇的思想在党内的影响远比西方学者对他的估计来得深远和巨大。毛泽东作为一个成功地开创一代事业的领袖、革命家、诗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焕发出令人眼花隙乱的灿烂——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实在，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伦理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部分恰恰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它对今世中国文化的实际影响和毛择东的思想同样巨大，以至于有一种言传说，毛泽东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种忽略的原因主要在于毛泽东的特别地位。实际上，刘少奇是—个典型儒生型的革命家，他不擅长打仗，但在组织思想工作上表现出了良好的才华。“毛泽东思想”就是刘少奇第一个提出的；刘少奇在提出“毛泽东思想”之时已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融入毛泽东思想中，因此，才造成了近儿十年来《修养》一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以至伦理中心主义文化体系在中国的形成长期末被重视。
《修养》中的道德理想主义
为了研究《修养》和伦理中心主义的中国今世文化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分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基本结构。
《修养》由两讲构成。第一讲是概论，讨论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和怎样进行修养等理论问题。一开始刘少奇就在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人也是发展变化的前提下指出，人应该在不停改革社由中改革自己。关于社会和人类是不停发展的，这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基本性原理。“重要的在于改革世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熟悉的思想。但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文献中，、一直并没有非常强调在改革社会中必须改革自己。用改革自己和改革社会的关系来阐明共产党员要进行修养的理论根据确是刘少奇的一个创造。从此，刘少奇找到了一个把儒家伦理结构和马克思主义联合起来的交汇点。但是，假如仅仅泛泛地谈人的思想和世界观需要进行改革，这并没有太多惊人之处；由于世界观包罗非常广的内函，从知识更新到方法论和社会观。值得重视的是刘少奇提出的改革思想和目标，这就是：“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必须指出，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大多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真理接受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比马克思、列宁本人的为人和品格更为重要，甚至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品格怎样是无关的。在这里，刘少奇确实实行了一个理论重心的变换，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变成学习马列本人的品格。于是，当刘少奇避开知识、理论和方法，仅仅指出必须“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格，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榜样”时，就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道路：由知识真理型变为道德理想型。实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品格究竟是什么，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申很少谈到的，这样就为在马克思主义中进行伦理创造打开了突破口。在此，已经暗示了做新期间“圣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出现。
论证了“修养”就是学习马、列品格，做马、列的好学生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一定是怎样“修养”，这时刘少奇碰到了非常雷同于两千年来儒者一再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怎样修身”。
要知道，五四是一其中国史上空前解放的期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痛楚思想搏斗，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儒家中心的有色眼镜中解放出来，以为必须去寻找真理。：寻找真理”的本身就意味着“真理”高于道德的理论自觉，因此，五四期间的思想家可以站在人类各种思想的颠峰指点江山，大无畏地思考应接受什么样的新思想。他们其中的某些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勇敢地接受了它，并热情地宣传它，把它变成改革中国的行动。现在，知识中心论重新被破除，人们再次发现，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态度、品格是决定一切的，这样他们就很容易被那本来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儒祖传统吸引过去，于是，探索和怀疑的勇气为一种虔城的学习圣人著作的心态所取代。而且，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党员从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一天就被见告，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经典中的方法和知识是从属性的，重要的是改正态度，使自己思想纯化。马克思主义沿着伦理中心主义发展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不可拦截。
非常有趣的是，在《修养》的1940年与1948年版本中，刘少奇并没有同样地批评另一种相反的倾向，即以为自己是无产阶层出身，态度坚定，就可以不学马克思主义，不进行修养的见解。其原因黑白常明显的，由于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只可能是知识分子，而且主要是那些具有大无畏理性主义和杯疑精神，(或受过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并非是道德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因而在《修养》刚发表时，刘少奇的批评一定是针对这部分人的思想的。只有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向道德理想主义的转变后，。随着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越来越多，’另—种倾向，即以为态度正确就不需要进行艰苦的理论学习才会抬头，因而才有对忽视理论倾向提出批驳的必要。实际上，任何一个伦理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自身发展的一定逻辑是：随着它的普通化。知识在其中会越来越不重要，学习经典也会越来越简化。无论是儒家在后期的发展(比方到王阳明)，还是文革前的毛泽东思想，都出现了雷同的倾向。但是，这种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中国化时并不重要。
实在，除了强调态度和道德决定论以外，刘少奇在“怎样进行修养”方面虽然批评传统儒家修养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提出共产党员的修养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参加实际的革命外争，但在结构上仍和中国传统雷同。(儒家在很多场合也强调实践)。这种结构就为以后中国今世文化沿着传统儒学的轨道展开一系列在新名词下的、但实际上却是传统的思想运动(虽然规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奠定了基础。
从“内圣外王”到“斗私批修”
刘少奇在《修养》的第一讲中完成了将马克思主义向道德理想主义转化后，接着立刻开始偏重分析“党员思想意识问题”，这是《修养》一书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现和伦理的具体建构。这里，刘少奇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创造，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上的阶层斗争和共产党人内心的思想斗争(包罗党内思想斗争)存在着某种同构对应(注意：“同构”这一概念是笔者所用)。众所周知，阶层斗争曾被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主线，无产阶层可以通过颠覆资产阶层统治而建立一个没有阶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无论十月革命的俄国，还是二十年代前的中国，共产党人仅仅在改革社会方面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很少有人把社会的阶层斗争和每个人意识中的思想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更没有人想到几十年后可以发动一场改革思想做圣人的运动。表面上看，刘少奇把共产党人思想意识上的“公”与“私”的斗争和无产阶层与资产阶层的斗争对应起来。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反映，这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由于这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广泛原理的一个应用，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推论。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说来，这一发现却非同小可。中国传统思想中，从来就有把任何一种哲学引向“天人感应“内圣外王”的不自觉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人一旦认识到人的意识上的思想斗争和外部世界的阶层斗争同构，那么思想意识的修炼立刻就有了非常具体的内容，而且立刻被赋予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价值。由于这样一来，做一个新人——无产阶层革命家就在下意识上和传统上与中国知识分子非常熟悉的做圣人不谋而合，那些古老的传统，那些在现代西方潮流冲击下使中国知识分子觉得已经没故意义的目标(由于它们的丧失而带来了迷茫和长期内心的失落)立刻复活了。而且这种复活是用了一种科学世界观的名义。别的，这种同构对应使得共产党员的修养有着非常明确的标准：这就是为消灭私心杂念而斗争。
是的，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儒生修炼的目标从来没有这样单一和具体化过。树立大公无私的见解确实是历代儒者的道德理想之一，但由于儒家以人本身道德为基础来推导做人的标准，其修养的目标肯定是颇为复杂的。现在，这个问题不但变得简单而明确，而且得到了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量。我们知道，自从孟子提出儒生的浩然之气以来，道德的勇气、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力量的源泉，但为道德而道德毕竟是不够刚强的，特别是近代史上中国儒生道德理想的基础“天理”早已被西方科学和哲学冲得分崩离析。现在，刘少奇又在社会发展的科学纪律中找到了它。刘少奇用了整整一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一共只有九节)来论述“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他指出，每一个共产党人从事的斗争，包罗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这一历史上最伟大而且是一定实现的不朽事业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样，寻求道德目标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中得到了永生。共产党人从中得到了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虽然最后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阶层斗争学说。但对于深受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其理论根据不管是朱熹的“天理”，还是“历史纪律”，这大概并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传统的道德思辩就可以顺着被开辟出来的新河床滚滚向前，不可拦截!
大体上说来，在革命斗争胜利之前，刘少奇指出的这种阶层斗争和思想斗争同构关系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党内思想达到统一，使全体党员通过修养抵抗腐化，形成一种改革社会的组织力量，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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