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抵说来，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以后，无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期间的到来。（一）在讨论西汉政治文化中心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扼要介绍一下西汉时期区域划分的情况。在这方面，扬雄的《方言》及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留下了名贵的资料。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由于，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陈迹。别的，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地是向来都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表明，那就是：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基本没有变化。第二，《方言》中也记载了一些平凡语，这些平凡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1〗上述结论反映了当时的期间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坚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期间好像还未迈出战国的历史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另一方面，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眉目。秦晋方言多为平凡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雷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虽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表明。但是，这种表明好像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
八《高祖本纪》：……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本日所说“秦汉期间”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期间，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期间，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期间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雷同的例子另有很多，不再罗列。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期间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抵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饰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破例，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由于项羽是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但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来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部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代。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风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风修习战备”为表明似仍不够充分。由于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风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赖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开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忽然而来，假如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假如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假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实际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提倡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非常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假如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本日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宁静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法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忽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期间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簇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期间"。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虽然，这只是一种大抵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标题，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即是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由于“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赖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联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陪同，南阳不但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靠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靠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雷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
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肯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呷艘病Ｉ俅域４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期间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 导茨涎簟！督?椤肪硪晃濉兜乩碇尽废拢?quot;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爱好可能还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由于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别的，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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