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制度性安排 拓展区域内市场——新世纪的中日韩经济合作
一、东北亚正逐步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力量
东北亚的经济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世纪90年代仍保持了10.7%和5.7%的年均增长率，日本为1.4%。2000年，日本、中国和韩国的GDP分列全球第二、第六和第十三位，三国GDP合计63000亿美元，占全球GDP总和的20%，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所占比例分别为36%和25%。出口方面，2000年东北亚货物出口额达9000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14%（北美自由贸易区占19%，欧盟占35%）。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1990～2000年全球新增的29000亿美元货物出口额中，中、日、韩三国合计占17%，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所占的份额（分别为23%和25%）已相当接近。
东北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日本和韩国早已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钢铁、汽车、化工、造船等产业的生产和出口居世界前列，中国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外向度的提高，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东北亚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2000年，东北亚商船建造量达1550万吨，占全球总建造量的68%；粗钢产量达2.6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33%；汽车产量达1500万辆，占全球总产量的27%。近年来，IT产品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更为东北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北亚的市场容量正在逐步扩大。根据WTO的统计，2000年东北亚的服务进口额达1300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进口总额的13%，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所占的份额分别为18%和39%。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和韩国在1980～1998年期间人均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2%和6.5%，分列全球第一、二位，日本虽然一直未能摆脱经济衰退，人均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2.8%，与欧美等国的水平相当。
东北亚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蓄来源之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储蓄率高，二是外汇储备多。1999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2%，日本为30%，韩国为34%。高储蓄和高投资曾经是中、日、韩三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缓慢，但仍保持了连年贸易顺差，截至2002年6月，日本的外汇储备已高达4300亿美元(其中包含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的因素)。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投资增长受到传统产业生产过剩的制约，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续多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从1993年的20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底的2200亿美元。韩国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2002年7月外汇储备也已超过1000亿美元。目前，三国外汇储备合计达7600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40%。由于亚洲本地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这些储备大部分都流向了欧美地区，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
二、东北亚区域内市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欧和北美
除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短暂下降外，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始终保持增长势头。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出口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两国消费者有利，中国和韩国进口日本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满足了两国市场需求。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日、韩三国仍然以欧美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2000年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中、日、韩三国出口总额的36%、46%和35%，因此，虽然东北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已从1990年的11%上升至2000年的20%，但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7%和欧盟的60%相比，这一比例还相当低。
跨国直接投资（FDI）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而中、日、韩三国的相互直接投资明显不足。首先，东北亚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并不突出，2000年在全球FDI流出量和流入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4%(如果将香港考虑在内，这两个比重将分别上升至10%和9%，但由于香港主要是起到了一个投资中转站的作用，所以不宜将它看成是一个重要的投资输出方或输入方)和4.6%。欧盟则分别占67.2%和48.6%，美国分别占12.1%和22.1%。日本是东北亚资本输出的主要来源，在1990年占全球FDI流出量的比重曾高达20.5%，与欧盟和美国并列全球直接投资的三大核心，但在陷入经济停滞后，日本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大受影响，2000年在全球FDI流出量中仅占2.9%。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韩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也明显下降，占全球FDI流出量的比重从1996年的1.2%跌至2000年0.3%。
其次，东北亚的区域内投资比重也很低。2000年东北亚的区域内FDI比重按流入量计为11%，按流出量计为6%(由于中、日、韩三国间对相互直接投资的统计数字差异较大，故流入量统一采用资本输入国公布的数字，流出量统一采用资本输出国公布的数字)，而1998年欧盟的区域内FDI比重按流入量计为52%，按流出量计为40%。北美自由贸易区缺乏直接可比的数据，但下列事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区域内投资的状况：截至2000年底，美国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占加FDI总流入量的64%，加拿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加拿大FDI总流出量的75%；1994～2001年，美国和加拿大对墨西哥直接投资合计占墨西哥FDI总流入量的72%。
三、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障碍
迄今为止，东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中、日、韩三国之间还没有形成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这正是东北亚区域内市场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和北美的最直接的原因。
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会增加社会总体福利的理论在现实中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反全球化的呼声不仅来自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些利益集团也往往因担心开放市场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反对贸易自由化。在东北亚地区，农业部门一直是受到最多保护的产业，而无论在日本还是韩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在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相对集中的少数人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会迫使政府实行让多数人付出代价的政策。
事实上，农业部门并不是制约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唯一障碍。在工业部门中，也有一些人担心海外投资可能造成“产业空洞化”，增加本国失业人口。根据DRC的调查，日本和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在其国内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商界和媒体的压力，更多的企业认为受到关注的主要是因产业转移造成的地方政府税收减少，其次才是就业问题和“产业空洞化”问题。这些已经对许多企业的投资构成障碍。
由于韩国长期以日本为赶超对象，实行发展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实行重化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政策，在东北亚地区已出现钢铁、化工等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和相互竞争的格局。韩国和中国的某些产业在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方面落后于日本，一些企业担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能导致长期依赖从日本的进口，以及使产业分工固定化。
尽管中、日、韩三国的对外贸易均是顺差，但三国之间存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引起关注。如前所述，贸易的不平衡可能与比较优势的转移、或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有关，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各国总体福利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然而，三国都非常重视扩大外部市场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对出现双边贸易逆差表现的过于敏感。因此，担心贸易自由化引起短期内国际收支失衡，也是阻碍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因素之一。
根据国际经验，启动以各国之间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有相互信任的良好政治气氛，以便于政治家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协调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做出果敢的决策。中、日、韩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政治关系当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消除历史的仇恨，建立协调的民族关系，同样需要政治家们的勇气。
但是，以上这些障碍其实并不是东北亚独有的，诸如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战争历史等问题，在西欧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都曾遇到过，但两大贸易集团建立的过程和经验表明，上述障碍并非是不可逾越的。
四、走向制度性安排，拓展区域内市场
日本的经济停滞、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使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落后于欧洲和北美。尽管中、日、韩三国都在积极推进本国国内的结构调整和改革，由于缺少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区域内市场，每个国家可能不得不付出更高代价。
面对地区主义的挑战，中日韩三国应当积极做出应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北亚要维持并巩固其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仅靠各国独自的力量是不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内市场发展落后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不利于各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结构调整，甚至有可能造成资源外流，削弱东北亚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跨国直接投资在推进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直接投资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也已经起到了十分明显的带动作用。1990～2000年，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上升至9%，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从日本的进口占中国从日本进口总额的比重则由1991年的26%上升到2001年的68%。1990～2000年，从中国的进口占韩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上升到8%，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对韩国的出口占中国对韩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则由1991年的25%上升到2001年的49%。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三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所形成的区域内部市场，会逐步实现区域内产业的合理分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如果三国政府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减少制度上的障碍，甚至在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不断设置新的障碍，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是缓慢的、不稳定的。
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东北亚区域内的经济联系正在得到恢复。尤其令人鼓舞的是，通过制度安排推动区域内市场的发展，已受到三国政府的普遍重视。目前，在“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国首脑年度会晤已经成为固定机制，根据三国联合研究小组的建议，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制度也已在今年正式建立，这为三国寻求相互间新的经济合作模式打开了大门。如果能通过制度性合作减少或消除在相互投资方面的障碍——不仅包括资本输入国，也包括资本输出国的障碍，并通过投资促进选择开展合作的优先领域，无疑会提高区域内投资的规模，深化区域内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进一步增强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度，这就会不断增强各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力量，从而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中日韩经济合作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