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中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就当前的形势来看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预期不断不上升,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的推动,消费和对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偏低,由此央行更倾向于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分析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的背景下,这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并就此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及对策,以应对这种不利局面。本文主要建立在近期央行的几次连续加息的基础之上,从两个账户进行分析,对我国汇率制度和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的监管提出建议。
[关键词]紧缩政策 双顺差 扩大内需 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着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 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 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 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不良资本的流入。
四、总结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货币当局更要注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充分考虑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各个经济要素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有针对的对经济宏观方面进行有效的调节与监管。调节的重点要充分考虑国民福利的得失,站在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引导经济走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正常化,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抗打击能力,克服短视的行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密切关注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打击不健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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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彩 刘玄:《中美国际收支失衡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J].外汇管理与研究2008(2)
冯彩:《调控我国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选择基于政策搭配理论的研究》亚太经济2008年第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