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政府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这种发展战略呈现越来越明显的不可持续性。我国需要在调整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关系和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运行的内外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在稳定投资需求的前提下着力提高投资效率,在完善收入形成制度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以力保出口需求为契机推动产业升级。
关键词:政府投资;出口导向型战略;消费需求
一、引言
受过去多年形成的经济体制及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政府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的共同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低于世界水平。表1反映的是2004年-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
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一2008年间,中国虽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年平均消费贡献率却只有55.5%,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而投资的贡献率却高达40.7%,比美国高出21.5个百分点,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高的印度也高出7.4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率除低于俄罗斯外,也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日益显露。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我国的出口受到较大影响。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增速持续下滑,据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2009年全年贸易顺差1960,7亿美元,同比减少34.2%。在出口形势严重恶化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拉动,尤其是大量政府投资的直接拉动,2010年第一季度的情形依然如此。2010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5320亿元,同比增长25.6%,比上年第四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9%,在GDP同比11.9%的增长中占6.9个百分点。但从长期来看,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难免会出现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并存的局面,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阻碍经济正常发展。出口导向型战略对别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依赖性太强,金融危机后的现状即是很好的明证,即便依靠欧美日经济复苏,中国经济或许可以重新走上高增长轨道,这种方式也难以持续,况且危机还有重演的可能。
可见,过去多年来依赖的“政府投资+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遭受打击的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这些矛盾对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影响。因此,面对国际、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新格局和新问题,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保持适当投资规模,优化调整投资结构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投资率高低与经济增长快慢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较高的投资率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从现实国情来看,我国有必要也有能力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按照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不保持较高的投资率,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更为重要的是,保持较高投资率的目标是有现实基础的。其一,我国居民有着明显的储蓄习惯和很高的边际储蓄倾向,国内资本积累形成的基础雄厚;其二,受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市场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我国更会成为国际资本的流入国。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较高的投资率应该还是“适当的投资规模”的具体体现。
但是,较高的投资率也必然会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也可能引致经济的剧烈波动。因此,在保证较高投资率的前提下,必须注重对投资结构的调整。通过合理的投资结构来提高投资效益,提升整体经济运行质量。
所谓投资结构,是指一定规模投资的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方式和构成比例,它可以通过国民经济中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表现出来。通常情况下,若国民经济中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方面是均衡的,就表明经济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方式和要素比例是合理的。只有经济系统内各要素的关联方式和比例关系是合理的,投资结构的变动才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反之,若国民经济中的各相关结构是非均衡的,则表明前述关联方式和要素比例是不合理的,这种投资结构的变动就未必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会阻碍经济增长。
实现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就是要实现投资在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方面的协调运行,以谋求社会供求结构的相互适应。就资金投入而言,需要保证各生产要素的投资比例符合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构成的要求。其中,既要防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构成不能承载过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造成资金浪费现象,也要防止因生产要素投入不足而造成生产设备闲置和劳动力资源浪费。就资金流动或转移问题而言,必须保证各部门、各环节的投资比例符合经济结构合理化的要求。在这一方面,既要注意由于投资增长缓慢而导致的生产不足,也要防止由于投资增长过快而引发生产过剩。就投资重点的选择而言,则应保证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并实现经济结构的高层次发展。在具体操作中,既要避免不切合实际的产业替代和产业升级,也要注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及时淘汰及新型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
在现实经济中,投资结构可分为两部分,即增量投资和存量投资。因而,投资结构调整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进行。增量投资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新增投资在使用方向上的变化,及其在改变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存量投资结构调整则是改变以往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以达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要求。针对中国现有企业存量投资短缺和过剩并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而中低技术产业畸形扩张的状态,在扩大国内投资规模时,必须注重对存量资产的盘活,并以此来提升存量投资的效率和质量。
就近中期而言,应着重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中国
其二,转变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国内市场需求。投资结构作为经济结构演进的巨大推动力,影响着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从优化投资结构人手,将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经验表明,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一般要经历产业结构重心依第一、二、三次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第三产业的比重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但就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特征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国家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0年春季)》的统计数据,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5.1%,而世界平均水平则超过了60%。
具体而言,优化产业结构可以从三个方面人手:第一,提高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使三次产业的投资结构趋于合理。第二,通过产业生产率的调整促使投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要提高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引入竞争机制,增强第三产业的竞争力,缩小三次产业间生产率的差距。第三,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赖于其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加大服务业投资力度,着力提高现代服务业投资比重。加快建设服务业集聚区,不断提升金融、物流、信息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产业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服务业。
总之,在经济增长趋缓的大背景下,稳定当前的投资总量,将有助于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避免经济“硬着陆”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而适时转变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引导和创造更多与国内消费需求相适应的供给渠道,则可为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三、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最终消费率有效提升
扩大投资规模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受投资乘数制约。而投资乘数效应除受投资规模影响外,还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通常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的效应也就越大;反之亦然。而且,如果没有相应的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还会带来下一轮反向的“乘数收缩”效应。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居民存在“消费饥渴症”,消费需求主要随投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当社会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管理当局松动银根,扩大政府投资支出,扩张银行贷款规模,社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就能迅速扩张。但当前中国的短缺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基本结束,部分行业出现相对过剩,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与之相应,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方式也日趋理性化。这使得消费需求脱离投资需求的决定性影响,“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的经济活动,消费需求不足成为限制投资乘数作用的主要制约因素。虽然目前的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有结构方面的原因(比如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并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等),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总量失衡问题(即生产出来能够用作消费的商品及劳务总量,相对于购买能力来说出现过剩),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够高,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谋划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最终消费率的具体路径:
1.推动税收和产权制度改革,以增加居民收入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就应该尽量回归到“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将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从公共部门转向民间部门,实现“藏富于民”,减税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举措。一方面要大力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方面贡献突出,是保障国民消费的重要力量,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是很必要的,不仅可以增强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也可确保更多劳动者就业并获得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的税前扣除标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另外,需要进一步完善居民的市场化收入形成机制,逐步提高其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通过政策指导逐步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优化供需关系,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最终提高居民的市场化收入。财产性收^是居民市场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居民的有价资产,这就需要逐步明晰产权制度,提供有效的产权保障和财产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尤其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财产性收入更是解决其可持续收入长期性增长问题的关键。
2.完善分配和保障体制,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提升国民消费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用于医疗、养老、教育、安居住房等具有一定公共产品属性的支出。目前,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还不够完善,这使得居民不得不将其收入的相当份额用于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民的消费资金,使其消费能力相应降低。
未来消费的持续增长能力,取决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预期的改善。因此,要提高国民消费,就必须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提供保障性住房以减轻住房信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大幅度地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消除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出现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四、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
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了较大影响,在经济增长前景仍不明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的情况下,保出口需求的任务显得十分关键且艰巨。目前。需要在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大趋势下,逐步转变依赖出口产品低成本优势的观念,转而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发展,提高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改革,降低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稳定出口需求。
第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我国已成为贸易和经济大国的基本事实,意味着要通过适度降低外贸依存度,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及时调整出口导向战略,避免向产品附属化增长模式的方向发展。放弃单一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口规模,但通过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与扶持高附加值产业以扩大其产品出口,将最终有助于完成向技术引领的增长模式转型,实现内外需求均衡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近期调高部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就是为了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第二,强化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管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管理,改变过去注重培育出口生产能力和按照项目来分配使用基金的做法,把重点转向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方面,并注重把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与出口信货、出口信用保险、国际保理业务等金融手段相结合。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效稳定市场预期,降低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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