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2010年11月，我某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日本某公司（以下简称“B 公司）签署寄售协议，出口切花。协议约定：每两周交一批货，标准海运包装，每批两个标准20’集装箱（冷冻箱-Reefercontainer）；目的港，日本港口；寄售手续费（Handling fee）为（不含消费税）销售额的7%；货物销售款以最终发票计收，T/T方式支付，由B 公司在每月15 日和30 日汇付A 公司；协议期六个月。业务操作中，货物的进口清关手续由B公司代为办理，并垫付所产生的税费，所垫付费用日后在货物销售款中扣减。
2010 年12 月初开始，A 公司每两周发货一批，货物运输事务委托锦海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办理，锦海公司安排了台湾阳明海运公司船只将货物运往日本。装运港为厦门，目的港为东京。直至2011年2月下旬，该出口项目运行正常：A公司按期发货，货到东京港后，B公司清关、提货。货物顺利销售，B公司按合同约定如期将应付货款汇付A公司。
2011 年3 月10 日，A 公司价值人民币31.32万元，数量4000枝的鲜菊花分装两个20’标箱，再次在厦门完成装船，11 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强烈地震。12日，海轮离港，14日抵达日本东京港。
此时，地震对东北部造成的巨大灾害以及影响已经开始波及全日本，考虑到该批花卉将面临销售困难，B公司不予清关提货，并建议A公司：将此批花卉运回。考虑到在无其它销售渠道的情况下货物运回的货物和费用损失，A公司未接受B公司建议，随即通知承运人将货物暂存东京港口仓库，希望地震灾害影响很快过去，此批货物还可获得销售收入。然而，直至3月下旬，灾害影响日益严重，此批切花市值一再下跌，同时，由于货物仓储费用开始发生，承运方敦促A 公司，要求告知货物处置方法。随时间推移，A公司获知该批货物已经完全丧失商业价值。A 公司于是与B公司协商，寻求帮助，B公司称其由于地震影响，不能再对此批货物承担任何协助处理义务，面对此情，A公司束手无措。
由于损失严重，此间，A公司多次要求B公司、承运人为此批货物分担部分损失，均遭拒绝。3月26日，承运人最后通牒：要求A 公司授权处置货物并承担费用。面对继续产生的费用损失，对承运人的不断催促，A 公司选择了逃避并拒绝支付运费。
2011年6月，承运方代表锦海公司将A公司告上法庭，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其为此批货物善后处理垫付的货物仓储费、垃圾清理费，劳务费以及海运费等共计人民币112，350.00元。
此案不仅造成了A 公司整批货物的全部损失，又使其面临承运方十余万元的诉讼请求。
二、案情分析
造成本案损失的原因有二，一是贸易方式决定的必然风险损失，二是后续业务处理不当造成的损失扩大。
（一）寄售贸易方式的风险发生，卖方应对乏力
本案中，寄售方式下出口商面临的商业风险得以充分显示，即根据寄售协议约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口商自行委托运输，将货物在目的港交寄售商，委托其代为办理进口手续，然后代为销售。从货物交运到办理进口手续，直至其提货、销售完毕，寄售商既不支付任何款项，也不承担以上全过程中的任何风险。
在寄售贸易方式下，寄售商只是名义上的进口人，其所进行的一切操作均是代理出口商处理事务，所发生的一切税费均由寄售商先行垫付，再从货物销售收入中扣除。货物售出之前，合同货物的所有权属出口商，同时出口商也须对货物可能产生的经济法律后果承担责任，直到寄售人将货物售出给实际购买人时，物权才发生转移，此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均由出口商承担。 即使货物完成销售，寄售商是否能够如约将货款汇交出口商，也完全取决于其商业信用。
本案风险发生从时间上看是难以避免的。货物10日装船，11日日本东北部地震，货轮12日离港。当时，灾害影响的程度很难判定，没有紧急卸下货物而继续发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临时要求卸货，即使船方操作条件允许并同意办理，也必然会产生相当的费用）。货到目的港后，地震影响开始显露，市场风险发生，寄售商有所察觉，并及时给了A公司处理建议。面对风险，寄售商的代理地位使得他没必要担当更多的责任。例如清关提货，则将使自己发生一系列费用垫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寄售商建议出口商将货物运回。而由于货物属性的特殊，回运对出口商而言并不简单，特定品种、数量的花卉产品在没有其它国际销售可能的情况下，将货物运回的后果是不仅会产生运费以及入境、入关手续费用，且由于商品属性造成的品质下降、国内降价销售的损失也将是必然。在无其他国外销售渠道的情况下，出口商于是选择等待市场的好转，最终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本案一方面是寄售贸易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出该寄售商经营能力的问题。最佳的做法是将货物销往周边国家的其他客户，但A公司显然无此方面的销售渠道。
地震造成的间接影响前景未卜，出口商决定将货物原地存储，期待市场向好的方面变化，是出于货物特性以及国内外经营能力的考虑所为，尽管风险很大，但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形势发展与出口商期望相悖，最终造成货物的完全损失，属寄售贸易方式下的正常商业风险。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本出口项目选择寄售方式进行，若意在开拓日本切花市场，则无可厚非。然而若作为一种长期的出口贸易方式，则出口方所面临的风险过大。本案项目经过两三个月的顺利出口，本可考虑改换贸易方式，但寄售协议却约定了六个月的期限（一个销售季），可见出口商对寄售贸易的风险认识不足，有意无意中把寄售出口作为长期的贸易方式来运用，故遭受风险损失在所难免。
二是当自然灾害引起的商业风险发生时，考虑到商品特点及自身的能力，出口商若能及时通知寄售商，采取大幅降价，迅速出货的处理方式，也能够减少损失。或若在大地震形势明朗后，将此批商品用于抗灾慈善捐赠（委托船公司、寄售商代为联络办理应较为可能），若操作顺利，一定能够做成一次有效的商业宣传，为日后的出口业务奠定基础。显示了出口商缺乏对风险后果的全面分析，缺乏对出口市场的长远思考和国际行销的意识。
（二）逃避责任造成损失扩大
在市场情况已经明朗，货物已被证明失去价值时，出口商对于残货处置不当所造成的仓储、货物销毁费用的扩大和失控，更是不应该的。处理方式错误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仓储费用的发生，缘于我方存储货物观望市场所致，与承运人无关。出口商要求B公司、承运人承担或是分担费用，可以说是无理要求，结果双方扯皮，造成货物处理时间拖延，导致仓储费用增加。二是对于承运人坚决的合理要求，出口商的逃避态度、拒付运费是错上加错，不仅激化了与承运人的矛盾，且由于时间的一再拖延，结果不仅是加大了仓储等费用损失，面对实力雄厚的运输代理以及船公司，诉讼的结局还会对出口商的信用带来损害，其日后的运输业务将受到影响。
当贸易方式与自然灾害造成的货物损失风险发生时，出口商应有清醒的认识，并且积极面对。本案对于出口货物后续事务的处理，最合适的代理人就是寄售商（B 公司）和承运人（阳明公司）。B 公司在风险发生伊始表现出推诿的态度，希望将问题一推了之。一是利益缘故，二是企业自身面临地震造成的经营压力，这种表现可以理解。然而作为承运人的阳明公司，无论如何都将必须面对东京港的仓储、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配合处理后续事务，它是不会逃避、也不可能逃避的。阳明公司作为世界著名的船公司，在各大港口应有较大影响力，出口商若能够委托并协助其处理此事，则对善后处理的费用减免本应是很有利的。然而本案出口商却无视承托双方的基本责任，一味要求承运人分担自己的损失，并自认可以拒付运费来相逼，表现出责任担当的缺失和短视的商业理念。结果引发的诉讼案将不仅使自己的经济损失扩大，也必将导致其商业信用的严重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