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农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7%降到15.2%，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占总劳动力50%的人群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提高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许只有把一部分农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减少农民的数量，方为良策。本刊这一期刊发的这组专题报道，对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浙江省嵊州市甘一村的发展变迁所进行的追踪调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部内陆，近年来农民种粮收益出现节节下降之势，粮食种植已成为一种比较劣势产业。不改变这种情况，“稳定农业生产”将成为一纸空言
　　  种田不赚钱，农民泪涟涟
　　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无粮不稳”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的警训，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到：“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然而这个“国民经济的首位”的发展却不尽顺利，从宏观的指标看，过去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最高峰，为51230万吨，2001年下降为45000万吨，已低于1993年的水平，比1998年减少了6230万吨，在过去4年（指1996-2000年期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积下降了22.6个百分点。
　　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且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并不具有竞争力，农民通过农业增加农业收入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来越小。我们的调查在微观上证实了这一点。
　　  种田不合算  农民不种粮
　　在江西长冈乡，我们调查的10户农民中，每户都种粮食，但都是只种供家庭消费的口粮，只有一户种了10多亩地的柑桔、蔬菜等经济作物。参加农业劳动的也大多是家中妇女儿童老人，当地人戏称为"386199"部队。
　　浙江甘一村农民则离农业更远，1/3的家庭没有农田或者自愿放弃农田，1/3家庭拥有农田但是将它转包，另外1/3家庭种植农田，却将主要工序承包出去，只有不到十户农民完全自己劳作，但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农，耕种农田的只剩下"99"部队。当地的村干部说：“村里40岁以下的劳动力几乎没有种田的了，30岁以下的从没有碰过农田，剩下的只是舍不得土地的老农了。”
　　农民不愿意种田的理由是充分的。农民们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方面种田成本如种子、农药、化肥价格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粮食价格不断下滑，种田的收益持续下降。长冈乡的地理位置每年能够种植两作粮食。每亩产粮约800公斤，早稻、晚稻各400公斤，以早稻每50公斤粮食37元、晚稻每50公斤46元计算，每亩产生收入664元，其中化肥农药费用100元，耕地费用60元，水电费40元，种子20元，这样每亩地能够收入428元。长冈乡人均摊派约120元，人均耕地7分，平均到每亩地摊派约170元，这样每亩地纯收入258元，以一家四口平均三亩地来说，如果纯粹务农种粮食，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为840元，还不到1000元，即使是不考虑家庭其他支出，单单一个孩子的教育就足以使得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据估算，这样一亩地一个劳动力需投入30个工作日，平均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不足10元，如果外出劳动并找到工作，每天收入远在10元以上。
　　对于沿海地区的甘一村来说种粮的吸引力就更加小了。甘一村灌溉便利，气候适宜，属于粮食高产区。这里最多一年可以种三季作物：早稻、晚稻、小麦，亩产在2000斤左右。据当地有经验的种田户介绍，如果完全自己劳作，种植一作单季稻一亩田需要种田成本总共约为250元，需投入15个工作日，总共能够收入1000斤稻谷，以现在的单季稻市场收购价每50公斤稻谷55元计算，折合人民币收入约550元，纯收益300元，平均每个工作日20元，如果种植两作，需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加倍，总共能够收入750公斤稻谷，即使价格不变，折合人民币收入825元，纯收益325元，平均每个工作日11元多；如果种植三作，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变为三倍，总共能够收入1000公斤粮食，折合人民币收入约1100元，减去成本以后纯收益350元，平均每天8元多。而且，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村集体已经将农业税和灌溉费用统一支付，不计入成本的前提下，如果计入这些费用，农业收益将会更低。离开农业务工，最低收入每天都有20多元，因此，当地40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没有下田务农的。
　　不种田成了最优的选择，村干部说：“2000年上级要求稳定粮食生产，增加早稻的种植面积，结果总共种植的不到5亩，还不到上级政府要求数量和最终上报数量的百分之一”。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甘一村村民选择了次优项：种植单季稻。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老人不愿意离开土地，一方面是许多农户将它作为一种心理的保障，如果将来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变，他们可以回到农田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情况下，继续种植的农户将主要的工序都承包出去，如雇人收割、种植，同时发展新的种植技术，如撒种、抛秧、除虫施肥同时进行等，尽量减少工作时间，每亩成本增加到约为350元，但是只需要5个工作日（去农田5趟），这样就减少了对非农工作的影响，农户自己只负责除虫、施肥、晾干等程序，基本上没有重体力活。一位甘一村私营企业主这样说：“我们不放弃农田，万一情况有变，还是要回来接着种田。”
　　非农收入撑起半壁江山
　　农业收入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对于长冈乡来说，打工收入已经超过粮食生产成为第一大收入。从得到的数据来看：种植基本的粮食作物收入一般只占30%，其他经济作物（甘蔗、花生、烟叶）以及养殖收入占20%，打工收入的比例在50%左右，非农收入已经撑起半壁江山。非农收入主要来自打工的收入。在农业之外，长冈乡本地工作机会不足，县城的企业亦不太景气，本地劳动力难以消化，外出务工成了第一选择。我们的调查表明，长冈乡大约有60%以上的男劳力出外打工，外出打工主要有两个地点，一个是珠江三角洲，一个是本地县城，但是在本地以打短工为多（主要是建筑小工）。在调查的长冈乡4个村中：塘石村4248总人口有1100人长期在外打工，上社村3650人中有1100人外出打工，榔木村3600人中外出打工者超过50%，我们没有得到长冈村确切的数据，但是村民说：“村里都很难见得到壮年劳动力了。”
　　对于甘一村农户来说，粮食收入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总收入中的比例，约占5%上下，而且不是现金收入，只是解决家庭的口粮，或许解决了一部分老人的社会保障甚至心理保障，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其从事的非农产业。与长冈乡不同的是，当地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较多，劳动力几乎都就地消化，全村约600名青壮年劳动力（20岁以上，60岁以下，20岁以下基本都在上学），约有250多个在本村的个体私营企业工作，100人左右在外地（临近乡村、县城、及更远）经商、办企业或打工，10多人种植蔬菜及养殖，以及少数赋闲待业者之外，其余都在本地经商。
　　  警惕农业生产出现萎缩
　　现在农田对于东部农村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种心理保障的作用，经营农田收益很低，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农田，导致农业的集约化经营的趋势难以继续。少量的土地自愿转包，多是短期不稳定的，没有一种正式的制度和法律加以规范。承包者不敢对农业大量的投资，影响了农业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60%以上来自于农业收入，贫困农民这一比例高达70-80%。他们不像东部地区或富裕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特别是劳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家庭小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交通条件不便，市场交易成本高，农产品交易比例低，再加上各种摊派税费比例高，非农就业和收入机会少，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继续下跌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这些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调查反映出种粮还能盈利，但这是在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在我们调查的东部还是中部，农业已经开始变成比较劣势的产业，种粮已经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种粮盈利的多寡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粮食价格的高低和农民（农业）负担的多少。在农民负担沉重的地区种粮亏损也是常见的事情，最近几年李昌平所揭露的湖北监利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调查虽然没有观察到大面积的农田撂荒现象，可是零星散布的抛荒农田随处可见。另外，由于农业几乎没有什么收益，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现金投入明显减少，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到2000年降至为286.5元，累计下降了40%，这相当于全国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减少1200亿元。另外，农业贷款也大幅度下降，从1996年的2368亿元减少为2000年的1289亿元，下降了45.5%。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农民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的各类投入，不仅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减少劳动投入，中国再次出现农业生产萎缩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
　　要稳定农业生产，就需要加大对于农业的投资，关键是加大农民对于农业的投资，但是要加大农民对于农业的投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收益，加大对于农民的吸引力，提高农业的收益一不能靠政府补贴，二不能靠行政力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率，在目前70%多农业人口生产15%GDP的情况下，提高效率最终途径只能是转移劳动力，或者是农业劳动力直接转移到城市，或者是将农村变为“非农村”，正如我们在甘一村看到的那样。
　　教育支出已成为农民最大的现金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使得农村家庭普遍负担过重，并使相关连带者——学校、乡政府、县政府也都陷入了困境
　　  “国家义务教育”异化为“家长义务教育”
　　  家庭负担的“义务教育”
　　在长冈乡，小学教育收费在一年级约120元／学期，逐年递加到四年级的为260元／学期，初中约为300-400元／学期，高中收费更高，约为500-600元／学期，学费支出对于一般有孩子上学的农户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而这只是包括了正式的收费，非正式收费如教育集资、补课费、资料费没有包括在内。就我们访谈的农户来说，平均每户家庭教育支出在1000元以上，而当地人均收入不过2000多元，现金收入则更低。除了建房和结婚等大事以外，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最大的现金支出。
　　在甘一村，当地的教育费用更为惊人。幼儿园学费为380-400元／学期，另加午餐费为1元／天，这样算起来读幼儿园每年的费用为1100元左右，如果加上各种兴趣班等额外的费用则费用且更高。小学教育费用平均为400-500元／学期，其中教育附加费为150元／学期，初中教育费用为500元／学期左右，其中教育附加费为180元／学期，上普通高中根据学校的不同，每个学期的学费在1000-1500元之间（如果考分不够，则需万元左右的借读费），职高收费则更高，每年3000-4000元。村民们普遍反映“书读不起”，教育支出太大，一位村民说：“最怕进两个地方，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医院，开口就要钱，都耽误不起呀。”对8户有孩子上学的农户的调查表明：仅计算义务教育阶段，平均每个家庭每年的教育支出在1500元左右，如果考虑高中大学等非义务教育，平均每个家庭的教育支出更为高昂，相当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30%以上，甚至到50%，每年支出上万的并不鲜见。
　　教育支出的居高不下，使得村民要不负担不起，即使情况好的也是储蓄为将来的教育支出做准备，不敢有太大的消费。采访农户的结果，他们普遍认为教育支出在总现金收入的5%～10%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目前几乎所有家庭的教育支出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在两个调查的例子中，都有家庭因为教育费用而被迫举债致贫的。但是，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家庭总是把孩子的受教育问题放在第一位，如果家庭条件不好，只能压缩其他开支甚至举债为孩子上学，以家庭来承担国家教育支出不足的结果。
　　  经费不足学校捉襟见肘
　　家庭支持教育的困难很大，但是从长冈列宁希望小学得到的资料表明，学校的困难也很多。希望小学的校舍建设花了33万元，其中上海浦东工得捐赠18万元，其余为各方集资而来。整个学校共有学生685人（包括学前班），分为10个班级（5年制），共有19个老师，平均不到两个老师就负责一个班级，按照国家规定每个班级应该平均配备2.2个教师，长冈小学的情况在兴国县属于比较好的。根据兴国县教委主任的介绍：“小学教师平均每个班配备的老师少于1.67个，约有60%的农村小学5个班配6个老师，如果其中一个老师生病或者请假，那么就实行一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的‘包班制’，这时候的老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等什么课都上，成为‘全能’教师”。就学历而言，绝大部分老师为进修的中专学历，少数为大专，每个老师每周有21-22节课，劳动强度很大，校长说：“每日连轴转，少有休息的时候”。教师一般工资为400-500元，长冈乡基本能做到工资按时发放，最多拖欠一两个月。由于最近很长时间没有进新的老师，教师老龄化问题凸显。据校长介绍，在19个老师中，最年轻的老师也已经30多岁，而40岁以下的老师只有4个，其余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老师。我们追问为什么不引进新的年轻教师，他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
　　  乡镇收入八成为“义务教育”所占
　　但是对乡政府来说，教育也是他们的老大难问题。按照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义务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长冈乡全乡有480多位教师，90多位退休教师，长冈乡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预计总共有460万的财政收入，其中有176万来自特产税，100多万国税和地税（主要是农业税），147万罚没收入，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收入统筹款，财政收入的80%被义务教育这一块占去了。乡党委吕书记说：“这还指的主要是全乡480名教师的工资，还没计算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由于实行乡镇财政包干，教师的工资全部由乡财政支出，乡财政主要经费用于教师工资，形成了教师工资“国家请客，地方买单”的情况，使得财政极为紧张。因此乡政府极力缩编教师队伍，压缩开支，拒绝招收新的师范毕业生。一方是待分配的毕业生，一方是缺员的老龄化的一线教师，双文本来水到渠成的供需平衡在乡镇财政紧张面前失衡了。最近两年公务员接连几次提工资，长冈乡政府，实际上很难有财力满足这一要求，作为公务员的教师工资增加一直落不到实处，成了一个美丽的“画饼”。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压力就几乎把自身压垮了，处于“破产”或者“破产”的边缘。这种财政压力，最终会转嫁给农民，形成“农民买单”的情况，不加重农民负担，就无法保证工资发放，无法使基层政府运转起来。
　　然而，对于实行乡镇财政包干的县级政府来说，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兴国县10万在校生，在岗教师有4800人，教学点极为分散，有小学教学点600多个，形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进行教学网点调整，学生家长有非常大的意见。另外，政府机构极度膨胀，兴国县教委主任说：“10年前教委有12个编制，现在已经膨胀到72个。教育经费只能勉强保证教师的工资”，据县教委介绍，县财政40%以上用于教育，而前几年则更高。
　　这种教育经费压力的层层转嫁，一直到最基层的政府，最终直接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不管是东部和中部都是如此，长冈乡情况所突出的是，这种压力把基导政府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严重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和质量。
　　  教育制度严重偏向于精英教育
　　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有多种原因，其一是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提到，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色列最高，为7.0%，挪威为6.8%，瑞典和芬兰为66%，丹麦为65%。多数发达国家为5%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中较高的为巴西(5.0%)、马来西亚(4.9%)、墨西哥(4.6%)，韩国、泰国为3.6%左右。而即使在1998年，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过为2.55%。
　　其二是我国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经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初等教育的全部或主要费用，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往往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中提到，在日本（1980年），国家承担了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25.4

[1] [2] [3] 下一页

职称评定要求要发表论文，论文发表要注意哪些事情。有哪些期刊可以选择，欢迎在本站查阅可以在本站了解一下评职的具体要求哦，也可以咨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