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增长速度的新转变
一、高速增长时期结束的原因
与过去30年相比，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经济增长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在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6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0%;70-80年代仍保持较快增长速度。1971-198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9.4%,1981-199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8.1%。90年代（1991-2000年）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则降为6.3%，明显转入中速增长时期。其二，经济呈较稳定增长态势。70-80年代台湾经济虽然平均增长速度较快，但受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各年增长幅度波动较大，20年中有9年经济呈两位数增长，其余为个位数增长，其中1974年增长率仅1.2%,1975、1982年分别为4.9%与3.6%。进入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除了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为4.3%较低外，各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7%至7.6%之间，表现出较稳定的中速增长趋势（参见表1与图1）。
表1 台湾历年经济增长率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0 平均
1951-1960 12 9.3 9.5 8.1 5.5 7.4 6.7 7.7 6.3 7.6
1961-1970 6.9 7.9 9.4 12.2 11.1 8.9 10.7 9.2 8.9 11.4 10
1971-1980 12.9 13.3 12.8 1.2 4.9 13.9 10.2 13.6 8.2 7.3 9.4
1981-1990 6.2 3.6 8.4 10.6 5 11.6 12.7 7.8 8.2 5.4 8.1
1991-2000 7.6 7.5 7 7.1 6.4 6.1 6.7 4.6 5.7 6 6.3
1951-2000 8.4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0》，台北，1991，第23-24页；
台湾“行政院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0》，台北，2001，第41-43页；
台湾“经建会”：《“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4期，封面内页。
附图
图1 各年代经济增长走势
资料来源：同表1。
台湾经济之所以难以再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自80年代中期起台湾内外经济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有利的因素与条件明显失去，台湾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时期。关于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但为了以下行文的方便及全文的完整性，这里仍作一概括论述。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对台湾不利的因素主要有：其一，美国对台湾的贸易压力日益增长。美国长期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国，但随着台湾对美顺差的不断扩大，台湾成为美国施加贸易压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台湾在被迫逐步开放岛内市场的同时，新台币大幅升值，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由1985年的39.9:1持续升值至1992年的25.4:1，升值幅度达36.3%，结果使台湾许多传统出口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其二，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加速发展，使台湾主要外贸市场面临更大挑战。继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生效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1993年启动运行。各类地区经济集团都具有对内互惠、对外排他的双重经济功能，这种排他性对台湾传统的外贸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三，在国际市场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台湾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80年代以前，台湾出口导向经济具有“抢先”优势，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受到严峻挑战。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总之，过去10多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使台湾经济陷入所谓前有强敌阻挡，后有追兵压力的“夹杀的困境”。
与此同时，台湾内部环境亦发生剧烈变化，制约了台湾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经济环境的改变。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基本生产要素，在过去二三十年是台湾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大优势。但80年中期以来，一方面，随着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的迅速发展扩张，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在平均国民所得水平提高，而社会风气又转趋投机享乐环境下，年青人不再愿意从事较艰苦的体力劳动，这就更突出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劳力短缺的困境。台湾的工资水平因此大幅上升。结果，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台湾土地的价格在80年代下半期也出现暴涨情况。台湾土地面积原本有限，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加上相关土地政策的限制，工业用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已日趋突出。80年代中期起，由于总体经济失衡，泡沫经济产生，房地产价格更是急剧高涨。这种状况加剧了工商业用地的紧张，厂商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2)政治环境的改变。自80年代中期台湾取消“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以来，台湾政治也进入了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随着台湾政治体制由强权政治向多党政治的转换，岛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对立斗争日趋尖锐，政局动荡不安，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其次，台湾在社会与政治日趋多元化后，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当局对经济的管理混乱无力，行政效率低落。第三，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金权政治与黑道问题日趋泛滥。财团与黑道势力不仅渗透“立法院”，影响经济决策，而且直接介入各个公共工程项目。黑金政治在直接侵蚀台湾经济肌体的同时，更造成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3)社会环境的改变。战后台湾长期累积并被压制的各类社会矛盾随着强权政治体制的解体也不断爆发出来，影响较大者如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转型中的台湾经济因此又增加了一重困难。总而言之，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经济、政治与社会均进入转折时期，经济发展受到的冲击与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失去。
二、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来源
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台湾经济无法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关于这一点人们较容易取得共识。但面对全方位的冲击与挑战，台湾经济并没有急剧衰退，而是维持了较稳定的中速增长水平，其原因何在？换言之，其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为何？对此人们似乎关注得并不多。事实上，与过去30年相比，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与同时期相类似的经济体相比，台湾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慢。70年代末同样被世界公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三个拉美国家，1990-1998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3.3%及5.3%，而同期台湾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6.5%。即使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亦排名第二，1990-1998年新加坡、韩国及香港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0%、6.2%及4.4%。[2](P337-338)认清支撑台湾经济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不仅可以加深对9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把握未来台湾经济增长的趋势。
（一）产业结构调整，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
面对新台币大幅升值、劳工成本上升及土地价格高涨等一系列巨大压力，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失去发展的比较利益，无法有效地支撑经济持续发展，但在此过程中，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渐调整升级，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较顺利地取代传统的纺织、塑胶等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内外形势剧烈变化对台湾造成的强烈冲击，使台湾经济还能维持中速增长。
1.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
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台湾当局的大力扶植下，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刺激，台湾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为100），1990-2000年，台湾的制造业类指数由76.37提高到129.87，增加53.5个百分点；而其中，电机电子器材业指数则由55.37提高到185.43，增加130.0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远高于制造业的总体水平。[3](P166-169)电子信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地位相应快速上升，成为制造业的第一大产业。1987-1998年电子信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16.89%提高为30.26%，在四大类制造业中的比重从末位升至首位；而同期传统民生工业则从首位降到末位，所占比重由31.52%下降为17.54%。2000年电子信息产业占整体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持续提高至37.8%。[4](P173)[5](P13)
2.电子信息产品成为台湾出口增长的新支柱
伴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电子信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从80年代中期起，电子信息产品取代纺织品及其相关产品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商品。2000年台湾电子、资讯与通讯产品出口512.5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4.54%，而纺织品出口152.19亿美元，所占比重仅为10.25%。[6]
3.技术密集产业成为台湾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来源
从劳动生产力角度观察能够更直接看出，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技术密集产业是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据台湾“经建会”专家的研究分析[7]，1991-199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5%，就其增长来源构成看，劳动生产力增长5.1%，就业增长1.4%。而台湾劳动生产力仍能维持5.1%的增长水平，主要因为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增长，促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持续提升。1991-1999年台湾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持续平均增长7.4%，而传统工业及基础工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下降至2.5%及4.8%，由于前者的明显提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后者的下降，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平均达5.3%，高于整体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水平。
（二）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成为台湾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
自80年代中期起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使台湾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严峻的挑战，出口增长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恢复发展，两岸逐步形成了互补互利、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格局，大陆市场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发展新的越来越重要的动力来源，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祖国大陆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增长的极其重要的出口市场
如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主要是以美国市场空间来支持其经济发展的，但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台湾对美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0年占总额的23.5%。与此同时，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使台湾较顺利地实现了发展空间的转换，祖国大陆市场逐渐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市场空间。2000年，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额（不含香港市场）达261.6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为17.6%，大陆市场追赶美国市场进而将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的趋势已十分明显。[8]
2.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台湾产业结构的转型
台湾产业结构能够从以劳力密集产业为主向以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为主转变，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祖国大陆市场的支持。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祖国大陆成为台湾转移劳力密集产业的最主要基地。那些在岛内不具竞争力或已失去优势的产业，由于在大陆寻找到了生存发展的新机会，所以没有遭遇倒闭破产的命运，没有拖欠银行债务而增加其呆账，台湾产业转型因此得以较为顺利进行。
在另一方面，到祖国大陆来投资设厂的台商，其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等，有许多仍自台湾进口，而这些产品大多属于重化工业及技术密集产业产品，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岛内相关重化工业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推进台湾产业的转型过程。90年代中后期，祖国大陆又开始承接台湾较为成熟的电脑及半导体等产业。
3.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保证了台湾维持较雄厚的外汇储备
1997年台湾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强有力后盾，是其拥有较雄厚的外汇储备，而台湾对大陆贸易连年大量顺差则是台湾外汇储备增加的最大来源。从1993年起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额每年均超过其总体贸易顺差额，也就是说若无对祖国大陆贸易顺差，台湾总体外贸将呈净逆差，以2000年的情况来看，台湾总体外贸顺差额仅83.1亿美元，而对祖国大陆顺差额则达204.5亿美元，后者比前者多121.4亿美元。显而易见，倘若没有稳定的祖国大陆市场，台湾国际收支经常账项不可能维持顺差，其外汇储备也将大打折扣。
（三）公共投资的较快增长弥补了部分外需与民间投资的不足
面对内外经济环境剧变所引发的内外需求均呈不足的状况，台湾当局从80年代末起加速推动公共建设投资，1991年起又实施规模空前庞大的“六年建设计划”，大力推动各项重大公共建设工程。80年代末期以前，台湾“政府”固定投资占总固定投资的比重基本在20%下，1989年达21.3%后逐年上升，1994年升至29.8%。公共投资持续扩大，带动了内部需求的扩张。1986-1990年台湾内部需求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为86.4%，到1994年这一比率已提高到96.9%。[2](P56)90年代上半期台湾经济维持中速增长，当局固定投资的持续增加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财政困难及公共工程执行进度落后等原因，台湾当局公共投资的增长逐渐减缓，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减弱。
三、稳定中速增长面临严重挑战
20世纪末期以来，台湾内外环境进一步发生新的剧烈变化，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明显增加，而经济自身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与激化。在此背景下，近10年来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呈现弱化趋势，台湾经济稳定中速增长因此面临严重挑战。
（一）制约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急剧强化
2000年3月台湾岛内政权发生50年来的首次改变，它使非经济因素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冲击作用急剧强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政局动荡加剧，投资环境加速恶化。政权改变的结果是，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成为在野党，而代表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新领导人。这种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导致岛内各种政治矛盾与斗争空前激烈，“朝野”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政争，政局陷于一片混乱。虽然在2001年12月选举之后民进党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并主导组成了新“内阁”，台湾当局的执政困境有所缓和。但民进党执政基础并无根本性的改善，政局继续动荡不安的根基依然存在。台湾的投资环境在此背景下加速恶化，一方面，政党利益、巩固或夺取政权是台湾当局与各政党的首要目标，2002年底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的选举以及2004年的所谓“总统”大选等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对于所谓“知识经济发展方案”、“绿色矽岛经济发展蓝图”、“全球运筹中心”以及“经发会”共识等经济发展规划，尽管一个接一个提出，实际上却无心也无力予以推动，大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另一方面，财经施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两年来“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立法院”内各党派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利益，相关斗争持续不断，财经施政效率因而成了牺牲品。岛内外投资因此裹足不前，产业外移趋势也不断加速。其二，两岸关系紧张，加剧台湾经济困境。过去台湾经济发展能够得益于两岸经贸关系，在根本上是基于两岸有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环境。由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两岸和平的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在政治上，台湾当局至今对两岸原有过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直不予承认，导致两岸关系日趋紧张。在对大陆经贸政策上，迫于强大压力，台湾当局已于2001年底宣布将“戒急用忍”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在实际行动上仍处处制肘两岸经贸的正常往来，特别是对台湾工商界迫切要求的两岸直接“三通”坚持不开放。这种态势使已陷于困境的台湾经济雪上加霜。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加剧，和平环境受威胁，造成海内外对台湾前途产生信心危机，严重打击了民间投资与消费的意愿。同时，“三通”作为两岸经贸关系最核心的部分无法突破，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无法由量变上升到质变的阶段，持续支持台湾经济的作用相应受到很大制约，台湾也在岁月的蹉跎中延误了产业再升级的时机，竞争优势加速流失。
（二）国际经济景气衰退的冲击
海岛型的台湾经济对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经济的依赖性强。如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使台湾经济陷入所谓“夹杀的困境”，但在90年代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则受惠于美国新经济的持续增长。自2001年起，由于高科技产业供需的失衡，美国经济在经历了10年繁荣后终于由盛而衰，股市持续重挫，经济增长逐季下滑，全年经济增长由上年的4.1%下降为1.1%。尽管2002年以来美国已扭转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局面，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也露出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许多权威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能否很快复苏仍不太乐观。美国经济这种衰退或不景气的局面对台湾经济的冲击效应是极其明显的，在一个层面上，台湾直接对美出口占台湾出口总值的1/4，另外约有1/3对祖国大陆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其最终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美国。美国经济衰退直接影响台湾的出口，进而影响生产及经济的增长；在另一个层面上，目前台湾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电子信息等科技产业带动，而美国高科技产业景气的衰退，高科技股价的下跌，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台湾科技产业难免不受冲击，并直接影响台湾股市上的科技股，台湾股市与金融的稳定因而受到冲击。2001年台湾经济衰退之所以特别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这次由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何时复苏及复苏的力道，仍然是未来台湾经济增长走向的变数。
（三）经济自身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在备受内外环境剧变冲击之下，经济自身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与激化，而这些问题正是制约未来台湾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性因素。
首先，台湾产业结构面临再次调整升级的强大压力。虽然90年代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并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台湾经济的中速增长。但是台湾所形成的这种产业结构却有明显的脆弱性：其一，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外依赖性强，特别是对美、日的依赖。由于研究与发展的投入不足，技术自主性不高，台湾信息电子业的关键零组件及中间原料大量依赖从日、美进口。这种对外依赖性，使台湾仍无法摆脱以前的加工出口生产模式，即委托加工生产(OEM)与委托设计生产(ODM)的“代工”模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产品的附加价值较小，高科技产业的高收益优势不明显，而且生产上较为被动，易受制于委托国，此外，其生产的地位也容易被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所取代。与此同时，台湾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市场又严重依赖美、日等国，受其景气波动影响大。其二，产业升级呈单一性。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中，不仅传统产业升级速度缓慢，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落差大，而且高技术产业内部发展也极不平衡。除了信息、半导体工业发展较快外，其他高技术产业，如航空工业、生物技术、消费电子工业、医疗保健工业及环境保护工业等则发展较慢。这种产业升级的单一性，造成台湾新的经济增长机制脆弱而无可持续竞争优势，一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受阻，整体产业便失去支柱力量。2001年以来，美、日经济衰退之所以会对台湾造成特别大的打击，台湾产业结构的脆弱性显然是其深层的原因。因此，台湾产业结构已面临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而这一过程将是极其艰难的，也是长期的，在完成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前，原有高科技产业对总体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将呈弱化趋势。
第二，当局财政收支恶化趋势加剧。台湾财政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00年政权变化以来，财政恶化的窘境更为加剧。收入方面，总体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衰退，税收减少。2001年全年税收较上年减少6.8%。而同时，新执政当局为了兑现选举诺言及刺激景气需要，又采取一系列减税或免税政策，如土地增值税减半二年、制造业新增投资免征5年营利事业所得税等。支出方面，当局既要承诺竞选时开出的社会福利“支票”，推行首次购屋者低利贷款、老人津贴等措施，又要大幅增加军费支出用以采购军备，从而使财政支出急剧扩张。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愈益严重。2001年台湾当局财政赤字总额占GNP的比率达3.5%，已超过国际上3%的财政危机标准。台湾当局财政赤字总额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比率为19.2%，换言之，财政支出近五分之一的财源是依靠举债而来。逐年扩大的赤字累积导致台湾财政的债务负担迅速提高，2001年台湾当局债务余额年增长率为12.0%，债务余额占GNP的比率由2000年时的25.3%上升至28.5%。[9]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不仅影响台湾经济金融的稳定，而且极大压缩了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内需的空间。2001年台湾当局实施“8100，台湾启动”等的扩大内需方案，成效甚微，关键原因即在于此。2002年5月台湾当局又宣布将推动规模新台币2.65万亿元的“六年发展重点计划”，同样将难以避免这一结局。
第三，金融体系潜伏危机。台湾金融问题积弊已久，而2000年岛内政权变化以来，政局动荡不安，财经施政混乱，更使金融问题雪上加霜，金融不但无法支持总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反而成为严重的阻碍力量。(1)股市持续重挫，泡沫经济危害加剧。由于股市秩序混乱，市场机能不健全，再加上国际股市的影响等因素，台湾股市一向是暴涨暴跌、泡沫性极强的市场。2000年台湾股价加权指数由年初的10202高点下跌到年底的4614低点，跌幅高达54.8%。2001年股价指数在2月中旬短暂反弹到6000点后，便持续下滑至9月下旬突破3500点大关，低达3411点，此后逐渐反弹，12月指数为5264点。2002年以来股价指数在5000点上下动荡。台湾股市泡沫的破灭，对总体经济造成剧烈的冲击，不仅大量厂商资金被套牢，出现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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