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四川省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性后果令举国悲恸、世界震惊。但就在人们纷纷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时，也出现了一些违背天理知己的不耻行径。为了切实维护灾区治安、保护灾区人民的利益，中央政法委在5月23日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严肃打击偷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扰乱灾区秩序，以赈灾募捐名义诈骗财帛，散布传播各种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法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也于5月27日发出了依法从重处罚“七类”涉灾犯法行为的通知。

一、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容易伴生特定类型的犯法

在遭遇诸如5·12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时，由于具备了大量滋生和诱发某些犯法的特定环境条件，客观上有必要采取得当的高压政策，以稳定和尽快恢复灾区的社会秩序。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例，震后的社会治安形势一度非常严峻，偷窃、抢劫、诈骗和强奸等犯法数量达到了震前的3倍左右。就汶川大地震而言，其特点决定了对以财产犯法为主的一些犯法的诱发性更为明显。

其一，此次地震的惨烈不但在于导致了大量房屋倒塌，而且人员伤亡惨重。据初步统计，仅北川羌族自治县1519名县级部门和乡镇干部中，死亡达428人，罹难人数靠近30%，幸存的干部中80%也不同程度受伤。而原本有144人的北川县公安局，仅幸存47人。这些担负社会管理职责的幸存者们，面对“时间就是生命”的紧迫形势，只能全力投入到搜救被掩埋群众、转移伤病员和安顿灾民的工作中，日常的秩序管理活动无法正常开展，这就为一些不法分子乘隙实施偷窃、抢劫等犯法提供了机会。

同时，因房屋大面积倒塌、破损，原本处于隐蔽状态的大量财物暴露在外，而受灾群众因死伤或逃离住所，一些不法分子乘隙而入。

其二，灾情发生后，数量空前的赈灾物资源源不停地进入灾区，震区的相干机构和组织面对大量的捐赠款物，工作量爆炸性增长。有限的人力在面对繁重而紧迫的工作时，必须打破原来的工作状态以提高效率，不规范的操作难以避免；成批的生活物资必须立刻分发到灾民手中，这也可能牺牲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些非常情形增大了实施涉灾款物职务犯法的可能性。

其三，大地震发生后人们的注意力都投向了灾区，急于援助灾区的怜悯心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使好心人轻信捐款和求救信息而上当。

其四，来自不同地区和部门的大量救灾人员进入灾区，救灾现场秩序难以有效维护，一些不法分子以救灾或寻找亲人为名混迹其中搜寻财物，客观上也难以被及时识别。

因此，灾后犯法增多的趋势，是与地震所导致的灾区社会生活情境的剧烈变化密切相干的。在政府方面，在全力组织救灾的同时，针对灾区治安形势及时采取严肃打击涉灾犯法的紧急措施，这对于最大限度地遏止灾后人为的次生灾害是完全必要的。

二、从重处罚涉灾犯法是法理和情理的正当应答

针对灾民大概利用灾情实施犯法，由于具有较平时更为严峻的社会危害性，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上看，予以从重处罚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其一，犯法总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表现形式。但同样的犯法由于发生的场合以及针对的对象不同，其危害程度有明显差异。以偷窃、抢劫生活必须品为例，在日常情况下主要表现为对财产全部权的侵占，一般不至于直接危及受害人的生活安定。但在地震灾害发生后，灾民的生活必须品基本依赖赈灾救济，为包管灾民和救灾人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只能进行定量分发。假如此时偷窃或哄抢这类物品，就不但仅是侵占财产全部权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危及灾区人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及救灾活动的正常进行，其危害性与正常时期显然不能等量齐观。同样，趁灾区人民的惊恐心理编造、传播、散布虚假信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程度自然也非同一般。

其二，犯法本质上就是对社会道德情感的一种最粗暴得罪，趁灾反叛较之平时自然会激起更猛烈的社会愤慨。既然公理是法律的基石，重办趁灾反叛者正是彰显法律公理、满足人民正当诉求的必要之举。

惨烈的大地震使不法分子看到的并不是一部人间惨剧，更不是中华民族的人间大爱，而是惊喜于忽然来临的唾手可得的犯法机会，无疑表现出其非常猛烈的反社会心理倾向。相应地，对那些道德情感已经非常麻木、缺乏最低限度社会责任感的犯法人予以越发严肃地处罚，这既是对人类道德良心的一种特别召唤，也是法理与情理最完整的契合。

三、从重处罚涉灾犯法也应讲求区别看待

毫无疑问，从重处罚涉灾犯法，作为重大自然灾害时期非常规性的刑事政策选择，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与法理和伦理基础。但对于经历“严打”活动已久的我们，在强调重办涉灾犯法的同时，也切不可忘记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依法治罪的要义和天职。严格程序、依法予以横行霸道者应得的处罚，才是惩恶扬善、维护秩序的唯一正确路径。

虽然趁灾为害行径因太不适时宜而显得那样特别地可恶，但涉灾犯法的具体情形又黑白常复杂的。在趁灾作歹者中心，罪该重办甚至罪该处死者有之，但情节相对较轻或事出有因者也同样存在。同样是偷窃、哄抢救灾物资，有的属于趁火打劫、借灾发达，有的可能是因灾后生活极端困难又未能得到及时救济才为之。因此，从重处罚，一不是对全部涉灾犯法可以不斟酌严峻程度地一味从重，二不是对全部趁灾反叛者都可以不加区别地施以重刑，而是强调对涉灾犯法的查处态度要更果断、效率要更高，尽力减少漏网之鱼。同时，对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应当在法定限度内予以较重的处罚，而且在重的幅度上还可以较平时更大一些。但对不应重罚的，则应避免人为地攀重。这才是依法从重的应有含义。假如像过去那样，只要政策上一强调从重，就忽视区别看待和从轻处罚的可能性，甚至对为政策强调的犯法行为，一旦发生就倾向于对犯法人在法定刑幅度内顶格判处，则不但违背了事理，也不符合法理和情理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汶川地震由于震区分布广泛、地处冷僻，加之交通严峻受阻，救援部队进入灾区比较迟缓，使得广大的震区在相称时间内处于无正式社会控制的状态，不少违法犯法虽实际发生但并未被发现和揭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应当迅速回归到的理性思考上来：在当下，怎样进一步做好灾后的犯法预防工作，使灾区人民能够早日安居乐业；在今后，怎样认真总结已有的经验，完善重大自然灾害时期秩序维护的预案和相干制度规定，尽力实现救灾与秩序重建之间的联动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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