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一 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耕得到广泛普及。我国的铁犁牛耕产生于春秋后期，秦汉时期虽努力推广，但尚未真正普及，“从总体上看尚未进入牛耕时代”[1]。在汉代文献及画像石中，两牛牵引的二牛抬杠为主要形式。后世俗语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自耕农民心愿的写照，也向我们表明，拥有30亩地才养得起1头牛。像“汉初三杰”之一的陈平，其家庭可以说是秦汉时期小自耕农的代表，也才“有田三十亩”[2]（《陈丞相世家》）。因此普通农民是很难拥有一犋犁的，汉代牛耕只能说是在地主阶级中普及。武帝后期赵过大力“教民相与庸挽犁”[3]（《食货志》），也从反面证明了二牛抬杠制之下，普通农民牛耕实行之不广。西晋以后单牛拉犁已很常见，在魏晋后期的壁画中，其数量已超过了二牛抬杠。[4]不难看出，单牛方式将一犋犁的成本投入几乎降低了一半，因此有利于牛耕的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进入内地也使牛的数量增加，普通农民大都能够养得起一头牛（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牛耕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实现了大众化，我国农业也才真正进入牛耕时代。《晋书·傅玄传》言曹魏屯田：“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宫中分。”说明在中原地区牛耕已普遍使用。前燕慕容氏在辽河流域安置流民发展农业，也“依魏晋旧法”，对全无资产的贫民，“各给牧牛一头”[5]（《慕容huàng＠①载记》。上个世纪后半期发掘的嘉峪关等地的魏晋墓壁画中，有大量的牛耕图，仅在7号墓中就有7幅，估计总数约有20余幅。其内容多为民间农耕，亦有军事屯田，耕田者既有汉族也有鲜卑、羌、氏等少数民族。[6]这说明魏晋时期连偏僻的辽西和河西地区，牛耕也已与内地同样得到广泛普及。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最重大的贡献，是发明了畜力牵引的铁齿耙。铁齿耙即《齐民要术》中多次提到的“铁齿＠②楱”这是畜力耙最早的文献记载（如《耕田》篇言开山泽荒田种黍jì＠③：“耕荒毕，以铁齿＠②楱再遍耙之”）。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畜力耙图像资料是嘉峪关及酒泉等地的魏晋墓壁画，最初的畜力耙皆为一根横木、下装单排耙齿，人站在上面很不稳便。例如6号曹魏墓出土的耙地画像砖，画面中一妇女挥鞭挽绳蹲于耙上，耙tíng＠④下装有许多耙齿，一头体型健硕的耕牛在驱赶吆喝声中奋力拉耙耙地，驱牛女子长发飘逸，使整个画面更平添了几分生气。[6]嘉峪关及河西地区的耙地画像砖共计约10余幅，由此看来，畜力耙虽刚发明出来不久，但普及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在牵引器具上，魏晋时期已使用绳索软套，并可能出现了框式耙。学术界通常认为，“当时还没有使用犁索”。至唐代曲辕犁才使用软套[7]（p246，318）。但在《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8]（p54）中有两幅单牛耙地图，其中一幅为常见的单牛双辕牵引的单排齿耙，另一幅则非常特殊：图中一肥硕健壮之黄牛在拉耙耙地，牵引器具不是常见的长直辕，而是两条绳索，由于正在行进中，绳索被拉紧绷直，如两条笔直的平行线。耙后面的操作者，两手各操一缰绳驭牛，左手近身，其绳松弛；右手前伸，其绳拉紧，似在驭牛右转弯。四根绳索都非常清晰，不可能产生歧义，故其连在耙上的两根绳索，只能是牵引农具的软套。所用农具为两平行横木，其下不知何故没画耙齿，但从农具的发展过程看，后世只有框式耙而无框式耱，而且框式耙还兼有耱的平土功能，因此该农具不可能是耱而可能是耙（《彩绘砖》亦将此图命名为“牛耙”）。软套的发明使农田耕作真正实现了灵活快捷、操作自如；框式耙使耙地作业平稳安全，碎土效果更好，两项发明一直为后世沿用。
在笔者所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五、六十幅耕作图像中，软套和框式耙都是第一次出现，应当是刚刚问世的新工具、新技术，而西沟墓这幅绘画实际上是其推广图。在魏晋农耕壁画中，从衣着、服饰、发型及举止看，耕作者皆为下层各族农民和屯田士卒，而惟酒泉西沟砖画中的主人公与众不同，其人面部端庄，脸型宽厚，眉目清秀，五官端正，为富贵之相。他衣服宽大、工整、平服，看得出是用料精细、做工考究，腰间饰以宽带但不束紧。头部发结之上有一十分典型的饰物，造型流畅极具美感，具有魏晋士人和文官的风度。[8]（p54）因此这幅砖画可能就是当地官员士人在发明或推广新式软套和框式耙。
北魏时候北方人民还发明了短辕的蔚犁。《齐民要术·耕田篇》载：“今自济州以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从行文逻辑和内容看，蔚犁能够适应多种地形，是一种性能先进的短辕犁，对唐代曲辕犁的出现，具有启迪作用。
黄河流域重要的耕作工具还有耱。耱为长条状方木，能够磨碎表层土块、平整土地。畜力牵引的耱最早见于山东滕县汉画像石，且只有一幅。在河西魏晋墓壁画中，耱地图像则有多幅，其方式既有双牛亦有单牛。耱在《齐民要术》中被称为“耢”，在《耕田》篇和一些主要作物的介绍中，贾思勰多次提到耢。但耢只能磨碎表层土块，耙才能破碎深层的卧垡和大块的坷垃，因此畜力耙出现之后，与牛耕和畜力耱相结合，形成耕—耙—耱旱作技术体系。这一体系的诞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旱作农业技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北朝时已经成熟。[7]（p265，583）这一体系为后世沿用至今，也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二 精耕细作的继承和发展
所谓精耕细作，主要是通过加大对土地的投入，以获取更多的产出，提高单位面积的效益。（注：精耕细作的范畴十分广泛，学术界研究的视角也各有不同，如有学者从北方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研究北方农业的精耕细作，见高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本文只重点谈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精耕细作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至两汉已是成果丰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流散，荒地较多。但人们对土地的经营并没有因此而转向粗放，在指导思想上仍然主张精耕细作，反对广种薄收；一些通晓农业的统治者也在实行有利于精耕细作的政策。如《晋书·博玄传》谈到曹魏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是以“不务多其顷亩，而务修其功力”为原则，一些认真贯彻的地方还取得“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的较好收益。并对晋初“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和“耕夫务多种而耕hàn＠⑤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的情况提出批评，指出：“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贾思勰继承了前人精耕细作的思想，他在《齐民要术》篇首中道：“凡人家种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而当时北方亦有“顷不比亩善”的农谚，贾思勰的解释是“谓多恶不如少善也。”这说明精耕细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首要措施是区种法。区种法是西汉农学家汜胜之在认真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齐民要术》全面继承并有所发展，在《种谷》、《种大豆》、《种麦》、《种瓜》、《种瓠》、《种芋》诸篇中，贾思勰详细介绍了这些作物的区种技术。首先，区田法构思细致缜密，科学合理，独具匠心，体现了作者精耕细作的本意。其次，从整地作区、挖坑松土到施肥下种、踏实保墒，这一系列作业比普通的大田种植，都是额外增加的，并且生产全过程统用人工，比普通种植法要多投入数倍的人力。据有关研究，魏晋南北朝北方一个成年男子可耕种土地40—50亩。[9]而在区种法中，一个丁男种粟才“治十亩”，种麦亦“治十亩”，大豆仅“治五亩”。两种耕种方式每亩投入的人力悬殊数倍，这说明区田法的确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方式。复次，上中下三种情况的区田，亩产量分别为100石、51石、28石，这只是小面积试验田的结果，而百姓规模种植的实际产量，汜胜之测定的结果是美田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从汉代到北魏北方旱粮作物亩产量一直在3石左右[10]（p147），这样，就平均而言，区种法比普通种法亩产量增长了大约3倍，是单位产量最高的种植方法，显示了精耕细作的巨大潜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区种法的实际却可能高于汉代。《齐民要术·种谷》篇说：“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又说：“凡区种，不先治地，使荒地为之。”因为这一时期荒地较多，而区种法对土地并没有特殊的要求，荒地、薄地及高低不平的丘陵山地均可实行区种，且不用牛耕，故对广大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最为实用。再者，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降水减少，旱灾频生，区种法深翻土地强化保墒，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也为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特别关注，并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如曹魏后期名将邓艾在淮河流域和关陇地区屯田，“值岁凶旱，又为区种”，“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由于邓艾作为最高统帅能“手执耒耜，率先将士”，因而区田推行得十分成功。[5]（《段灼传》）；[11]（《邓艾传》）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也曾“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5]（《苻坚载记》）。故北方百姓多晓习区种法，如河内人郭文“永嘉之乱”后南渡到吴兴余杭，在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仍不忘“区种菽麦”[5]（《郭文传》）。北魏西兖州刺史刘仁之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二十六石”。大面积的区田10亩可与普通种法40亩的收成相当，这对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意义重大，故贾思勰说：“少地之家，宜所遵用之。”[12]（《种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都使北方人民更多地考虑区田法。
在魏晋南北朝农业中，蔬菜种植的土地利用率最高。这一时期的蔬菜种植业，广泛应用复种、间作、套种、作畦技术。这一时期的蔬菜种类增加，品种更多，播种期皆有各自的要求，不像粮食作物那样集中，在《齐民要术》中，除了十一月和腊月，蔬菜全年有十个月可下种。因此，在同一块菜地上一年可以有多次收种，土地复种率较高。如蔓菁，一年可收多次：幼苗期其叶可作青菜，人们便“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收取蔓菁根，则在六月中旬下种，“十月冰冻”时收获。需于次年收取种子的蔓菁，则仍保留于土中，冬天盖草防冻，来年春天发芽开花，四月收获种子。[12]（《蔓菁》）又如葵菜，亦是可全年在田的作物，据《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从初春到十月底皆可下种，“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即同一田块一年可收种三次。胡荽的情况与葵相似，春、夏、秋三季皆可播种。[12]（《种葫荽》）北魏时期的蔬菜套作和间作，《种葱》篇提到葱地中可套种胡荽。《种瓜》篇记载在区种瓜田中种薤，“至五月瓜熟，并可拔卖之，与瓜相避”。还载“又种小豆于瓜中，亩四五升，其藿可卖”。这是典型的间作。薤与瓜在春天初生时苗小株远，五月份薤菜成熟时，甜瓜放秧但尚未完全将地罩严，整个生长期间两者一直互不影响。而小豆生有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不与瓜苗争肥，可为瓜田增收，致“亩收万钱”，这都是成功的间作范例。
这一时期蔬菜种植向精耕细作发展，还表现在普遍实行畦种。《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了作畦及下种的方法：“畦长两步，广一步（大则水难均，又不用人足入）。深掘，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铁齿耙耧令熟，足踏使坚平；下水，令彻泽。水尽，下葵子，又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余。”贾思勰随后注释道：“凡畦种之物，治畦皆如种葵法。”在《种韭》篇又说：“治畦，下水，粪覆，悉与葵同。”可知《种葵》所言是标准的作畦法，而所达到的精耕细作程度，当代也不过如此。畦种法对灌溉要求较高，北方种菜主要依靠井灌满足要求。贾思勰在《种葵》篇说，在大城市近郊可以“负郭良田三十亩”大规模种植冬葵，“于中逐长穿井十口”，井上设桔槔和辘轳。长条形地作井一行，方正土地可安排二到三行，井位要对正，距离要相当，保证所有菜畦都能浇上水，以获取土地利用的最大效益。
这一时期。播种技术得到很大的提高。汉代北方旱作栽培管理技术的成就主要是确立了一些框架性的基本技术，魏晋南北朝则在完善和提高上做出了诸多新的贡献。
《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史上首先提出了测定种子发芽率的方法。《种麻》篇向人们推荐用口含方法测定白麻子的好坏，言“白麻子为雄麻，颜色虽白，啮破枯燥无膏润者，秕子也，亦不中种。市籴者，口含少时，颜色如旧者佳；如变黑者，”。这里讲的是两种情况，前者用牙齿去除麻子外壳，咬破种仁，根据其含油多少，确定其是否为不具备发芽能力的秕子；后者是以口含后的颜色变化区别其好坏。《种韭》篇劝人们到市上买韭菜种子宜先做测试，“以铜铛盛水，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郁矣”。
《齐民要术》又提出浸泡催芽法。粮食作物中惟稻需要催芽，《水稻》篇曰：“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内草chúan＠⑥（草编或竹编之容器）中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旱稻》中的种子处理，亦采取同样方法，只不过要求芽略短一些，以利耧耩。这种水稻催芽法由于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沿用。
这一时期在作物播种期确定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我国传统农业历来重视农时，两汉时期大多数作物都有了播种期的记载，但线条较粗，比较模糊。以禾粟为例：
《fán＠⑦胜之书》曰：“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
《说文》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谓之禾。”
崔shí＠⑧曰：“二月三月，可种植禾。”
在《齐民要术》中，已把粟、黍、稷、春大豆、小豆、大麦、小麦、水稻、旱稻、麻、麻子、胡麻、瓜等作物的播种期由月具体到旬，并有了“上时”、“中时”，“下时”之分。“上时”是播种最适宜的时间，“中时”次之，“下时”最次。仍以禾粟为例，《种谷》篇载：“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三时的出现，对农业夺取高产更具指导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进入寒冷时期[13]，对北方农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面对气候变冷导致霜期提前、作物生长期拉长等情况，北朝人民采取提前播种的办法。如粟，在西汉是三月份初播，而在《齐民要术》中，首播时间已提前至二月上旬；大豆的首播时间也从汉代的三月提前到二月中旬。[14]“上时”、“中时”、“下时”的划分，可以说也有应对气候变冷的成分。
三 畜牧业的发展与北方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部和西部先后分布着匈奴、鲜卑、羯、氐、羌、高车、柔然等游牧民族，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内地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我国北方农业中，一直含有较多的畜牧业成分。司马迁在谈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时说：“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广阔的内地则是“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2]（《货殖列传》）。畜牧业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门类，但上述情况显然不同于游牧地区那种单纯的畜牧业，而是一种基于农业、包含于农业的经济成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基于农业的畜牧业其发展达到了顶点。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北方畜牧业随着游牧民族进入而发展的轨迹。三国时期，匈奴已进入华北，曹魏模仿汉代的五属国，将进入山西的匈奴分为五部进行统治。十六国时期，“五胡”大举进入内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淝水之战”后，鲜卑拓跋氏崛起于代北，439年统一北方，其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更多的鲜卑人来到中原腹地，这是汉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游牧民族内徙。一批又一批的内迁民族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牲畜。
此外，北魏150年间不断地征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高车、柔然诸部，掳掠的牲畜也极为可观。据《魏书》的本纪及高车、蠕蠕、西域等传，获取百万头（匹）以上的行动就有6次，如登国六年（391）破匈奴卫辰，得“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又如神＠⑨二年（429）击柔然获戎马百余万匹，击高车获马、牛、羊百余万匹。北魏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在历次战争中又有数以千万计的俘获，故其畜牧业已超过汉唐两代，[15]（p351—352）北方农业区的畜牧成分也于此时臻于极盛。
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亦达于顶峰。《魏书·尔朱荣传》言其在秀容（今山西原平县南）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如果说尔朱荣的牲畜多至不可数而以山谷统计数量是个别情况，那么广阳王元深任恒州刺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则反映的是民间马匹之多[16]（《广阳王深传》）。而牛在普通百姓中可能比马更普遍，以至政府经常下令征发。如泰常六年（421）“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始光二年（425）“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16]（《太宗纪》，《世祖纪》）。这种“大牛”不同于中原传统的耕牛，显然是鲜卑拓跋部培育出的优良品种然后随主人进入内地的，政府作为赋役征发，说明北魏前期“大牛”在民间就已比较普遍。在以后实行的均田制中有丁牛受田的条文，在相应的租调制中则规定“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16]（《食货志》）。这显然是在耕牛比较普遍的基础上制定的。羊的饲养量也在增长，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羊》篇谈种青茭时，以“羊一千口者”为例，这个数字在地主经济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以上资料中的基本数字看，北朝内地的畜牧业已是汉代“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的数倍，其成就已绝非汉代所能同日而语的了。
汉代种植业比重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畜牧成分增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论者或以为是对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但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一变化应是北方农业的一次重大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调整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
首先，有利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土地用于经营种植业，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吸附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最高的产品总量，养活更多的人口；用于从事畜牧业，则以很少的人力即可经营大面积的土地。汉唐两代，北方人口滋盛，形成了中国人口史上两次高峰，社会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发展种植业是汉唐社会的必然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动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情况时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畜牧业可以把荒地荒山尽快利用起来，故不失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有效对策。当然，这种扩大又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即不与种植业争地。像元初蒙古贵族在华北强占良田改为牧场，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但北魏不是这样，鲜卑人进入中原后迅速汉化，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将农田变为牧场的情况极为少见，因此对农业的破坏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顺应了北方耕作方式的变化，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一时期北方尽管人口减少，但仍在“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思想指导下，坚持精耕细作，于是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再加上气候变冷的因素，因此北方土地的种植方式，或为一年一作，或实行休耕制，即种一年休闲一年乃至二年，若再算上荒地，土地闲置率约在50％以上。休闲土地和荒地上长满野草，实为天然牧场，北方人民利用闲置土地进行放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再次牲畜践踏放牧过的土地，土壤肥力也会有所提高。《耕田》篇引《汜胜之书》言杏花开时春耕先耕轻土，“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而强之也”。则牲畜践踏又具有改良土壤之作用。此外，据《齐民要术》记载，一些作物的生长过程中，也常常需要牲畜践踏。如《旱稻》篇言播种之后，“其土黑坚强之地，种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履践之”。《种葵》篇则言为帮助冬葵萌发，“正月地释，驱羊踏破地皮，春暖草生，葵与俱生”。贾氏还专门作注曰：“不踏则枯涸，皮破则膏润。”则羊群践踏具有保墒作用。《种枣》篇亦言大片的枣树栽种之后，“欲令牛马履践令净”。
最后，有利于农业增收和人民致富。牲畜繁殖很快，因此畜牧业增值也快。早在春秋时期，被后世尊为“治生祖”的陶朱公范蠡，就把“欲速富，畜五zí＠⑩”作为“致富之术”向人们推荐。[12]（《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一系列收益可与千户侯等的致富途径，并称之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得收”的“富给之资”，其中畜牧业排在最前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把他们的经验多次加以引用和重申，并根据牲畜繁殖和市场物价。得出“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的结论。[12]（《货殖》，《养牛马驴骡》）这一结论既是现实的总结，同时也使致富的途径更加具体、更加明确，更具可操作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正常的商业利润一般在20—50％，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的发展逊于汉代，商业利润一般不会高出汉代。两相对照，畜牧业的利润比普通商业要高，比种植业就更高得多了。由此可以说，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是这一时期北方农民致富增收的最佳途径。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农业，其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继承了汉代的成就并有重大创新与发展，这一领域中的生产力水平高于两汉，并带动了劳动效率的提高。农业中畜牧成分的增加是对土地荒芜情况的适应性变化，而非停滞和倒退。由于战乱和人口的流徙，北方农业的规模和经济总量或许低于汉代，但粮食单产和人均、户均产值则有可能超过汉代。（注：高原在分析计算后提出：魏晋南北朝“高额亩产量超过汉代，一般亩产量与汉代持平”。《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在正常年份，由于畜牧业的补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北方农业的进步，为隋统一南方和隋唐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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