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安徽档案部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档案管理利用的传统与现代、实体与虚拟、整合与服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这些探索自然要触动原有理论和旧的管理机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场从2004年5月起始的改革，历经了四年的探索，其成果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有何启示？本文将着力研究此问题。因为这些探索发生在安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所以本文称其为“徽式探索① ”。
一、改革的起因
伴随着档案事业的高速发展，档案机构作为机关的一个工作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有些档案室长期作为办公厅（室）的内部机构，很难行使它的社会职能，影响了档案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形成于计划经济下的档案管理模式，极其自然地出现了档案信息资源的归属与流向上的“条块分割”。而这种 “条块分割”又直接导致了部分专业主管部门出于自身工作方便的考虑，不断强化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从社会整体利益来看，这些档案室（馆）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档案信息资源归属与流向上的“条块分割”引发了“信息孤岛”，并使这种孤岛现象面临着不断深化的风险。目前政府机构中有多少个部委办就可能有多少个信息系统，每个信息系统都有自己的数据库、自己的应用软件，各自为政、不联不通，隔断了部门业务上的内在联系，致使丰富的信息资源难以得到共享。这些“信息孤岛”不仅拖累了档案信息化进程，而且严重地威胁着我国信息化战略的实施。
档案部门不能回避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电子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设施建设，并正在强烈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心态，档案部门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档案库房中存放的多数是陈旧的公文，能够直接为现实、为老百姓、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资源太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于两难窘境的安徽档案部门，根据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选择了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试点，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突破档案事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和制约瓶颈，奋力推进安徽档案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拉开了我国档案部门整合资源，创新体制，强化服务的改革序幕。因此，可以说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形势，促进了“徽式探索”的发生。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些不太熟悉安徽档案工作的同志或许会问：安徽省档案部门具体探索了什么？这里，我们首先梳理一下他们几年以来的做法：
第一，破除经费由国家投入，资源部门分割，难以服务社会的旧模式，建立起行政区域内国家档案信息资源集中统一管理，开展“一站式”服务的新模式。
第二，在档案管理方面体现了档案信息资源集约化管理的科学管理方法，变各类专业档案的多头管理、分散保管为国家综合档案馆的集中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国家档案信息资源。针对档案馆“为现实、为老百姓、为经济建设直接服务的资源太少”等客观情况，展开了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工作。以档案的收集、整理为切入点，明确档案部门与各主管部门在专业档案形成、流转和管理工作中的关系与职责，建立新的流转机制。
第三，在档案利用方面，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将死的档案信息资源转变为活的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最大效益。启动了安徽省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开展了分布式档案基础数据库建设，研究起草了《文书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基于XML的电子文件封装规范》、《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等国家行业标准，并通过专家评审，填补了国家科技创新成果的此项空白。
通常，一项成功的改革总是从讨论到探索，再到理论整理，直至形成规范、政策、法律，从而指导推广应用、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安徽省档案部门对国家档案管理利用新模式的探索首先在和县试点，而后以现场会的形式进行总结，最后国家档案局又组织了一个《新时期国家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研究》的项目，对安徽档案管理模式改革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多种情况表明，“徽式探索”是完整的，成功的。这种探索既是档案管理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档案学管理理论探讨的现实需要。
笔者认为：安徽档案信息资源整合，遵循的是信息前端控制理论，探索的是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发展的第一要务。其探索结果，对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意义。这种探索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既“解放思想”，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三、改革的成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场从2004年5月起始的改革，历经了近四年的探索，其成果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有何实践意义？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据2008年的最新统计，安徽全省共有79个市、县（区）开展了这项改革，超过了全省市、县（区）总数的三分之二。2007年国家档案资源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省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增加167万卷件，总数达到1000万卷件，比上年增长20%，极大丰富了馆藏内容，彻底改变了馆藏结构单一的状况，服务经济社会的功能得到了极大增强。全省国家综合档案馆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获得效益达1亿多元，人民群众利用馆藏档案受益达6亿多元。人民群众为落实水库移民、拆迁安置政策，核实工龄、学历，认定婚姻、户籍，办理失业、养老、医疗保险，解决房产、山林权属纠纷等，到档案馆查阅档案达到15万人次，占同年档案馆利用档案总人次的75%。一些档案馆把民生档案信息化放在档案信息化的优先位置，建立了一批涉及知青、婚姻、房产、土地等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通过网上利用、在线答疑、热线咨询等方式，为基层群众提供便捷服务，受到了群众称赞。有的群众感慨地说：“党的政策好，档案不可少” ②。档案为经济建设和老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为社会稳定贡献了力量。
到去年底，全国共有30多个省、市、区及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档案部门领导率团到安徽考察档案管理模式改革。这些考察团带走的不仅是安徽省对国家档案资源整合与管理利用模式改革的经验，还带走了安徽档案部门的深度思考：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档案工作究竟应该如何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服务？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档案信息如何更好地实现开放利用？档案法律法规应该如何为改革实践保驾护航？怎样的档案馆网布局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等等。
四、实践与理论的启示
启示一：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国大地上展开，成为当代中国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回望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巨大变革，不仅让我们对改革的前途充满信心，而且特别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实践与理论问题的审视与思考。实践是理论的现实来源和客观基础，理论是实践的高度凝炼与抽象，它们总是相伴而生，相互影响。目前，社会转型期的档案工作实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徽式探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些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来总结，以便引导档案工作改革向纵深推进。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践，着重解决理论滞后、应用性不强的问题，探索出一整套符合转型期社会特点的档案理论体系。
启示二：
我国的档案理论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不断总结档案管理经验，在创新中成长、发展的历史。中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很少远离实践去进行闭门造车，而总是贴近档案管理实践，密切注视并及时发现、抓住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与问题，从理论上做出切实、中肯、客观的解释与回答。
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档案界关于“档案形成自然规律”的理论探索及其结论，就是针对当时某些档案部门不了解档案形成的客观规律，在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中大搞揠苗助长的主观主义做法，从理论上做出的正面回答；整理工作中“按照档案形成的客观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尊重原基础”等理论原则的提出与确立，则是对整理工作中后来者不断否定前人留下的整理结果，想当然地对所接手的档案不断打乱重整的主观主义倾向提出的理论告诫③。
这些做法，使中国档案学理论既保持了理论性，又注重了实践性，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档案学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虽然仍会按照这一基本轨迹走下去，但现实层面的许多新的现象，无疑会使档案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与过去已走过的道路有所不同。
譬如，“徽式探索”进行的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提高了综合性档案馆在国家档案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必然要求现有的档案馆理论得到创新。又如，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这就产生了档案的来源与归属不确定的问题。档案不再单纯属于国家所有，很大一部分档案属于个人所有，甚至属于外资企业所有，档案的成分开始变得复杂，原有的“国家档案全宗”理论就必须得到修正与创新，使之能够更好地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再如，安徽电子文件中心的面世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档案的收集、管理、保护与利用以及档案信息开发等理论都提出了全面创新的要求，使之最终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实践性学科，因而，它具有很突出的社会实践品格。研究档案学不仅是为了认识规律，探求事物和对象的本质，更是为了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因为这场“国家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国家档案管理机制的改革”发生在安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安徽的档案学者，应紧扣这些鲜活的实际案例，让研究更加紧密地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启示三：
目前，档案利用工作正悄然变化着形式与内容。从档案利用者来看，已由机关部门利用，发展到学术研究部门利用，而且正在向普通公民利用的方向发展。从档案利用需求来看，不仅要求阅读档案原件，而且要求提供档案复制品或者数据型的档案信息加工资料，因此，导致档案服务工作复杂化。档案服务工作，正由为少数人服务向为大多数人、为社会、为普通公民服务，由消极的被动服务向积极的主动服务方向发展；提供档案信息的方式也由过去简单的“你查我调”的阅读原件方式，向提供档案信息复制品服务、一次文献服务、二次文献服务、三次文献服务等方式转变；档案工作服务的方式和手段，已经由原始的手工检索方式发展为现代的计算机检索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档案工作日趋复杂化，要求档案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也要随之发生变化。高质量的档案服务工作，只有具备了档案服务工作所需要的档案专业素质，并且具备档案服务工作所需的各种技术的人员，才能够胜任。安徽档案管理利用模式改革中遇到的人才问题表明，在当前形势下，尤其是在政府信息公开的环境中，档案工作的人才供需矛盾依然十分严峻。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档案开放利用创新，是当前和今后“徽式探索”的创新内容，其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与信息利用公平的程度。因此，这项工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特别要注重原创性和开拓性构思，力争赋予“徽式探索”新的亮点。
“徽式探索”的实践和通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将为中国档案学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徽式探索”的意义是宽泛的，内涵是丰富的，其中最值得弘扬的就是进取精神，而这一点对于习惯于看摊守业的档案工作者来说，又是极其的难能可贵。虽然，档案资源整合与管理利用模式改革在安徽省内已取得大面积的成功，但对全国而言，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尚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以及深受徽州文化影响的“徽式探索”，必将对中国档案学和新形势下的档案开放利用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注 释：
①裴友泉、马仁杰：《徽式探索的学术意义》，《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4期。
②李学香：《坚持解放思想，着力改革创新，推动全省档案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全省档案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安徽档案》2008年第1-2期。
③安徽省档案局：《档案学原理》，黄山书社2007年4月第1版：21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