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学界，循证管理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名词。这也难怪，循证管理来自对循证医学的借鉴，而循证医学兴起时间并不算长。菲佛和萨顿，就是在管理领域引进循证概念的先行者。循证医学的英文名为Evidence-based Medicine，菲佛和萨顿把它移植到管理领域，创立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这一关键词。
　　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讲席教授（the Thomas Duncombe DeeⅡProfessor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菲佛的生平资料很少，我们连他的出生时间都未能查到，仅仅知道他的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度过，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菲佛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任教，之后又去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1979年，辗转回到斯坦福大学，从此，他的学术声望直线攀升，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
　　除了在斯坦福任教外，菲佛还有众多的学术兼职。他是哈佛商学院、新加坡管理学院（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客座教授，也是位于巴塞罗拉的西班牙IESE商学院（Instituto de Estudios Superiores de la Empresa）的访问学者。在社会兼职上，他担任美国Audible Magic公司、帕托拉包装公司（Portola Packaging）和索诺声公司（SonoSite，一家设计和生产便携式超声诊断设备的企业）的董事，还是量子飞跃医疗非营利组织和旧金山剧场的董事。
　　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学者，菲佛的普及文章影响更大。2003年到2007年，他在发行量达60万册的《商业2.0》（Business 2.0）杂志上开辟《人性因素》（The Human Factor）专栏。2007年，他为土耳其的《资本》（Capital）杂志撰写专栏。近期，他频繁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周末清晨（Sunday Morning）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的栏目里。他在全世界34个国家开办过高级主管培训课程，并为美国多家企业、协会和大学提供教育及咨询服务。在一定意义上，他是美国管理学界一位类似于讲三国的易中天式的学者。
　　步入学术领域之初，菲佛循规蹈矩、扎扎实实作学问。早在1978年，菲佛与杰勒尔德·萨兰基克（Gerald R. Salancik）合作，出版了专著《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该书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有汉译本），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在组织理论上自成一家。菲佛创立的这一组织变迁理论流派，与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变迁理论并驾齐驱，具有广泛的影响。所谓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依存，任何组织的生存都需要从环境中吸取资源，但组织对资源的依赖并不能否定组织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组织能够运用自身的权力，在依赖环境资源的过程中创造环境，组织对环境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组织的行为过程。菲佛论证组织对资源的依赖性，彰显了三个主题：一是环境在组织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二是组织在环境的制约下具有消除依赖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三是通过组织与环境的依赖关系来理解组织内部行为和组织之间行为。
　　一提到资源依赖，很多人就会联想到环境决定论。其实，资源依赖理论恰恰特别强调组织的能动性。资源依赖理论立足于这样一些假设：组织最重要的事情是自身的生存；生存需要资源，这些资源不是组织自身固有的，要从环境中获得；组织要与它所依赖的环境形成互动，这种互动包含了其他组织，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组织的生存，建立在对自身与其他组织关系的控制能力这一基础之上。所以，组织的战略及其行为，都与获取资源、控制其他组织的行为相关，组织行为的本质，是组织权力及其运作。组织力求能够支配环境，避免对外界的依赖。由此，组织理论必须研究组织的外部限制和内部权力结构。组织的关键在于环境和自身的“连结”，任何组织行为，都建立在组织控制环境的努力上。兼并、垂直整合和水平扩张、多样化，都是组织控制环境的必要策略。所以，有人批评这一理论过多地关注组织权力而忽视了组织的其他方面。
　　从组织的资源依赖出发，菲佛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组织权力方面，1993年，菲佛出版了《权力管理：组织中的政治与影响力》（Managing with Power：Politics and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此后，他关于权力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2001年，他又出版了《权力：为什么总是掌握在部分人手中》（Power：Why Some People Have It And Others Don't），研究为什么有人有权、有人无权的现象，反驳那种“别人行，你为什么不行？”的论调。
　　正是组织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使菲佛对管理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组织的环境差别极大，克服依赖的措施多种多样，即便是看起来普适性的管理原理，能否在不同的组织中产生同样的效用？有些组织能够成功地扩展自己的权力，有些组织则惨遭失败。许多学习管理的经理人，在商学院记住了某些管理的教条而忘记了特定组织在资源依赖方面的特殊性。由此，他开始对商学院的教育方式乃至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开始提出疑问。2000年，菲佛与萨顿合作出版了《知行裂隙》（The Knowing-doing Gap: How Smart Companies Turn Knowledge into Action，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尤咏译本名为《管理者的误区》），剖析了经理人在所知与所行之间存在的裂隙。许多时候人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在实际中却不去那样做。包括商学院的教授们，课堂讲的头头是道，自己当了领导人却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在实际上。各种管理培训、信息，大量的图书、文章，很少能对管理者起到实际作用。于是，菲佛和萨顿提出了如何实现知行转换的设想，用四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此后，菲佛一边继续思考管理活动中的知行关系问题，一边对现有的管理教育进行批判。2002年9月，他在管理学会主办的《管理学习与教育》（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杂志上发表《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The End of Business Schools? Less Success Than Meets the Eye），对MBA教育提出批评。菲佛指出，越来越多的经理人攻读MBA，然而，即便是学生取得了优秀的课程成绩，与他们的职业前景有多大关系？商学院的教授们不断研究各种理论，这些理论能否对管理实践起到好的作用？2004年12月，菲佛在《管理科学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上又发表《商学院的生意：美国经验的教训》（The Business School ‘Business’：Some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再一次对MBA课程和商学院的运作方式提出反思。菲佛对MBA的质疑，对商学院发展方向的思考，对那些过分热衷于理论而不重视事实证据的学者们，无疑是一种警醒。

　　从对商学院的反思出发，以对知行裂隙的研究为铺垫，菲佛和萨顿提出了“循证管理”的设想。2006年1月，菲佛与萨顿合作，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循证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一文，拉开了循证管理研究的序幕。同年，他与萨顿合作出版《管理的真相：事实、传言与胡扯》（Hard Facts: Dangerous Half-truth & Total Nonsens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闾佳、邓瑞华译本名为《管理的真相》，台北梅霖文化公司出版的蔡宏明译本名为《循证管理：依循证据找问题，正确决策破迷思》）。在这本书中，菲佛指出，循证管理并不是列出一堆供你记忆、模仿、使用的技术，而是给人们勾勒出一幅组织生活的透视图，提供一种思考方式，用来引导人们判定你和你的公司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下一次该尝试什么。循证管理并不给人们提供一次性解决方案，也不能神奇地搞定你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它能提供一些每天应用的有效步骤，用以保持管理者的健康心态—关注确凿的事实，免受危险传言的伤害，看穿并拒绝彻头彻尾的废话。
　　2007年，菲佛再接再厉，在“人性因素”专栏文章的基础上，整合和扩充已有的成果，出版了《他们到底在想什么》（What Were They Thinking？Un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Management。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恒、闾佳译本名为《你所知道的管理都是胡扯》。台北梅霖文化公司出版的蔡宏明译本名为《破除旧思维建立管理新观念：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这本书由28章构成，篇篇都有实例，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充实和发展了循证管理的内容，挑战那些被广泛接受却效用可疑的管理理论。
　　菲佛的研究还在继续。作为管理学会的会员，他获得过管理学会的欧文奖（Richard I. Irwin Award）。《纽约时报》以“相信证据而非直觉”（Trust the Evidence, not Your Instincts）的标题，高度赞扬菲佛和萨顿提出的这一管理实训。2008年5月5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以“在创新、动机激励方面的探索型大师：全球化时代多元训练的思想领军人物”（Quest for Innovation, Motivation Inspires the Gurus：Leading Thinkers Apply Varied Skills For Global Solutions）为题，选出了20名商业思想家，菲佛排第11名。维基百科（Wikipedia）的民间自由投票排列出50名杰出商业人士，菲佛排第20名。
　　菲佛在管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点像中国的作家王朔。王朔在80年代，曾经写了一连串京味十足、解构崇高的市井小说。赞扬者认为王朔开了小说新局面，批评者认为王朔开了“痞子文学”的先河。不管对王朔如何评价，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以“侃大山”的方式，把过去罩在文学身上的神秘色彩扒了个精光。那些表面上很崇高、很伟大甚至很感人的东西，在王朔的笔下全都“不是个玩意儿”。后现代的解构精神，在王朔身上得到了充分发挥。正是王朔这种解构，使小说回归了常人生态。如果读者看不惯貌似反面的“顽主”，那你还可以看正面小人物串演的“编辑部的故事”。“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被王朔彻底消解。菲佛在管理学中的作用，正是这种解构。他把貌似神圣的管理学原理，用企业经营中的一件件事实予以臧否，一切从证据出发，辨析加棒喝，揭开笼罩在管理理论上的神话，区分真假参半的传言，澄清没有根据的胡说，使管理学回归现实，坚持对真相的尊重和对生活的回归，从而使管理学看到了穿越理论迷宫的路标。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菲佛有点像王朔，不等于他就是王朔。菲佛全然没有王朔那种“不正经”，而是一脸正经的进行管理布道。如果说，王朔的调侃后面是“痞子式的坏笑”，那么，菲佛的揶揄后面是“较真式的淳朴”。在追逐真相、尊重事实方面，菲佛与王朔绝然不同。就像中国古代的禅宗大师那样，以打柴睡觉、喝水吃饭等日常生活来体验佛教之道，试图走出迷信经典的误区。菲佛从企业经营的具体事实出发，引导人们感受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存在的巨大裂隙，放弃“信以为真”的歧路，倡导“真以为信”的正道，以自主的思辨认知，判断理论的可靠性和局限性，从而使理论能够真正发挥出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作用。所以，菲佛对管理学的解构，不是不要理论，而是回归理论的本位。在学术的象牙塔和现实的管理迷宫中，菲佛既能坚守象牙塔的学术本分，又能走出象牙塔进行大众普及。他的著作，几乎看不到那种生涩坚硬的学术语言，反倒有不少揶揄调侃，以生动的表达展示他的思想火花。菲佛的著作，不仅是给实践中的经理人读的，而且也是给大学中的教授读的。无论是学者还是经理，都能通过菲佛的著作，看到管理研究、管理咨询和管理实务中的相关误区，启发自己的思维，增强自己的辨析能力，培养自己尊重事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