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区域竞争的基本单位，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基本态势良好，总体上已经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战略格局。对城市群概念的表述很多，核心内容认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按照这个定义来看，中国目前有十个城市群发育比较成熟，每个城市群内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特大城市，区域内城市规模等级体系比较完整，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这十大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从人口、土地和GDP总量看，这十大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集中了全国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3以上的GDP。随着经济发展和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城市间的竞争正逐渐由目前单个城市或单一地区间的竞争，升级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对城市群竞争力的研究也成为学界热点。魏后凯采用费景汉－兰提斯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1］;顾朝林就城市群概念、城市群国外研究、中国城市群的早期研究、中国城市群作为国家战略的研究进行了综述［2］。孟可强、陆铭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了三大都市群的辐射范围和差异［3］。殷广卫、邹璇也应用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提供了建议［4］。但由于区域经济内部发展变化可能会被区域总体差异的演变所掩盖，不均衡程度的衡量常会忽略区域差异内部的分解。所以，鉴于十大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定量考察城市群区域经济差异现状和演变更加有必要。本文将采用锡尔系数、变异系数等广义熵(GeneralEntropy)差异衡量指标，考察十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现有格局及其动态演变，并应用差异分解方法对总体发展差异的构成和来源进行分解，分析其内部城市之间及城市群内经济差异程度的演变过程，为阐述我国城市圈发展总体战略问题提供依据。

1十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差异

1.1十大城市群的界定、数据来源为了避免时间选择的影响和有效地把握我国城市群最新的变动趋势，我们选择2000～2009最近10年的连续数据。本文的城市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人均收入的数据较难获取，本文在计算时采用人均GDP指标替代。在数据的处理上，为了增进结论的可比性和可靠性，文中所有的基础数据都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

1.2研究方法从相对意义上测度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方法多使用级差指数和标准差指数，从绝对意义上可以使用极比指数、变差指数和锡尔指数。一般认为，使用标准差和变差指数可以同时从相对及绝对意义上测度出区域间的经济差距状况。其中锡尔指数的突出优点是可以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从而便于考察和揭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各自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以及各自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通过变异系数，可以测度出区域内相对差异的程度，且可进行两个以上区域比较，因此，它比极差即绝对差和相对差只是两个区域比较更能反映区域间的差距特征。综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这些指标的特点，我们选取了锡尔指数、衡量绝对差异的标准差、衡量相对差异的离差系数等作为定量指标来考察十大城市群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1.3城市群发展趋同分析锡尔指数又称锡尔熵，最早由锡尔(Theil)等人于1967年首先提出。包括两个锡尔指数分解指标(T和L)，两者的不同在于锡尔T指标以GDP比重加权，锡尔L指标以人口比重加权，一般研究中大多采用锡尔T指标，在下面的分解中主要用锡尔T指标，其计算公式为:式中，N为城市数量，yi为i城市GDP占所有城市圈中城市的份额。锡尔T的值域为［0，log(N)］，T指标越大，就表示各城市群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锡尔T指标越小，就表示各城市群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小。因此，锡尔指数系统性地体现了在某一时点各城市收入的总体不平等程度。对锡尔指数进行一阶段分解，就可以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十大城市群间的差异和十大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对于空间组织单元来说，组内项代表区域内部的不平等程度，组间项代表各区域间的不平等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yij为第i城市群中第j城市的GDP占该城市群所有城市GDP的比重，Pij为第i城市群中第j城市的人口占该城市群所有城市总人口的比重。TBR为十大城市群间锡尔系数值，代表城市群间经济差异，TWR为十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锡尔系数值，代表城市群内部差异。计算2000～2009年间全国及十大城市群的锡尔指数如图1所示，直观的反映了中国各城市群差异水平的变化情况。图1体现出2000～2009年全国总差异和它的分解量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的变化趋势。由分解结果知，中国整体差异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源于十大城市群间的不均衡发展，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自2003年起虽逐渐拉大，但对全国整体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2000～2003年，城市群间差异一直是全国总差异的主要部分，2003～2006年，城市群内部差异有所上升，并且与城市群间差异相当，2006年之后，城市群间差异又取代城市群内部差异，成为全国总差异的主要部分。城市群间的差异相对于城市群内部差异要大，说明区域趋同效应对近距离城市效果明显，而远距离的城市趋同效应很弱。图2展示出近十年来十大城市群人均GDP差异的变化趋势，从中可见大部分城市群的锡尔指数呈下降趋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总差异在不断减小，而京津冀和辽中南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却在扩大。说明上海对周边城市的经济扩散和辐射效应显著，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内部的经济差异在缩小。珠三角的情况与长三角大体相同，内部城市间经济差距也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但以北京和天津双核带动的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差异却在扩大，这在宏观数据中也得到验证。北京在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上都处于全国第二位，然而，周边的城市发展却相对滞后，甚至还形成了一个人口达273万的“环京津贫困带”。这说明作为京津冀城市圈的核心城市，北京市的辐射带动效应没有充分发挥［5］，并且长期以来，京津两大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在发展上相互脱节，彼此间的空间联系松散、薄弱。周边中小城市特色不突出，产业承接能力不强，使得这一地区产业梯度落差过大，造成先进的特大城市、落后的腹地这一特殊现象。与此类似，辽中南城市群、中亚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占有的经济比重—都稍显薄弱，导致城市群发展也较为落后。再加上行政壁垒、资源配置不合理等方面原因，导致这些核心城市对所在城市群的辐射面狭窄，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内部城市间的发展差异仍然较大。但大部分城市群的内部差异都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验证了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1.4十大城市群经济差异演变由表1可以看到，十大城市群间差异的贡献在不断上升，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差异在不断下降，说明整体差异越来越受城市群间经济差异的影响，而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整体差异的影响较小，城市间差异的变化成为造成全国整体区域差异扩大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图3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差异分解(2000～2009)由图3来看，整体上城市群间差异的贡献率虽然有下降趋势，但一直保持在50%左右或以上水平。这说明，近十年来十大城市群间的差距直接促成了总体差异的上升，这是造成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主导力量。而区内差异的贡献率一直保持稳定，除了2004年、2005年之外，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差异的贡献率一直低于城市群间差异。

这说明，城市群内部由于距离较近，经济联系紧密，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效应强，使得发展差异不断缩小。而由于距离较远，区域趋同效应不明显，导致各城市群之间经济条件存在较大差异，成为造成整体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要缩小全国的区域差异，城市群间差异的缩小尤其重要。差距的存在除了自然基础差距外，经济基础的差距是很关键的。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要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初期差距效应，即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发展起点不同对于一定阶段差距扩大具有主要作用。即使穷国增长率快于富国增长率，仍会出现绝对差距扩大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十大城市群差距的扩大首先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并长期积累和惯性作用的结果。

1.5十大城市群的相对差异的测度为了定量测度十大城市群济差异的总体水平，我们以人均GDP作为测度经济差异的总体指标，用标准差St和变异系数Vt分别代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异系数又称离差系数(威廉姆逊系数)，是通过将区域内人均GDP与全国平均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的标准差除以所有区域的平均人均GDP为基础进行的比较。通过变异系数，可以测度出区域内相对差异的程度，且可进行两个以上区域比较，因此，它比极差即绝对和相对差只是两个区域比较更能反映区域间的差距特征。一般来说，威廉逊系数值越大，说明各地区收入水平相对差异程度越大，区域的不平衡性就越大。公式如下:(3)式中，Yit为第i个城市圈的人均GDP，N为10，Yt为N个城市的人均GDP的均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十大城市群各年绝对差异St和相对差异通过表2可以看到，十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变化不大，基本保持稳定。而2000年到2009年十大城市群内人均GDP变异系数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到2009年变异系数即威廉逊系数从0.37，降低到了0.27。为了测度各城市群在某一时期内人均GDP变化与同一时期内全国人均GDP的变化的关系，引入相对发展率的概念。Nich值由式(4)计算:1i分别代表第i城市群在时间1和时间2的人均GDP，Y分别代表各城市在时间1和时间2的人均GDP。由2000～2009年各城市群人均GDP的相对发展率的值，可以看出各城市群人均GDP与全国的相对发展率都超过1，说明这十大城市群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全国平均速度，而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速度更远超全国平均速度。再次证明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对周边地区具有巨大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我国城市群的崛起，不仅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依托，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支柱地位得以稳固和强盛的标志。

2结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群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得出以下判断和评估:第一，区域差距总体上是缩小的。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经济差异在快步缩小，处于威廉姆森倒U字模型的后期扩散阶段，再次证明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核心的经济扩散和辐射效应明显，对周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并且由于内部距离较近，区域趋同效应明显，经济差异逐渐缩小。但是京津冀城市群则处在威廉姆森倒U模型的早期发展阶段，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过强，空间集聚趋势日益凸显，导致内部城市间区域差异拉大，并在周边形成了一些较为明显的贫困地带。第二，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差异对全国区域差异变化的影响很大。十大城市群间区域差异对全国差距的贡献2001年占到70%左右，之后有所下降，但到2009年仍接近60%，而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差距占全国差距的贡献下降到40%左右，说明十大城市群间的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贫穷俱乐部和富人俱乐部的分立已经很明显，怎么样缓解、遏制这种趋势是实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第三，十大城市群的相对发展率差别很大，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明显。虽然十大城市群人均GDP的相对发展率都超过了全国平均速度，但城市群之间的发展率差别很大。位于东部沿海的四大城市群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体现出来。“十二五”时期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市群的崛起，并不会改变我国区域经济重心和城市群板块重心仍将驻留于东部沿海的格局。甚至可以说，沿海作为我国经济和城市重心的地位还会有进一步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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