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支出从理论上讲是指一切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开支。经济增长则一般是指以GDP衡量的经济总量的变化。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在“牛奶与大炮”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以达到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是决策者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研究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就是要对于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层次分析，以更有利于权衡取舍，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外部性通常指一种经济活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规模效应是指某种产品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导致的平均单位成本的减少。用此两个概念可以分析国防部门支出对于经济整体产生的影响。
1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两部门外部性理论模型
1.1 条件假定假设中国的经济体是抽象为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两个部门，分别按照古典生产函数进行经济的运行，国防部门对于民用部门有外部性作用，同时国防部门对于整个经济体有规模效应。具体来讲这两种渠道是：国防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边际外部影响，这被定义为外部性；国防部门具有较高的投入生产率，因此作为投入的既定资源总产出的增加就被转移到更具有生产率的国防部门了，该机理称为规模效应。
1.2 数学模型①国防支出通过外部性效应和规模效应两个机制影响经济增长，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出发，引入两部门的生产函数，总的经济体即是两部门经济的总和。在民用部门的生产函数中引入了除了要素之外的国防支出的外部性影响，再联立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
假定：①两个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不同，假设差值为δ，并用国防要素生产率差额的函数表达式来反映规模效应。②用民用部门产出对国防开支的弹性系数来反映外部性，并记该弹性为θ。③民用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和总系统中的劳动的单位产出成正比，比值常数记为β。民用部门的资本边际产量为常数，记为α。④投资是资本的变化。在这四个假设下建立了国防部门可能影响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的两种合理机制的模型，并由此衍生出从数量上估算这些影响的方法。引入扰动项和常数项，可以反映随机扰动因素和中性的技术变化，得到以下的计量模型。
dY/Y=α+αI/Y+βdL/L+δ/（1+δ）-θdM/Y+
θdM/Y+μ
模型中，第一项是常数项，即截距项，经济含义是反映中性的技术变化。第二项的系数表示的是其他量都不变的前提下，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项的系数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变化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项反映的是国防开支的直接要素挤出效应。第五项的系数反映的是国防开支对于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影响。通过最后两项的经验研究，可以求得代表外部性的参数θ和要素生产率差额的参数δ。
2检验与结果
2.1 检验结果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统计显著性比较满意。调整后的整体拟合优度接近70%，说明该模型在70%的概率下解释了实际的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F检验的P值近似等于零，说明各变量间表现出很强的线性关系，解释变量整体上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各变量的t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下非常显著，表明了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效果明显。
对于H1和H2的假说统计检验结果：进一步分析模型系数的正负是否与之前的假说一致。整体上来看是一致的，投资有一个正的系数，劳动力的系数为一个更大的正的系数，反映了资本，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正的，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直觉，也符合实际经济含义，与假说是一致的。验证了假说的正确性。
对于H3，H4的假说统计检验结果：当考量国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与外部性效应的时候，发现模型的结果与开始的假说不一致，而是与假说的后半部分相一致。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是规模效应为负，外部性效应为正。规模效应为绝对值较大的负值，外部性效应为绝对值较小的正值。国防开支似乎有一个很强的负的规模效应，而有一个较弱的正的外部性效应。二者都显著的不等于0，在95%置信区间内不包括0在内，说明二者与经济增长率的线性相关的程度较高。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在一个较为平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增长，国防开支由于没有经受备战或战时状态的影响，波动较为平缓，使得模型的适用性较为可信。国防开支的外部性的参数为绝对值较小的正值，说明民用部门产出对于国防开支的弹性为正的0.789，即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国防开支变化1%，那么民用部门的产出就同方向变化0.789%，说明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国防科研生产体系的改革两部门之间的制度性障碍在逐渐的降低，国防开支可以拉动民用部门的生产。国防开支的规模效应为较大的负值说明国防开支规模变化相对于GDP的比值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即该比值变化一个单位，经济增长反方向变化13.6个单位，说明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低于民用部门的要素生产率，规模效应为负。对于H5的假说统计检验结果：利用估计参数求解得出δ=-0.92804。该参数的值的经济含义是国防部门的生产率相对民用部门较低，与假说4的结推论是一致的。
2.2 实证分析对比研究中各参数变化的经济含义及原因解释。①资本：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的提升，是1.6607倍。说明国防科研生产体系的改革，制度性障碍逐步减低，资本要素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得以发挥，使得系数提高。②劳动力：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38615倍。劳动力要素的经济作用得以发挥，体现为制度性障碍逐步减低和以人力资本为表现的劳动力质量的逐步提升两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提升的倍数比资本要高的原因所在。③规模效应及要素生产率：1960-2000为正的规模效应；1978-2008为负的规模效应。要素生产率皆为负值。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总是低于民用部门但是有好转趋势。1960-2000年，国防开支规模效应较大的正的系数说明国防开支的规模变化相对于GDP的增长而言处于十分克制状态；1978-2008年的规模效应说明中国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低于民用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以及后来国防开支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的“克制”了，由于国防开支规模的增大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导致规模效应无法发出正的效应，而是负的效应。要素生产率差值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转型，民用部门和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都在提高，但是国防部门提高的速度更快，所以导致差距的减小，但是仍然处于落后于民用部门的状态。④外部性：外部性效应正好相反。计划经济体制下两部门严格分开，国防开支对于民用部门的拉动作用为负，说明挤出了民用资源，而非拉动了民用资源。随着国防科研生产体制的改革，经济的军民融合度提高，国防支出拉动了民用部门的产出。可见在制度的作用下拉动效果与挤出效应可以转化。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3.1 中国国防开支的规模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负向” 模型拟合结果二者为明显的负的系数，说明虽然国防开支属于政府消费，政府购买可以创造总需求，国防系统的经济也是经济体的一部分，国防部门的生产本身属于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但是，国防开支导致生产要素从民用部门向国防部门转移，由于国防开支规模增大而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的现象是存在的。这说明国防开支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来讲，应该注重效率，注重二者的平衡，不应该一味的追求国防开支的增长空间。当然应该看到1978年至90年代中国一直削减军费，导致的国防空虚的现象，数据表明的“挤出”可能是由于之前的“太克制”导致近几年需要“补偿之前的克制”，本来长期才能达到的过程现在要在短期“补偿”就要达到，“挤出”效应就可能表现的明显，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如果按照客观规律分散到长期去发展，那么达到同样的结果可能就不会产生“负规模效应”。国防开支稍微的增加是为了达到补偿之前“克制”导致的空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要“填补空缺”，但是也应该考虑到“国防开支的增加可能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从本文的研究来看，这种学术界的“担心”在目前已经成为考虑的必要。 3.2 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外部性 按照胡鞍钢的1960-2000年的实证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壁垒深严，以至于国防部门在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对民用部门几乎没有副产品，甚至是反向的效应，导致更多的民用部门的要素流向国防部门。然而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外部性为显著的正效应。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及国防科研生产体系的改革降低了部门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使得基础设施，技术溢出，人才溢出，需求拉动的阻碍性因素得以逐步的减低乃至消除。因此，国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的外部性。本文研究的结果与同样方法下得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情况相似。说明我们在处理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改革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与成就。然而应该看到正的外部性的系数的绝对值要比负的规模效应的绝对值小很多。 3.3 两部门外部性模型对于新世纪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已经比上世纪有了很大。的提高，从理论上讲，是可以严格的给予证明的 然而也应该看到本文引用的理论界结论的准确性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该阶段国防开支受国际国内许多特殊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本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鉴前人的思想，研究了改革开放以后直到08年的情况，该阶段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经济转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数据可以经过严格的平稳性检验，使得本文的两部门实证分析宏观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3.4 对于解释部分，应用了动态经济学及生命周期的思想，定性的给予宏观的说明 然而进一步对于不同产业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应用多部门多行业的模型进行研究，另外除了线性拟合之外还应该应用非线性关系、生命周期、动态经济系统的思想加以定量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