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与货币都是适应人类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符号。从语法学看，任何一种货币或货币系统都具有自身的结构与规则。从语义学看，货币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等意义。在语用学看来，货币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货币使用的社会情景而变化的。从语言学视域来研究货币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货币现象以及语言在人类经济行为中的作用与地位的理解。
　　关键词：语言学；货币；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
　　　
　　语言与货币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种媒介。人们通过语言，与他人进行精神性互动；通过货币，与他人进行物质性交换。语言与货币之间的相似性也为许多思想家所意识到。哲学家休谟指出：“语言是未经任何许诺由人类规约逐渐建立起来的。同样，金银也是以这个方式成为交换的共同标准，而被认为足以偿付比金银价值大出百倍的东西。”社会学家帕森将货币视为一种符号性的普遍化的沟通媒介，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现象。……所以它的分析需要的参照框架接近于语言而不是技术”。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将货币与语言都作为社会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与货币一样，可以用作感知的储蓄所，当作感知和经验的传输器，把它们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可以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货币现象是众多社会思想家的一个共识。那么，在语言学的分析向度中，货币究竟如何呈现为一种语言现象呢?
　　一、货币的语法学：货币的结构规则
　　语言，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相互之间发生关系才能形成一句一句的话，这就需要有结构规则。以语言中音义结合的符号的相互关系和组合规则为研究对象就形成了“语法学”。从语法学看，任何一种货币或货币系统都具有自身的结构与规则。
　　首先，从结构要素看，货币系统具有语言符号系统的各种构成要素。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和概念分别称为能指和所指。能指就是指称的对象，所指就是被指称的对象。语言符号就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现代货币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同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现代货币系统主要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物品和服务、货币材质、计算系统、度量系统、书写系统。货币的所指即是指货币能交换到特定的物品和服务。货币并不能交换到所有物品和服务。只有在一个特定社会中，一个对象或服务才成为一种可交换的经济物品。货币的物理形式、数字、度量、书写记录构成货币的能指部分。货币材质是货币符号的物理形式。历史上，充当货币材质的物品多种多样：贝壳、牛羊、金银、纸张、信用卡乃至目前电子货币。货币作为记账单位，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有不同的数字系统。现代货币具有最为发达的标准化、可分性的度量系统，例如人民币中的元与角之间的度量，英镑中的镑与便士的度量等等。而且，现代货币系统都有自己的书写方式，即各种价格体系。
　　其次，从结构关系看，货币交换关系与语言交流关系是一致的。索绪尔最先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价值系统是语言学和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语言学“正如在经济学里一样，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在这两种科学里都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价值这一概念表明，语言系统和货币符号系统的组织都以本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语言符号和货币符号作为社会现象都具备价值的两重关系。这种两重性表现在：(1)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2)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概括说来，语言符号和货币符号都具有比较价值和交换价值。索绪尔说，要确定一枚五法郎硬币的价值，就必须知道：(1)能交换一定数量的不同东西，比如面包；(2)能与同一币制的类似的价值如一法郎相比或跟另一币制的货币如美元相比。法郎与美元在同类的货币系统中相比较，又与不同类系统中的物相比较。
　　最后，从结构特性看，作为符号，语言和货币都以抽象的形式为主。语言符号是抽象化的概念(所指)和音响形象(能指)构成的两面体。虽然概念和音响形象都为抽象之物，但是概念比音响形象更为抽象，两者不在同一个层面。货币符号也以抽象的形式为主。从金银到纸币，再到支票、电子货币等等，这一切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反映出流通手段的符号性的增强。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就指出：“货币从它最早所具有的直接性及物质性的形式最终演变成一种理想化的形式，即现在它只行使其体现在某种符号性表达形式之中的作为一种理念的有效功能。”货币符号的抽象性不仅体现在形式的变化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功能上。在无货币交换时代，物物交换是两人必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面对面的具体物品的交换。作为符号的货币则将从所有具体的与交换有关的时间、个人、地点和物品中抽象出来。现代电子货币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具体货币材质的束缚，而以一种抽象的数字或电子脉冲的形式，成为一种纯粹的功能。
　　二、货币的语义学：货币的意义
　　语言作为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除了声音还有意义。语言意义反映了语言符号与主客观世界的关系。语义学就是以语言的意义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分支。从语义学看，货币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等意义。
　　现代市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越来越多的在市场范围之外的东西纳入到货币交换范围之中，公共权力、友谊、情感、家庭、两性关系等原来不可以交换的东西都可以明码标价，在市场上交换。因此，在市场社会建立之后，货币交换的范围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货币的经济意义日益被强化。

现代货币都是国家发行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纸币或电子符号。它们之所以继续为人们所接受，国家权力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对货币形态的统一，使货币的使用法律化，并且以法律保证了国家对货币制造和发行的垄断，并对制造伪币者加以惩罚，使采用不足值的纸币等信用货币得到有效保证。因此，现代货币都具有国家主权性质：一国一种货币。每一种货币在其国家主权范围内都是排他的。用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主任穆萨(Mussa，M)的话说：“本质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保持其国家货币和维护其在相应的司法管辖权内的使用视作享有和展现其主权权威的标志。货币犹如一面旗帜，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旗帜。”
　　货币同样是一种文化构成物。货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义。在西方文化中，金钱常常不被人们作为礼物。在西方国家，现金和礼物之间的差别是根深蒂固的。现金被认为是非个人性的，是与市场相关的，因此不是表达私人的、自然情感的适当媒介。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现金在一些场合，例如结 婚、生育、葬礼上是必要的礼物，甚至是最适当的礼物。在中国新年，给年轻的、未婚的孩子的现金，必须是崭新的，并且是用红色纸包装起来的。而金钱之所以能够作为适当礼物，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礼金是传递人隋、交换人情的重要方式。礼金一般承载着表达感情和利益诉求的双重内容。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赋予货币以强烈的道德意义。人们往往认为通过辛勤劳动得到的金钱具有神圣意义，不劳而获的钱财则被视为是邪恶的，而且人们对货币的使用也给予一定的道德评价。慈善活动表达的是人类对弱者的关爱情感，是充满博爱、奉献精神的伟大事业，体现了超越个人私利的利他同情心和对群体、对社会的责任感。捐赠慈善事业的金钱由此获得了非凡的价值和意义。“慈善是金钱的良心”。金钱在慈善活动中成为真善美和爱的象征。
　　在市场社会中，货币作为一般社会财富的象征，它对于个体自我的心理确证意义更加重要和突出。购买一个物品是将财产融入个体自我，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即使金钱的潜在购买力对自我感受也是有意义的：“由于口袋里有钱，你们在橱窗前停下来，陈列的对象已经有一半是属于你们的了。于是金钱在自为和世界的对象的整个集合之间建立起化归己有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金钱确证了心理自我感。拥有尽可能多的货币，以求得社会的认同，确立自我价值与尊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林德格瑞指出的：“在社会金钱竞争中，濒临失败、垮台的人，最初还只是扫兴(欲望得不到满足)，继而是忧郁，最后干脆变得麻木不仁了。人们很清楚，一旦没有钱，便削弱了奋斗的基础，这种心理上的影响会降低自我价值感。”
　　三、货币的语用学：货币的使用情境
　　说话实际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说出来的话在具体运用中还可能产生意义变化，这就需要研究语境条件、会话含义等等。以各种语境条件和意义变化或者说以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就是“语用学”。在语用学看来，货币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货币使用的社会情景而变化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就明确指出，货币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他认为，语言并非仅仅是事物的命名，语言的意义不能化约为它所指称的事物。唯名论的错误就是把所有语词都解释成了名称，并没有真正描述语词的用法。这种分析方式就好像没有相应支付能力的“纸面上的汇票”，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货币同样如此。货币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的用法和意义。货币的意义，就像字词的意义，不能还原为它所代表的对象：“这儿是词，这儿是含义。这是钱，那是可以用钱买的牛。(与钱和牛对应的是：钱和钱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虽然仅仅是在分析语言的意义时，顺带点出了语言与货币之间的相似，而没有深入分析货币究竟如何在使用中获得意义；但是他的语言理论告诉我们，货币，就像语言一样，是通过它的使用来创造、转换、获得意义。
　　货币的意义并不依赖于货币的某些物理特征。相反，它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在特定的情景中如何使用它。货币表面上很相似，但是它们的意义非常不同。同样一笔钱，就像同一种工具，在一系列不同的社会情景中被用来做各种不同的事情。有些地方是货币不能出现的或不应该存在的，例如礼物交换。货币的有些功能在有些场合是不适当的，例如权钱交易、器官买卖。那么货币的意义在使用中究竟如何获得意义呢?实际上，货币的直接来源、最终来源、未来流向、货币材质都会影响货币的意义。首先，如果货币的直接来源涉及某种不适当的、社会不认可的或者道德上有问题的方式，例如偷盗、售卖毒品、非法的器官交易等等，货币就会成为脏钱或者被界定为非法牟利。其次，货币的最终来源，或者说货币的发行主体也影响着货币的意义。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往往具有主权象征、权力意味；地区、组织甚至私人发行的准货币，例如代金券等等往往体现着发行者的社会信用、声誉。再次，货币的意义还取决于它的未来流向。货币未来使用的社会道德性有助于平衡它来源上的道德污点。例如政府使用博彩税收来兴建社会福利设施等等。最后，虽然今天大多数人在市场交易中使用的是纸币，但是金银等传统货币材质仍然具有稳定、优美和值得信赖等品质。
　　四、启示与意义：在语言学中重识货币与经济学
　　长期以来，货币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学基于货币的经济职能，深入分析了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机制与作用，形成了货币银行学、金融学、财政学等诸多学科。货币经济学在深化了人们对现代货币、金融、银行的内在运行机制的认识的同时，也用各种艰深的术语和繁杂的数学方程式遮蔽了货币与广阔的社会世界的复杂关系：人们看不到货币结构与语言结构的深层关联，不明白货币符号的各种社会文化意义，更不理解手中的货币在自己精神世界中的位置：“现代经济学使金钱失去了血色”。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货币作为社会的产物，本身就决定了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涉及贸易、金融、市场的经济学问题，而且是涉及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人际关系、价值观念、文化生活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更是—个与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在探讨货币问题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货币的经济功能，而应该将货币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挖掘货币与社会整体结构的关系，透析货币经济的文化效应，彰显货币的精神心理意义，从而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货币与现代社会整体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不仅如此，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看，货币的语言学研究也使得我们重新认识经济学中的“语言转向”。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并解释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后果的人文社会科学，不能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日常语词的描述，完全变成由一种纯数学建摸推理而来的理论性逻辑建构。正如经济博弈论专家鲁宾斯坦在其《经济学与语言》中所言：“经济理论是人们对在人类相互作用中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因为经济人本身就是人类，而对人们而言，语言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判断过程中的核心工具。”实际上，现代语言学力图解决的—个根本问题就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秩序中，个体的行动者如何达到社会性的协调，实现人、社会、世界之间的相互理解。面对这样的问题，语言学认为言说性与书写性语言发展起来作为克服我们身体感官有限范围的障碍，在社会和精神层面达到相互沟通与交流，从而实现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同样，在经济活动中，自从亚当·斯密讨论了市场生产过程中的无数双看不见的手以来，经济学的适当任务就被看作是解释在扩大的社会秩序中，自利的行动者如何能够相互协调，在保持一种匿名的默契中形成有序的经济秩序。虽然很少被承认，但是货币也使得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感觉局限——至少在经济决策的语境中——甚至超越语言的局限。因为从语言学角度看，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语言和货币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交际需要而被社会化的符号。货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使得我们所拥有的个^偏好、需要、能力、知识可以以一种社会的形式被使用。当缺乏货币交换时，我们可能会缺乏必要的沟通方式去形成创造性的、复杂的、协调的社会秩序。当我们分析和理解货币在经济和社会行动中的作用时，将它类比成语言沟通的一种扩展形式。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货币可能创造什么，同时它的局限又在哪里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