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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论文:试论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
试论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
| 文章出自:职称论文网 | 编辑:教育论文 | 点击: | 2014-12-17 11:42:29 |

    摘要:大量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水平低严重制约着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利用1994—2008年的数据,对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不显着的正向因果关系。
  关键词:甘肃;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一、综述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着且意义重大。20世纪60年代,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1969)对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正相关的假定下,用金融中介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应用35个国家1960—196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平均速度的增长时期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罗伯特·G.金和罗斯·列文(Robert G.King and Ross Levine,1993)针对戈德史密斯研究的不足,研究了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金融系统通常也较为发达。
  20 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缓解。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内在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借鉴国外既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相关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显着的负相关关系,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单俏颖(2003)应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在现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
  近些年,有关区域金融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国内成为研究热点。周立、王子明(2002)采用1978—2002年的数据,对中国各地区(省区层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王景武(2005)通过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为互相抑制。岑树田(2008)选取了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广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广西的金融发展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但广西的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效应并不明显的结论。鉴于理论界对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研究较少,本研究以甘肃省为例,选取1994—2008年的数据,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以期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决策。
  二、实证分析
  (一)衡量指标
  1.金融发展指标。由于国内外大部分研究通常都采用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为了解释甘肃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亦采用FIR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根据戈德史密斯提出的FIR计算方法,即FIR等于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财富的比值。考虑到本地区经济体所能吸纳的金融资产的能力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存款+贷款+保费收入+股票市场筹资额)/GDP作为反映金融发展的FIR指标。 经济增长指标。根据现有研究结果,认为最能充分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就是GDP,因此选取甘肃GDP环比增长率为衡量经济增长指标,具体为本年度GDP与上年度GDP之比,记为GDPR。
  (二)样本数据来源及指标特征描述
  1.样本数据来源。样本数据来源于《甘肃年鉴》各期、《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期、《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甘肃统计信息网,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选取了1994—2008年相关数据,并按上述定义计算出FIR和GDPR作为分析的两个变量,为减少异方差对回归带来的不利影响,分别对FIR和GDPR取对数(见表1): 指标特征描述。在实证分析前,先对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动趋势特征作一个直观的比较(见图1):
  从上页图1可以看出,甘肃省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二者在数值上基本保持不变,接近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这表明甘肃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从短期来看,金融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在大部分年限里保持此消彼长的相反的变化趋势;从长期来看,两条线几乎平行,说明二者保持着长期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
  (三)回归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时间序列数据通常都是非平稳的,直接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引起虚假回归,因此,有必要对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平稳性检验。通常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取ADF检验法。
  从表2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的水平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在各显着水平下都通过了检验,序列平稳,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符合进行下一步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协整检验。在ADF检验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协整检验,看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一组两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检验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在1%的显着水平下没有通过协整检验,在5%和10%的显着水平下通过了协整检验,协整方程为:
  lnGDPR = 7.46095331962 - 0.492289021863*lnFIR
  这说明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与上文通过指标特征描述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是考察一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时采用的方法。在这里,分别选择滞后1~4期,对甘肃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在10%的显着水平下,在滞后1、2和4期的情况下,所有原假设发生的概率均大于0.1,是接受原假设的,即金融发展FIR与经济增长GDPR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原假设“金融发展FIR不是经济增长GDPR的原因”发生的概率为0.0997,略小于0.1,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即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不显着的正向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讨论
  由于经过单位根检验得出金融发展FIR与经济增长GDPR均为一阶单整,两个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因此不能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建模的结构法进行分析,从而运用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非传统计量方法,对甘肃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在5%的显着水平下,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说明,在研究期内甘肃省金融资产增长与GDP增长保持了相对稳定变化趋势,并且二者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原因可能是:(1)研究期内金融与经济政策平稳,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始终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2)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见P131图1),这对二者之间在这一研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1)由于金融资产的运用效率不高造成资金浪费,金融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由于近年来投资工具日益增多和民间金融的大范围产生,以及所选取的指标数据如股票筹资额等存在很多问题,如上市公司质量较低、投机性很强,资金被大股东占用而未能投入到经济体中促进自身发展。(2)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运用货币信贷政策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时期,货币当局通常减少信贷资金供应量来防止经济过热。(3)存贷之间的差额逐年扩大。在FIR指标选取的数据中存贷占有绝大部分比重,而且在欠发达地区,金融业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从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角度考虑,当上存资金利率高于同期存款利率时,国有商业银行将富裕资金上存至上级行。这实质上是资金的外流,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回流利用到甘肃的经济体中。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不显着的正向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10%的显着水平下,分别在1、2和4滞后期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指标FIR是经济增长指标GDPR的原因,但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显着,并不能有力说明金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
  [1]Goldsmith,Raymond 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King,Robert G.and Levine,Ross,1993,“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8,
   38-717.
  Levine,Ross and Zervos,Sara,1998,“Stock Markets,Banks,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3),537-558.
  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
  单俏颖.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3,(6):72-76.
  周立.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缪小眉,贺刻奋.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宁波为例[J].经济丛刊,2008,(5):45-48.
  岑树田.新时期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实证分析[J].广西金融研究,2008,(9):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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