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尤其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是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惟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这一方法论主要的规定性是：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6)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等等。
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崇尚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所谓“新范式”提倡者还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
关于经济学体系两大构建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1)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一经济制度关系一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构建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2)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筑；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但是，以经济人假设—一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应该强调指出：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鉴于用范式理论构筑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因此，尤应鲜明地反对“取代论”、“取消论”、“对立论”和“拼盘”式“互补论”，而是提倡从属型“互补论”，换而言之，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并从属于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及其方法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还应该借鉴20世纪后期产生的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营养成分。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二、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和重要特征
我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如何走出诸如“增长中的贫困”、“增长中的烦恼”一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或瓶颈。这就为新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材料。科学发展必须解决“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这种科学发展就是一种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性发展。总之，怎样区分发展与增长尤其区分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怎样把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融入中国经济学体系，值得研究。
三、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特征是转轨型经济学
中国30年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但这并不能成为“体系缓搞”论的一个理由。许多学者主张先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归纳，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和总结，通过点的突破然后再带动理论体系的变革，所以构建体系要缓以时日。对此我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有三：一是理论体系既不是绝对真理更不是“绝对精神”，只能逐渐逼近相对真理；二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提供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材料和逻辑构件；三是不要忽视理论思维的前瞻性和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因其强调资本主义取向的政治转轨而对“转轨”(Transition)、“改革”(Reform)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别。中国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转轨，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资源配置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轨。现阶段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过程特性、开拓性、不成熟性、双重过渡性和改 革开放的渐进性，因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而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经济学体系，无疑打印上“摸着石头过河”、试错(trial and Eiror)和实验的烙印，只能是一种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是成熟型或典型的中国经济学体系。
基于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转轨过程性质，正确化解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矛盾、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矛盾，演进进程的驾驭、路径的选择和政策的动态设计，以及如何确定和把握历史转折点或者拐点，是转轨型经济学必须作好的一篇大文章。
鉴于其研究对象的非成熟性，其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允许呈现“斯密现象”，即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叙述方法为主)，内在观察方法与外在观察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内在观察方法为主)。其次，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对象应该囊括“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不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
此外，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制具体运行模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模式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布鲁斯语)——是具有弹性的转轨型经济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并适时上升到理论层面。例如，珠三角“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和深化改革先行区”模式、上海“浦东开发区模式”、武汉和长株潭“两型社会模式”、“苏南模式及其县域现代化的太仓模式”、毕节“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实验区”模式、“温洲模式”、“华西村模式”等，不一而足。
四、中国经济学范畴的定位和结构布局是重中之重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理论遗产框架注重选择始点和终点范畴、主线与作为主线落脚点的基本范畴、核心范畴和创新范畴，以及逻辑体系十分重要。
1 体系框架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程序，或者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顺序，来构建逻辑体系。有一种意见认为运用抽象分析法之要义就是假定前提符合实际、论证过程合乎逻辑，通过对经济理论进行综合集成，确立了子理论体系框架和若干基本原理。还有同志开创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五过程体系”，而每章内部均按照“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来叙述。
2 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和研究主线。例如，前苏联经济学者关于逻辑主线的诸多意见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联合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或“国家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志式合作互助关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结合”、“直接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形式”(鲍里索夫)、“集体劳动”等。
3 创新性范畴的推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公本”或“社本”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4 商品范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元范畴或逻辑起点。它对于理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打开逻辑通道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来不拟用“自主联合劳动”、经济人或“新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畴。
5 四大“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要注重研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中介”范畴。 经济体制是改革的对象。这一范畴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又是处于具体层次上生产关系的发展形式。这就决定了经济体制的下述特征：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方向和发展趋势，但后者对前者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一是体制性属性与基本制度性质有很大区别，体制可以游离和独立于社会基本制度之外；二是体制层面的变化和创新必然要求和诱发制度的变革。所以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解放生产力的突破口和必由之路。其次，经济体制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既包含了经济成分的结构、所有制关系，又包含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等等。因此，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经济体制直接与生产力层次相联系，具备把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要求和信号向生产关系反馈和传递的功能，因此，基于这种亲和性，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无疑成为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变革和完善的前提。
“产权”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中介范畴。社会经济的原动力就是财产关系及受其制约的利益关系，最后归结到所有制及其法律表现形式即产权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完成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的理论遗愿。因而它是抽象层次上所有制与具体层次上所有制之间，以及基本经济关系或制度与具体经济关系或制度之间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范畴或“枢纽点”。这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生产关系表现形式、具体形式及实现形式。但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惟“资本产权”独尊，强调能带来剩余索取权或剩余控制权的资本产权，强调物质财产产权而贬低劳动力产权，并取消或异化“劳动力产权”。中国经济学体系不能将劳动(者)的经济学倒退为一种偏袒资本、剥夺劳动者的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学。
我们要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转轨型中国经济学体系，应大胆借鉴“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研究方法论的优秀成果，注重研究萨缪尔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体系和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体系一类的合理成分，尤应加强对西方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