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也进入了对外贸易摩擦的多发阶段。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最为突出，而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及其相似。因此，对美日、美中贸易摩擦进行比较研究，吸取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时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是很有意义的。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异同点，然后结合日本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措施，以期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美日贸易；美中贸易；贸易摩擦。
随着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整个世界的贸易得到了协调有序的发展。但是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多，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从本国利益出发，双方在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和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日本自1965年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持续保持贸易顺差，顺差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至1987年已达到598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10年的经济萧条，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美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中美贸易失衡取代日美贸易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这个基础上深刻认识和分析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吸取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采取正确的对外贸易策略，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相同点。
1.1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对美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
20世纪70~80年代的贸易中，日本对美国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见表1），在20世纪70年代日美的贸易顺差为几十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进而上升为几百亿美元，在1987年时达到了567.6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峰值。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的贸易赤字，日本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这造成了美国极大的恐慌，担心日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屈服于美国，因此美国政府不惜采取政治施压的方式限制日本的出口，日美贸易摩擦产生。中国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并替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取代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主攻方向。从图1、图2可以看出，虽然由于中方与美方统计口径的不同，双方统计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但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事实，且连年呈增长趋势，2001年以后更是出现巨幅增长。按照中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已达到1 633亿美元，是1993年的26倍；按照美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2 562.7亿美元，是1993年的11.25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下对单一国家贸易逆差水平之最，这招致美国国会和部分利益集团的不满，因此这些人开始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美国于2006年在WTO对中国发起木材、钢材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反补贴的申诉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 
 
1.2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日美、中美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开始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了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是由贸易双方制度不协调引起的。这种制度的不协调既有因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工业化社会规制和信息化社会放松管制的摩擦，也有因放松管制或制度改革速度快慢引起的摩擦），摩擦的解决方式也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转向结构调整，直至规制缓和（经济学家通常把规制缓和界定为去除政府对价格、产品供给或服务的规制）。从1989年开始，日美双方签署了三大协议：1989年《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3年《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日美规制缓和协议》。从三大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解决日美经济摩擦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贸易协议已经超越了纺织品协议、汽车协议等这种针对单一商品，从涉及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内容，开始进入针对住宅、电讯业、金融服务、流通等服务业领域，涉及到竞争政策、法律服务、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惯例、促进规制缓和的组织建设等国内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经济结构。 
 
由于中国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同时，处于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仅会与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WTO发生制度上的摩擦，而且会与处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进行制度调整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出现制度上的摩擦。如美国贸易代表年度报告《中国贸易壁垒》指出：“限制性投资法律，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任意使用规章和法律等严重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和对服务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通信、听觉视觉产品、商品流通、职业服务和旅游及旅行部门”。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条件下，以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已经率先进行了战略调整和管理改革，将公司经营的重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并精简人员，减少管理层次。而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上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经常容易与跨国公司在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摩擦。
1.3中、日对美贸易依存度高，在处理贸易摩擦时较为被动。
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二战后又成为科技领先的强国，这使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减少了对外依赖因素。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对美出口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以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贸易为例，日本的汽车在当时占美国汽车进口贸易份额的四分之一，高峰时出口350万辆占美国市场的30％。研究表明，日本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达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场占有率在15％~20％的时候，日美贸易摩擦就会激化和升级。高度的贸易依存度使美国掌握了日美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使日本在贸易摩擦的争端解决中处于被动地位。中美经贸关系也是严重不对称的，这加大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容易被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风吹草动置于被动地位。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如中国对美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受到美国的出口额度限制的时候，中国出口总额度就会锐减。同时在双边经济总量上，中美贸易的份额也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全部出口的20％以上，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比重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0％，而美国自中国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使得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对中国有着较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相应的约束能力。 　　2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不同点。
2.1贸易摩擦的手段不同。
20世纪70~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是在GATT框架下解决，其中数额限制，关税为主要限制手段，并且以美国的单边主义为主。贸易摩擦的手段比较单一。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所援用的手段日益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主要以反倾销、技术性壁垒、特保条款、法律法规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为主。相对于关税来说，非关税壁垒更为隐蔽并且对于贸易的限制作用更强。为什么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手段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这主要是由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9·11”事件打击以来，全球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00年以来，占世界经济70％的美、日、欧经济同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衰退或增长迟缓，这是1975年来的首次下滑。其中，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降温，2001年3月正式陷入衰退。虽然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尚不坚实，美元汇价可能会继续下跌，恐怖威胁仍会困扰国际社会，因此，全球经济彻底走出低谷的态势并不十分明朗。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经济走强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较弱，反之，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贸易保护呼声较高。世界经济的低迷致使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新贸易保护措施花样层出不穷，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技术壁垒激增；反倾销、反补贴、特保以及动植物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也呈不断上升趋势，还有新的道德标准、社会责任、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也被广泛应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滥用导致全球贸易摩擦频发。中美贸易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新贸易保护措施也频繁地发生在中美贸易中。而日美贸易摩擦激烈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全球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呼声较低且保护措施单一，因此日美贸易中贸易保护措市场纵横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施的滥用较少。
2.2中美贸易摩擦比日美贸易摩擦受政治的影响更大。
日本是美国的受托管国，日美贸易摩擦是发达国家之间围绕工业品展开的，是经济格局变动造成的，而中美贸易摩擦则更多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直在推行它的单极霸权主义。因此对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美国视其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和强大之后会成为其经济和军事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当局提出了“遏止中国论”，并长期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进行严格限制。但是美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就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创汇，这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美国为了缩小贸易逆差，推出了旨在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新规定，但为了保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内拥有30年的领先地位，规定只有不被列入“限制列表”的高科技产品才可以无限量地向中国出口，这使得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数量和质量大打折扣。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门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产业和安全局（BIS）于2007年6月15日宣布，将对出口中国的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科技产品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同时推出了一个涵盖20个产品大类的限制出口名单和一份“合法终端用户”计划。按照“合法终端用户计划”的规定，只有那些“被信任的用户”才可以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购买“限制列表”中的产品。 “限制列表”中的产品包括：飞机发动机、贫化铀、航空电子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激光、水下摄影机和推进系统、某些复合材料、一些电信设备、空间通信和防空设备等。这一新规定与以往多设限的高科技产品的类别相比看似略有放宽，但实际上可能会使出口和审查的程序更为复杂，从而使限制更加严格了。美国试图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以保护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垄断地位。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希望美国能够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和先进技术的大量出口，以弥合两国间长期存在并逐步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二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也再次表达了中方的意愿。她说：“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已从2001年的18％滑落到了2006年的9％。这种强化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对华2 30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 ”也就是说，美国新推出的规定很有可能不但不会使贸易逆差缩减，反而会使现已存在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受政治的影响较大。
3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3.1应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在当今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已经处于新的利益共同体中。要有效地应对及预防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壁垒引起的出口贸易摩擦以及外国对我国进行倾销可能引起的进口贸易摩擦，需要多方协同合作，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铁三角”关系和多层次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只有信息互动、集体作战，共同应对国际市场上形形色色的技术壁垒和倾销、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才能奏效。
3.2应坚决抵制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压力。
应该防止美国以贸易逆差为由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导致中国经济衰退。入世后由于关税下降和市场准入的扩大，进口会进一步增加，在中国没有竞争力较强的产品出口，利率下调的空间有限，财政赤字扩大的条件下，应该抵制贸易逆差国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吸取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训，防止人民币升值对通货紧缩的压力，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
3.3积极扩大内需，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投资。
扩大内需是解决贸易摩擦的治本之策。应该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向西部，培育和做大国内市场，增加国内市场对国内外企业产品的吸收能力，这样不仅能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还能缩小东西部的地区差距，从而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3.4在吸引海外投资时要有选择性。
在贸易与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动因的条件下，吸取日本资本自由化政策的教训，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前提下，应该继续积极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但外资也不是越多越好，正如前文所述中美贸易顺差的很多都是由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被夸大，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并且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资金已不是瓶颈。因此，引资时要有选择性，应该尽量吸引外资流向资金比较匮乏的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流向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升级的产业，通过贸易结构升级有效地转移贸易摩擦，真正使引资能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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