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刑事司法实践中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民主和文明进程，更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与世界接轨的的表现。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在明确人权含义及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必要性这一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保障被追诉人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诉讼法修改有些许裨益。

　　论文关键词　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　被追诉人

　　一、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意义和必要性

　　反思震惊全国的赵作海、杜培武、佘祥林等等案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没能保护好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笔者认为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必要性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诉讼的规律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
　　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权。因为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处于被追诉的特殊地位，从进人诉讼程序的那一刻起，就必然的成为追诉方主体及其他相关诉讼主体认知和处分的对象，成为诉讼程序对象化客体。而作为享有一定司法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然要对其司法权力加以规范、限制和制约，防止司法权力不当运用而给社会秩序造成新的破坏。因此必须要加强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确保无罪人不受刑事追究或追究后能够迅速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
　　（二）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
　　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上，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规范、限制和制约，对公民权利的任何剥夺和限制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赋予被追诉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使其具有与国家追讼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以有效抵制国家权力的任意非法侵犯，并在其权利和利益受到侵犯时能够寻求司法救济。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关系到法治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能否得到真正实现。把人权保障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引导着刑事诉讼法制不断改革和完善，推动刑事诉讼法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二、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

　　（一）刑讯逼供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
　　在刑事被追诉人与强势国家的对抗中，被追诉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基于发现真实、控制犯罪的功利性追求，国家机关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来完成使命，刑讯逼供应运而生。我国刑诉法在相关方面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但依旧有很多地方值得修改，例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然而“如实”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由谁判断，咋样判断？“与案件无关”判断的标准又是啥？这些问题只有法律都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避免侦查人员的主观判断，才能抑制侦查人员的独断专行，只有这样才能根除刑讯逼供的根基，才能公正，公平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二）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
　　控辩平等原则是平等思想在刑诉法领域的反应。国外刑诉法理论称其为“手段同等原则”，意指被告人，在原则上应当如同刑事追诉机关一样予以平等对待。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承担控诉职责的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地位并不平等，被追诉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７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在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虽然喊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口号，实际上却是三个操作员在一条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流水线上根据不同的职能共同证明犯罪，这三个机关扮演着三位一体一边倒式的控诉角色。
　　（三）律师辩护权受到诸多限制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辩护权受到诸多限制，主要表现在：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身份，无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律师因取证困难，无法获得充分有效的证据；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等都受到限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例如，律师将会见函件交给侦查机关后，很难马上得到许可，大都是在经过律师数次的催促下，或者反复奔波的要求下，侦查机关一拖再拖后勉强签署。无论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侦查机关总是派员参加，有的还进行录像、录音，对律师提前介入如临大敌……更有甚者，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前先向其交待，不可在律师面前乱讲，讲的必须与先前口供一致。有的律师深有感触地说，律师刑辩有“三难”：一是提前介入操作难；二是会见被告人难；三是辩护难。

　　三、对完善刑诉法保障被追诉人权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不仅涉及到刑事司法的各个部门，还涉及到被告人、辩护人、甚至被害人、证人，因此需要处理好各部门以及各个诉讼参与人的关系。要使非法证据彻底排除就得设立对非法取证的监督机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一是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要具体化；二是对于超期羁押或剥夺律师的会见、阅卷、调查等权利而获的证据，也要予以排除。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非法取证行为。一是要通过检察院的监督权监督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的行为，检察院可以依法通过审查案件资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建议有关部门更换办案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等措施进行监督。二是通过法院的审判权对侦查机关的非法证据进行监督，法院审判的依据必须是侦查机关合法有效的证据。法院应当在检察院起诉后开庭前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各自的证据展示，双方进行证据核实，对存有异议的证据，侦查机关必须派人出庭接受质询。
　　（二）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以及在接受讯问和审判时有沉默的权利，并且不能因为沉默而得出对其不利的结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虽然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却没有赋予被告人享有沉默的权利，反而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我国侦查机关被赋予强大的侦查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力量弱小，如果不赋予其沉默权，那么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根本无法保障，刑讯逼供也无法彻底禁止。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不仅可以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也有助于根除传统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也能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而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可谓一举多得。

　　（三）尝试建立人民陪讯制，遏制刑讯逼供
　　陪审制，是指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组成合议庭，除指派审判员参加外，还通过一定的民主方式从普遍的公民中选出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陪审员只对事实问题发表意见的一种审判制度。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权益的维护者往往受到侦查人员的排斥，而民主选择的陪审员具有中立性，不会受到控辩双方的抵触，而且可以监督审讯的合法进行。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人民陪讯制度，抑制刑讯逼供。当然，有人会说陪讯员不具有专业的侦查知识，可能影响讯问效率，笔者认为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人民陪讯员可以“只陪不讯”甚至陪审员的工作只是负责监督讯问过程合法合理，只看不问。这样就不会影响侦查讯问的效率。通过人民陪讯制度，可以使讯问工作在阳光下进行，有效的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

　　四、结语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贯彻落实宪法精神，维护实现宪法权威的高度来对待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应把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格权利和自由作为刑事诉讼的最终落脚点，综合考虑社会价值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以及我国基本国情，保持各方适度平衡，加强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使每个人的权力都不受到侵害，刑事诉讼真正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