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存在各种变数，国际环境变化导致服务供需不平衡;国内企业竞争力差异导致服务外包优劣势变化，大中城市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不同以往，我国服务外包业可持续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一、我国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发展面临的趋势

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发展的产业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城市产业集聚和人口功能作用的发挥，服务外包也将随着服务业的升级与优化出现新的趋势。

1.集聚化

随着“十二五”计划的推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服务外包业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的效应日益显现，其战略地位将不断巩固和提高。城市化推动服务业功能集聚，促进了城市知识、资本、信息、人力资源等的大规模流动，在城市功能转型的基础上，服务业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相融合，生产过程从以资本要素投入为主(如金融、保险等)转向知识要素投入为主(如信息、广告、市场调查、会计、律师、管理资源等)，服务业产值增长带来规模扩张，服务型企业快速成长，部分领军企业进入高速成长期，大中城市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外包业出现集聚化趋势。

2.中间化

由于低成本的云计算(cloudcomputing)、SaaS(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等新兴服务模式能从多方面降低企业信息化门槛和风险，大中城市服务业逐渐向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等行业延伸，并向生产部门输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巩固和加强了服务“产业的中间人”地位，服务外包市场潜力进一步被挖掘;另一方面，政府向社会和市场购买公共服务，促进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演变、从“大政府”向“小政府”发展，服务走向市场，扩大了服务外包需求。此外，中西部地区受益财政刺激计划的程度大于东部地区，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速度将创历史水平，服务外包业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转移中构成新的服务外包产业链，促进大中城市服务外包形成新的利益格局。

3．离岸化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使传统和新兴发包市场(中欧、中东、亚太、拉美和非洲等地区IT消费市场)日益活跃，在岸、近岸和离岸等多层和混合外包模式日益创新。不仅制造业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的工序、区段和环节，而且价值链增值的所有环节，如研发、采购、分销、财务、融资、对外公关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正在被拆分和外包，以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其中跨国公司起主要推动作用。随着服务业跨国投资壁垒降低，中国市场备受青睐，大中城市招商引资聚焦服务外包业，政府推动力度空前，离岸服务外包成为现代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城市化的“加速器”，其发展广度与深度呈现良好前景。

二、大中城市服务外包发展差异及优势消长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非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沿海与内地城市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又由于各大中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同，服务外包客观上存在区域差异。例如大中城市(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代表，2010为21个城市)，集中了我国服务外包90%以上的业务，其优势差异十分明显。表2说明，核心优势的差异必然带来这些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环境、产业规模、产业细分程度，产业政策的差异。“十二五”期间，国内外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大中城市服务外包的优势消长有多重影响。

(一)发包国经济环境变化

对大中城市服务外包的影响差异以2011年初日本发生地震灾害为例，虽然影响我国服务外包业特别是IT服务外包业务不容置疑，但大中城市所受到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分析如下:

1.服务外包市场结构差异及影响

我国领军服务外包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但同时获得2010中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10强”中，东软、华信、海辉等企业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有70%以上来源于日本，有的高达90%以上，日本地震灾害对这些企业承接日本软件外包业务的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软通动力、文思等公司承接日本业务的比重小只有5%～10%，其影响就比较小。

2.服务外包地区分布差异及影响

尽管日本地震灾害对我国ITO的影响无法避免，但由于日本发包方一般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城市，对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又由于大连、北京、上海因地缘关系对日本市场依赖性强，受影响较大，其他城市则受影响程度较小。

3.服务外包周期性差异及影响

日本灾害初期经济下滑，IT投资需求缩减，合同执行受到影响;而在中期，日本灾后重建会采取设立离岸灾备中心等措施，可给我国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从长期看，如果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拓展欧美市场，未来日本市场的比重又难以确定。

4.汇率变化的影响差异

日本灾害后出人意料的是日元大大升值，对服务外包成本的影响反而是正面的;但长期来看，灾害引发对经济的心理预期影响，必然会影响成本、市场和需求，日元贬值又不可避免。可见，发包国经济环境变化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差异性极大，2011年8月标普对美国评级下调使非常脆弱的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前景进一步恶化，对服务外包的市场预期也不容乐观，但其影响的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由于大中城市经济传导机制差异，不同城市应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优势消长中正确定位发展战略。

(二)新兴服务外包承接国对大中城市的影响差异

在全球服务外包承接地，目前有40多个国家宣称具有提供全球性服务的能力。原来印度、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的承接地队伍中，又将增加越南、南非、匈牙利、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单就拉丁美洲国家而言，除上述墨西哥、巴西外，还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等国也开始尝试接包。欧洲除爱尔兰、俄罗斯外，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也纷纷加入国际服务外包接包地行列。这类国家将以自己的特色来显示竞争实力，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发包国家选择接包地，全球服务接包地将划分为若干为特殊客户群服务的外包市场。服务外包承接地优势消长趋势也将更为明显。这一趋势给大中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低工资成本并不是承接服务外包的唯一优势，从东欧到亚洲，服务外包承接商可以成倍于印度的工资提供服务，其赢得市场的原因在于服务外包业竞争出现了多元因素，包括语言、专业技能、商务便利、电讯设施、来往旅行时间、解决方案与模式的合理性等等。这既对我国大中城市以低成本优势承接服务外包带来新的挑战，又表明大中城市差异化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

(三)接包国经济环境变化对

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的影响差异国际经验表明，离岸外包的驱动力在于可以使发包企业节省30%～50%的成本，而汇率波动，特别是接包国货币持续升值将直接抵消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2006年印度卢比对美元升值了10%，曾严重打击了印度货物和服务的出口的竞争力，导致ITO和BPO业务下降，这也是发包国定单转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的原因。

1.人民币升值影响及差异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削弱我国离岸外包业务的成本竞争力，影响我国外包企业的成本和利润，引发大中城市之间的优势消长。发包方可能离开我国一线城市采购性价比更高的服务，二、三线城市服务吸引力自然提高;而一线城市大型公司往往通过较强的议价能力和防御手段争夺发包方，如利用替代货币支付或运用综合优势谈判签约，从而对处在起步阶段的二、三线城市的服务外包企业产生“挤出效应”，部分企业可能失去生存的利润空间而退出市场。

2.国内CPI上涨及工资差异

通货膨胀及工资变动可以改变外包订单的流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证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工资会伴随通货膨胀出现明显的上升。我国2009年以前年均通胀率为2%左右，较高的生产率支撑了年均12%左右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但2009年以来，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严重恶化了通货膨胀预期，影响了依赖低成本优势承接服务外包业的能力。我国目前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而且在“十二五”期间，大中城市可能进入工资相对较快增长的时期，二、三线城市工资增长速度将快于一线城市，一旦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企业又缺乏承接高端业务的能力和难以提供增值服务，部分城市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服务外包业发展失衡与产业稳定性产生矛盾，导致二、三线城市服务外包产业振兴战略失败。

3.大中城市竞争力差异及影响

服务外包承接地政策和其他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很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经济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和社会竞争力为基础，并结合生态环境竞争力后计算得出《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在我国1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排名如表3所示。从表3中排名不难看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竞争力新的差异，第一名城市与最后一名城市相隔83名，沿海城市的天津、厦门排在中部城市武汉之后，中部部分城市南昌和合肥落后于西部城市重庆、成都、西安。由于城市竞争力差异，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供应商在人员素质、客户资源、服务交付、品牌建设等核心能力上各异，参与详细设计、程序开发、系统测试及数据处理等低端业务的企业与从事行业咨询、综合解决方案提供等高端外包服务的企业相比，处于国际服务外包价值链微笑曲线位置产生差异。可见大中城市的优势消长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且会常态化。

三、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国家竞争，区域竞争和企业竞争已构成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三层架构，但多数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尚处在起步阶段，产业规模小、专业化层次低、产业链不完善、人力资源和品牌缺乏、金融担保和公共配套体系薄弱，主要竞争优势还是依靠低成本，这无疑是一种低端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在大中城市的优势消长变化中，随着宏观政策与微观措施走向完善，最急迫需要解决的是加快建立中观层面的横向组织与机制的建设，以衔接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和企业层面的技术需求，变大中城市的优势消长为优势互补，实现服务外包业可持续发展。

1.建设中介机制:解决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发展短板

行业协会及中介组织的发展与规范化程度是一国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我国服务外包业水平的标志之一，但一些大中城市服务外包行业协会组织缺位，许多应该由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完成的事却被政府包揽。虽然政府在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支持政策方面是完全必要的，但政府行为“过度”会对行业协会组织产生“挤出效应”，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联系政府和企业的作用，成为“短板”。即使有行业协会的城市，其定位也不明确，形同虚设。因此，不仅要在大中城市之内，还要在大中城市之间确立行业协会及中介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有益桥梁，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之间建立有机联系。

2.创建信息机制:实现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资源共享

服务外包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两大因素合力催生的产物，成本、人文、技能、基础设施、商业和政治环境是大中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服务资源浪费，外包项目成功率低，加剧了大中城市发展失衡。建立跨区域的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让服务的买家与买家分享信息资源，让更多客户主动适应动态的交易环境，对降低服务成本，趋利避害，化解市场风险，实现收益共享，防止同质化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建设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信息资源平台共享机制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到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长远发展，又可能与本地区现实利益相矛盾，需要各大中城市共同规划与部署，提供各种有力的支持，包括资金投入、技术引进、设备配置、信息资源协调、人才培养，标准化制定等方面综合协调，让信息共享平台真正显示活力与效率。

3.灵活经营机制:探讨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差异化模式

服务外包业几乎不存在先行者与后来者的区别，业务需求不断催生新的业务模式，使新兴行业和企业不难获得平均水平之上的超额收益。因此，大中城市的企业不要把目光聚焦在传统服务产业之上，而是通过自主创新，选择适应服务外包业发展的模式，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政府和中介组织既要帮助企业参加国内外大型展会、邀请国内外发包方实地考察以获取订单，又要创新服务外包模式，兼顾企业“在岸”与“离岸”业务，“走出去”和“引进来”业务，生产性、生活性与公共服务外包业务，形成多元化经营渠道和差异化发展效应，以期不断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增强竞争优势。

4.强化管理机制:协调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合作与竞争

园区建设是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发展竞争的载体，然而各园区处在封闭运行状态，总体实力薄弱，缺乏有效管理协调机制。据鼎韬2010年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40个城市将服务外包列为本地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并建设(包括原有园区扩建等)了超过200个的外包(包括外包方向)园区，发展状况极不均衡。不少园区在产业定位、基础设施、产业配套、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政策效应等方面相对滞后，园区管理只是充当“房东”角色，服务协调职能远未发挥，综合功能不强，使园区之间处于高度分散和割裂状况，制约了产业发展要求。政府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服务、沟通、协调、监督与仲裁职能恰能弥补这一缺损，使大中城市之间和园区之间建立横向有机联系机制，在良性发展和利益协调的基础上，让不同服务外包主体相互支持、有序竞争，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互利与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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