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 1994, 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 Lange-Lerner-Taylor theorem ) 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 1994, p.66) 。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 Hayek, 1988, chap.5 ) 。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 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 the information-theoretic approach to economics )，简称“信息范式”( information paradigm )，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 1994, 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 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 “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 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 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 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 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代理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 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 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代理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 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 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 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 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 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 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 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性行为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 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 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 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 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 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 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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