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经济运行走势将好于上年
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仍将处于与1999年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从发展趋势上看与1999年没有大的区别，几个结构性矛盾将略有缓和。发展思路没有大的调整，或虽有思路调整，具体措施一时难以到位，人们可以感到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变化，但实质变化尚不显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观。而2000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人们可能感觉比去年更为艰难，而实际走势却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将是经济发展运行中一股给人以信心的新的现实推动力。
当前，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在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这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1999年城市工业品剩余积压减少缓慢和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的局面将延续到2000年以后。市场的压力动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扩大内需出发，为缓解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矛盾，人们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况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从规律上认识到城市化的本质意义，正在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把城市化作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抓住人口城市化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几个层次的矛盾将随之解决。因此估计2000年一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因而将释放出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当能量，推动GDP增长加速。去年GDP增长7.1％，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过1999年。
二、区域结构调整将有新的气象 内需将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区域同构带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狭小，已引起国人足够重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业效益下滑之势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市场销售相对平稳，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这说明市场自调节的力量迫使区域、产业、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市场观念更加成熟，为2000年经济的发展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总结“九五”经验，积极制订“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中长期规划。这项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工程，将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对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上一个新的台阶，必将引起发展观的革命，从而使2000年的年度计划将会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各级政府在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规划、战略过程中将增加区际分工，互补共荣的自觉性，将比“八五”、“九五”时期更注意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注意经济运行的质量，自觉地使短期行为服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这将大大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各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素空间配置将更为合理。因此，预计2000年的国内市场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销售将有明显增加，内需将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会比1999年顺利。这将抵消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利用外资减少等负面作用，使GDP增长势头好于1999年。
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度加快，去年三条补贴线的提高，将在2000年产生明显作用，成为调整居民心理预期，扩大内需的推动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条补助线，加速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门槛，就是加速劳动力商品化，货币资本化的催化剂。因而2000年中国城乡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速度将有加快的态势。利息税的出台、遗产税的酝酿、国有资产运营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将有利于预算内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障功能的信赖，消费、投资的心理和社会环境都将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将是中国由政治型、计划型农业向效益型、市场型农业真正转变的第一年，农业种植结构、经营结构的调整将是2000年农村经济的主旋律。
20多年来农民的农业纯收入增长的70％靠提高农产品价格，靠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粮食生产并没有真正纳入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种植、计划收购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粮食生产能力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发展、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有了巨大提高，而经济效益提高甚微，致使农民和政府财政为此两败俱伤。1998年、1999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粮食积压、财政损失加重的严酷现实，迫使我们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效益型农业提到日程上来。这将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变革。2000年从春耕开始，农业的结构调整将出现新的气象。以效益为中心，就是以市场为中心，虽然风险增加，为此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一个农民、政府双盈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诞生必将在总量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财政的损失。农业体制实质性的变革必将加快大型企业进入农业，使农业企业化的进程。自2000年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建立在更加坚实、协调的农业基础之上，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将有所缓解，发展和运行的势头将好于近两年。
五、200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经贸关系走势都会比去年好。
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在消失，全球经济走出紧缩低谷，我国政府近两年成功的外交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美国和欧盟不能不正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存在。随着中国加入WTO，合作和斗争的天平将会偏重于合作，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际环境将大大好于去年。从1999年下半年起，我国的出口回升之势已令人瞩目，2000年这个势头将会保持下来。去年下半年出口回升，当然有退税增加的短期政策效益，但它毕竟为出口企业和经销部门赢得了结构调整的时间。可以预见，今年即使扣除退税的贡献，出口也将是正向增长。1999年进口的大幅增长，客观上也为出口创造了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进口增加是内需增加的一个标志，已对国内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产生巨大压力，我们应把压力看做动力，借以推动结构调整，使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的步伐加快。没有这个压力，国内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进出口形势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而应该高瞻远瞩，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政治经济影响上看待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问题。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承担什么国际责任，而是出于本国长期、根本利益的需要。（未完）
必须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但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一些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发展观需要迅速调整
20多年来我们为解决温饱问题，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了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基本克服了相对于生理需求的短缺状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使相当多的人把发展等同于增长，GDP指标成为经济景气的第一指标。由于重增长轻发展，重短期运行，轻根本战略措施，致使国民经济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由缓解又转为尖锐状态。工农、城乡两种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矛盾在90年代中后期呈扩大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市场问题，必须放到首位来解决。但主要不是在农村解决，也不仅仅是就就业抓就业所能解决的。必须调整我们的发展观，抓住发展的本质内容本质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的本质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其标志是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而我国的最大的本在农村，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这个状态必须改变。发展的速度，就是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民的分化、农民本质的变化，社会关系总和的变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按照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使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动同步，目前的剩余和短缺矛盾尖锐的局面将逐步缓和。2000年调整发展观，明确发展思路，应在1999年扩大高校招生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教育产业化过程，把人作为加工对象，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使经济投入从以自然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必须把社会保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分化大多不是正常的市场因素按要素分配的结果，因而不能靠市场手段来解决，只能靠政府这个有形手采取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手段。由此建议把社会保障的内涵改为政府保障，由政府行使社会保障功能。把社会保障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应明确社会保障是政府的第一功能、主要功能，除了社会保障之外，任何债务和赤字都是不应该的。只有在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了的前提下政府才可发债券，搞赤字财政，其他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不应该的。在保障社会稳定之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社会保障政策和增税、减税政策，不应该是为保障以外的原因而借债。社会保障资金到位，低收入者获得了保障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费用，国内市场就获得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冲淡了少数人金融资产含金量，缩小了收入差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加充足。
三、中国的事情必须以中为重
我国在强调大力开发中西部的同时，要从经济效益出发，要把中部和近西部地区的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
中国的事情必须以中为重，中部地区、中等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是“十五”到2010年这个历史阶段必须突出重视的问题。中部的崛起，中等城市的扩容，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将对东西部的发展，对四个层次矛盾的解决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从抓两头带中间，转变到抓中间带两头上来，以中为重应成为我们一切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各地有各地的中，各行业有各行业的中，它是转化的关节点，一定要从中抓起。
四、加速工业区域的调整
从2000年起我们应加速工业区域结构布局、空间布局的调整，特别是对目前分散的农村和城郊工业，一定要下决心采取工商、地租、财税、金融等手段，迫使其向城市集中，向准备发展为城市的地区集中，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人气，创造服务半径。
分散工业化已成为人口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包袱，不要因其辉煌过而对之手软。要加速农村的原始积累，要素的积聚，必须实行产业政策地区化的方针。这不仅是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要调整投资空间的机会成本，使投资者感到分散在乡村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税收成本都高于投资于应该扩容的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的成本。这样，就应对对中小城市扩容给予特殊政策。
2000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年，我们一定要当做一个战役来打。扎扎实实地在转化四个层次的矛盾上下功夫，不要让符号经济的几个指标指引我们的进退，而要抓住主要矛盾锲而不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定不会辜负我们的努力。（未完）
发展面临结构矛盾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同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商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带动农业的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的企业化生产方式转变；在交换方式上主要是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转变和过渡必然要和增长方式与体制模式的变革、改革互为因果。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涵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
这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国诸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总根源。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受农村内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响，因而当前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城乡人口布局这个大结构的矛盾。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以减少农民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滞后，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乡要素流通受过时的城乡体制制约。
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流通受行政区划限制，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是区域结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区域同构是由行政区划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区划和政府管理职能定位。这个层次的矛盾在发展大势中居第二位。
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
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做第一位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个矛盾的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
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
短缺产品包括公共产品和劳务，由于受非市场因素制约不能增长，不能减少短缺，因而资源向剩余产品领域倾斜，使剩余也不能减少。这个层次的结构矛盾受上述三个层次的制约，主要矛盾方面也难以转化。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进行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
产业结构久调不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尽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
从发展看运行，以长论短，我们才可以使用符号经济给我们提供的经济指标，说明运行的态势。这等于给每一个指标加上矢量符号。每项指标升降对四个层次结构调整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是有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还是不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力度如何都有了客观标准。否则，简单地与上年同期比看升降论好坏，就失去了判断标准。离开发展看运行盲目性很大，弄不好就成了符号和数字游戏。
从1997年下半年以来，人们发现就业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金收入下降；出口增长下降。去年上半年已经负增长；物价下降现已超过20个月，居民消费率达到历史最低点。居民存款逆利息下调走势而不断增加。人们对这种局面都比较焦急和担忧，必须高度重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说宏观经济运行不理想是对的，但理想本身错了，忘记了我们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忘记了我们该有什么预期。政府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但人们还感到不大，还要加大力度，以扭转这几个指标下降之势。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恰恰把问题弄反了，把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上述四大结构性矛盾的动力简单地当作压力。这样有形手的调控难免要与市场力形成抗力，这是西洋拳法，硬顶硬，把压力都作用到有形手政府身上，我们应打中国拳，借力打力，学会化劲。要把市场阻力当作动力，适当调节这个力的作用方向，而且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技术，使有形手和无形手两股力形成一种向更加有利的方向运行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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