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主成分分析法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我国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投入大、产出少、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为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这些提法与要求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为此，学术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与评价指标等进行了研究。刘春宇和闫泽武［1］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崔立涛从经济增长质量、结构优化、科技投入、资源转化效率、环境影响、经济效率方面设计了评价经济发展方式类型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价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特点［2］。
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评价仅局限于我国个别省份的研究，至今尚没有人对近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进行过评价；其次，已有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较少，而且又多集中于经济增长以及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方面，而没有考虑改善民生等方面内容，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丰富内涵；再次，缺少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将构建一套新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二、 构建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定义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3］。据此，笔者从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民生状况4个方面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视为“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它与“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民生状况”一起构成了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相应的二级与三级评价指标（见表1）。其具体安排是：“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一级指标包含“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平稳性”、“物价稳定性”、“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7个二级指标，这些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是“经济增长指数”、“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中部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7个三级指标。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十分广泛，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节约能源”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作为“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二级指标。其中，“节约能源”二级指标包含“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单位GDP能耗”2个三级指标，“环境保护”二级指标包含“单位GDP排放工业废气量”、“单位GDP排放废水量”与“单位GDP产生的固体废物”3个三级指标。“民生改善状况”一级指标包含“国民生活水平”、“国民享受教育程度”、“国民寿命”3个二级，其中，“国民生活水平”二级指标包含“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2个三级指标；“国民享受教育程度”与“国民寿命”这2个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分别是“国民人均受教育年数”与“国民人均寿命”。
三、 研究方法
（一）主成分分析法
从上文构建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该体系包含的评价指标较多，需要将这些众多指标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综合指标，由此来反映被评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整体情况，然后，通过纵向的比较，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普遍采用加权评估法，如常见的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由于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它们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叠，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指标的合成［4］。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避免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中评价者因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及个人偏好的差异影响［5］。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较理想分析方法。本文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个指标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指数，由此来反映历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情况。
（二）分析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影响因素的方法
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6，7］。索洛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新观点 ，揭示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8］。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展为人力资本投资，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10］。虽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而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资源节约与环保等也有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笔者以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因变量，建立线性方程（1）。利用该线性方程，检验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
Z=α0+α1Y1+α2Y2+α3y3+εi（1）
等式（1）中，Z为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Y1、Y2和Y3分别代表制度变量、技术进步变量与人力资本状况变量，α0是截距参数，α2与α2是相关系数，εi为随机变量。
四、 数据来源与加工
本文用于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三级指标共有16个。其中，“经济增长速度”、“物价稳定程度”、“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民受教育年限”与“居民平均寿命”分别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前后两个年份经济增长指数计算得到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支出与GDP数值计算得到的。“中西部地区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西部省（区、市）GDP数据与全国GDP数据计算得到的。“单位GDP能耗”与“单位GDP工业三废排放量”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GDP与用于生产的能源消耗以及工业“三废”排放量计算得到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依据农村与城镇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平均值。用于实证分析的技术进步变量用时间序列表示，制度变量用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状况用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表示，后面两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为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本文对1990-2009年上述各变量的原始指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五、 实证分析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变化的评价
1.特征根及其贡献率
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计算得到表2中的特征根及其贡献率。由表2可以看出，变量相关矩阵中的最大4个特征根分别为9.818、2.838、1.283和1.183，它们的值都大于1，而且它们的综合信息贡献率为94.514％。这说明，前4个主成分能够包含原变量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故选取前4个主成分进行进一步计算。
通过计算，得到表4中的1990-2009年各年的主成分得分，再根据表2中的各特征值贡献率，得到下列以上年度的综合汇总分值（即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
Z=0.33118Z1+0.2947Z2+0.17702Z3+0.14214Z4(6)
将1990-2009年的各评价指标值分别代入公式（2）至（5），得到表4中的各年度主成分（Z1、Z2、 Z3 、Z4）得分系数，再将各年度主成分的得分系数代入公式（6），得到各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见表4中Z项）。
从表4和图1中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以1998年为分水岭，此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负值，之后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正。从变化情况看，199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1990年和1991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降低，到1992年达到最低点，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提升。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最小二乘法和1990-2009年自变量与因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对方程（1）进行估计，得到方程（7）。
Z=0.357+2.231Y1+1.807Y2+1.675Y3(7)
(-1.916) (1.862) (2.499) (3.712)
R2=0.892调整后的R2=0.887DW=2.012
方程（7）情况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显著。这说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积极影响。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除1990年和1992年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提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已取得初步成效。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积极影响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现体制与机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当前，应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体制机制，形成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加快价格、财政、税收、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利益导向机制。
第二，利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1］。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引领经济结构优化最重要的驱动力。目前。我国在产业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应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弥补和缩小这些差距。一方面能够促进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能够引领传统产业改造与优化升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克鲁格曼等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全要素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低，这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12］。促进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人力资本是全要素中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应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刘春宇,闫泽武.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J］.宏观经济研究，2010(6)：40-41.
［2］崔立涛.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论文，2008.
［3］侯文.对应用主成分法进行综合评价的探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25(2)：211-214.
［4］杨永恒，胡鞍钢，张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J］.经济研究,2005(7)：4-17.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单行本)［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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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史晋川.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历史、现实［J］.浙江社会科学,2010(4):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