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世界银行在研究各国发展的经济绩效时,发现拉美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阿根廷是典型例子。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发展水平曾处于世界前列,居第八位。然而,“二战”以来,阿根廷接连不断地发生政治和经济危机,尽管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迄今为止人均GDP仍未突破10000美元,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以2005年为基期,对阿根廷人均GDP进行平减,发现阿根廷1970—2009年的40年间有15年实际人均GDP出现负增长,经济发展道路曲折,长期在中等收入水平挣扎,难以实现临门一跃,步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阿根廷等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长期发展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经济学家试图对此给予解释。例如,哈佛大学的Hausmannetal.(2006,2007)提出了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能力决定了该国能够生产和出口产品的种类,也决定了产品升级的路径,进而决定经济增长的路径,富国生产复杂程度高的产品,穷国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国家倾向于向它们生产的产品收敛。根据Hausmann等人的研究,Abdonetal.(2010)将世界上150多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根据产品复杂程度与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类,统计结果显示,生产中低复杂程度产品的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而生产低复杂水平产品的国家收入水平都很低,这意味着产品复杂程度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然而,这种统计结果能否禁得起经验检验?本文以阿根廷为例,对阿根廷出口产品的复杂度与实际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试图验证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在解释阿根廷“中等收入陷阱”成因问题上的适用性。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偏上中等阶段,面临着“产业升级断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张其仔等,2011),因此,系统分析阿根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对中国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极具现实意义。
二、理论基础
自Solow(1956)提出经典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以来,经济学家一直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来探寻各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已有的研究主要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于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出口、产品差异、经济发展战略等众多因素。例如,WilliamsonandWilliamson(1985)认为制度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DeGregorio(1992)则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Taylor(1998)通过分析拉美国家的增长绩效指出,错误的政策选择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扭曲,阻碍了资本深化,是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绩效很差的原因。迄今为止,从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视角解释经济增长的文献并不多见。Cheneryetal.(1986)指出尽管各国经济增长存在差异,但是经济发展存在不同的发展型式,他们认为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与Chenery等以往的学者研究视角不同的是,哈佛大学Hausmannetal.(2005)从产品着手,将产品升级所蕴含的比较优势演化与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从产品升级的角度解释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产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相同,生产和出口高生产率产品的国家绩效更好。Hausmannetal.(2005)根据产品内含的生产率及收入水平构造出能够给产品排序的量化指标,通过对各国的产品复杂性分类,发现产品复杂性是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Hausmann等人进一步提出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Hidalgoetal.,2007;HausmannandKlinger,2007)。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们设计出一种新的衡量产品之间技术接近程度的测度指标———接近度(Proximity),该指标由一个国家同时出口两种产品的条件概率的最小值来表示min{P(xi,t|yi,t),P(yi,t|xi,t)}。在接近度的基础上,采用网络的方法描绘出产品空间图。结果显示:首先,产品之间的接近度不同,所以产品空间中代表各产品的结点间的距离不同,机械大类产品间的接近度高,产品空间密集,产业升级容易;但是资源型产品、初级产品与机械产品间的接近度小,而且分布在产品空间的外围,产业升级很慢。其次,每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产品种类不同,它们的产品空间结构也不同。出口产品种类多的国家产品空间结构稠密,而且这些国家往往比较发达;而生产结构单一、出口产品种类少的国家产品空间结构稀疏,经济发展绩效很差。通过观察产品空间结构随时间的演化,他们发现随着一个国家生产产品种类的增加,产品空间结构就会变得稠密,而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认为,产品从简单到复杂的升级、产品空间从稀疏到稠密的演化就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体现;这个过程会因国家而异,这是解释国家之间增长绩效差异的关键所在。HidalgoandHausmann(2009)在Hausmannetal.(2006,2007)的基础上,应用反射的方法(MethodofReflection)对衡量国家多样化和产品复杂性的指标进行了修正,并用修正后的指标对增长率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多样化和产品复杂性都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解释力。接下来,在SITC四位码产品出口数据基础上,本文以阿根廷为例,计算了阿根廷的产品多样化指数Kc和普遍性指数Kp,并运用经济计量方法来估计阿根廷产品复杂程度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Hoeffler(2002)、Hesse(2006)以及Aripetal.(2010)等认为实际人均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绩效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在进行计量分析时,本文也选择实际人均GDP作为衡量阿根廷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阿根廷的人均GDP取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由于WDI数据库中的人均GDP都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名义值,因此,需要对名义人均GDP进行平减。为了保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本文利用WDI数据库中的阿根廷的GDP平减指数,将名义人均GDP折算成实际人均GDP。为分析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还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SITC四位码产品的出口数据,计算了阿根廷的SITC0—9全部10部门产品的出口结构,发现在阿根廷的出口商品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始终占据主导位置。1970年,阿根廷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高达85.98%,1990年,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68.39%,此后,尽管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略有下降,但一直相对稳定,长期维持在65%的水平。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中,食品及活物所占的出口份额由1970年的79.41%下降到了2009年57.42%,长期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表明阿根廷的出口商品结构长期以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和升级。在此期间,阿根廷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的份额有所上升,由1970年的6.86%上升到2009年的23.64%,但相对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偏低,难以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份额则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由1970年的7.12%上升至1989年的24.01%,之后持续下降至2009年的9.74%。总体而言,阿根廷的出口商品结构略有优化,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由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所替代,但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进程仍然相对缓慢。生产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始终未能成为阿根廷产业结构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动力。对阿根廷出口商品结构和经济增长绩效的变动趋势进一步观察研究发现,阿根廷经济增长趋势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存在密切关系。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变动与经济增长是逆向变动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时期,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是负增长;而随着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下降,经济则处于上升通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基本上同周期变动。20世纪90年代以前阿根廷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份额长期没有显着增加,实际人均GDP也增长缓慢甚至是长期负增长;此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实际人均GDP也相应有所上升。根据阿根廷产品出口结构与实际人均GDP变动之间的关系来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生产与出口比重的显着提高是支撑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表明阿根廷能否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增加和相应工业部门的扩张。因此,本文将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作为解释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用TS代表阿根廷出口产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TS=∑ixi∑jxj,其中,i,j代表出口产业部门的代码,i=5,7;j=0,1,2……9。为验证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对阿根廷增长绩效的解释力,本文还计算了如下两个指标:一个是衡量国家复杂程度的指标Kc,另一个是衡量其生产产品的普遍性的指标Kp。Kc越大,国家拥有的能力总数越多,能够生产的产品种类就越多;Kp越大,这种产品越普遍,则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能力就越没有专有性,越容易被更多国家所获得,产品就越简单,反之,Kp越小,生产该产品就需要更多专有性能力,不容易被他国获取,产品很复杂。那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呢?印裔美国经济学家Balassa1965年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它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的产品或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也是测度一国或地区某种产品是否具有相对优势的最典型的指标。参考HausmannandKlinger(2006)、Hausmannetal.(2007),本文以RCA指数来测度一国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的能力①,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具有显示比较优势,就代表该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生产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和能力。在各国人均GDP的基础上,HausmannandKlinger(2006)利用RCA作为权数计算出PRODY②与EXPY③指数,分别衡量国家与产品的复杂程度,与Lall(2000)类似,这两个测度指标中包含了国家的收入信息,在计算复杂程度的时候利用人均收入信息进行加权,会得到“富国出口复杂产品,穷国出口简单产品;复杂产品由富国出口,简单产品由穷国出口”的循环结论,这种指标的设计存在很大的局限,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为了修正上述指标设定的偏差,本文用Mcp来建立国家与产品之间的联系,并用它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如果c国在出口产品p上具有比较优势,则意味着该国具有生产p产品的能力,即若RCAcp≥1则Mcp=1;反之RCAcp<1,Mcp=0。Kc,0=∑pMcp;Kp,0=∑cMcp,Kc,0即一个国家RCA指数大于1的产业的总数;对特定产品,Kp,0为世界上出口该产品有显示比较优势的国家总数。为计算阿根廷出口产品的RCA、Kc、Kp以及Mcp等指标。
本文搜集整理了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1976—2009年SITC第二版所有4位码产品的出口数据。SITC分类标准依据商品生产阶段与主要的产业来源对出口产品进行分类,该分类标准分别于1960、1975、1985、2006年进行了修订,选择1975版的主要理由是它包括阿根廷1980年以来完整的产品出口数据,而且1980—2009年是阿根廷长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选择这一版数据,统计口径比较一致,样本容量显着扩大,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更能反映这一阶段的经济特征。Kc,0和Kp,0分别表示初始状态下一个国家多样化和产品普遍性,但是,这两个指标是否准确反映一个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复杂度呢?例如,阿根廷的多样化指数(Kc,0=139)大于中国的多样化指数(Kc,0=127),是否就意味着阿根廷的经济复杂度比中国高呢?答案未必。因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普遍性KCHN=17,而阿根廷出口产品的普遍性KARG=27,阿根廷出口的产品世界上有27个国家能够生产,但是中国生产的产品世界上只有17个国家能够生产,从这个指标看,中国的复杂度要比阿根廷高,也就是说为了比较经济体之间的复杂程度,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来准确测度经济体之间的能力差异。为了得到更精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可得能力或者产品所需能力数的指标,我们需要运用反射的方法(HidalgoandHausmann,2009),对计算出的Kc,0与Kp,0值进行修正。对国家而言,需要计算该国出口产品的平均普遍性以及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的平均多样性;对产品而言,需要计算出口这些产品的国家的平均多样性以及这些国家出口的其他产品的平均普遍性。Kc,N=1Kc,0∑pMcpKp,N-1(N≥1)(1)Kp,N=1Kp,0∑cMcpKc,N-1(N≥1)
(2)利用(1)和(2)式,我们对Kc,0与Kp,0进行了修正,通过对Kc,N和Kp,N进行重复迭代,直到Kc,N和Kp,N收敛,即Kc,N=Kc,N+2、Kp,N=Kp,N+2为止。经过24次迭代,得到代表国家总体复杂程度的K的收敛值。反射的方法能够生成关于产品与国家的对称变量集,Kc,N的偶数变量表示国家的平均多样化程度,而Kc,N的奇数变量则表示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同理,Kp,N的奇数变量表示国家的平均多样化程度,而Kp,N的偶数变量则表示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根据迭代计算的结果,本文选取Kc,22与Kc,23分别代表国家的平均多样化水平和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①RCAi,t=xc,i,t∑ixc,i,t∑cxc,i,t∑c∑ixc,i,t,其中i代表SITC四位码的产品代码,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②PRODYi,t=∑cxc,i,t∑ixc,i,t∑cxc,i,t∑c∑ixc,i,t×GDPperc,t,其中,i代表产业,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③EXPYc,t=xc,i,t∑ixc,i,t×PRODYi,t,其中,i代表产业,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四、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产品复杂程度与人均GDP协整检验及因果分析1980年阿根廷的初始多样化指数Kc,0为139,利用反射的方法修正后的多样化指标为188,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为13;截至2009年,修正的多样化指数为161,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为27。如图1所示,初始多样化指数Kc,0波动频繁,呈波浪形上升趋势;修正后的多样化指数依旧波动剧烈,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产品复杂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出口产品的总体复杂水平有所提升。通过对实际人均GDP、产品复杂度指数K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TS的统计分析发现,三者变动趋势相近,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为具体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Kc,22,Kc,23与出口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TS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
阿根廷初始多样化指数(Kc,0)、修正多样化指数(Kc,22)、复杂度指数(Kc,23)变动对多变量回归,首先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然后运用修正多重共线性的辅助回归法确定Kc,23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回归结果:logGDP=0.1372366897×Kc,23+4.969150057。拟合优度显示阿根廷出口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Kc,23能够解释人均GDP46.4%的增长,而且系数与常转自:http://www.21ks.net数项都能通过t检验,但D.W.值偏低,意味着可能存在自相关,序列自相关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换言之,估计结果可能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此外,为了避免采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回归出现伪回归问题,我们需要对序列的平稳性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进行检验。 (1)序列平稳性检验: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yTest)方法分别对实际人均GDP和Kc,23进行单位根检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logGDP和Kc,23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大于显着水平为10%的临界值,说明序列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D(logGDP)和D(Kc,23)都在1%的显着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D(logGDP)、D(Kc,23)都是1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变量D(logGDP)与D(Kc,23)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建立协整方程logGDP=C(1)×Kc,23+C(2)+εt,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根据Engle-Granger两步法的要求,对回归方程残差项的平稳性进行检验,ε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以确定残差项ε序列是平稳的。即D(logGDP)和D(Kc,23)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阿根廷出口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3)误差修正检验:为了充分利用变量的水平值与差分值所提供的信息,接下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估计产品复杂程度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先通过协整回归,得到残差序列εt。ECMt=εt=logGDPt-C(1)×Kc,23(t)-C(2),将误差修正项ECM代入模型logGDP=C(1)×Kc,23+C(2)+ε中,再对其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估计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为:DlogGDPt=0.0204+0.1435DKc,23(t)-0.4150ECM(t-1)+εt(0.7807)(-2.4568)其中,差分项的系数反映了Kc,23短期波动对实际人均GDP的影响。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估计值t检验显着,其系数大小反映了产品复杂程度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当实际人均GDP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产品复杂程度将以-0.4150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显示出产品复杂程度对实际人均GDP有很强的修正能力,说明产品复杂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阿根廷经济的增长。(4)Granger因果检验。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法进一步对实际人均GDP和产品复杂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阿根廷的产品复杂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产品复杂程度是实际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2.实际人均GDP与产品复杂程度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了分析产品复杂程度对实际人均GDP的动态影响,本节利用脉冲响应函数(IRF)及方差分解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
1)脉冲响应分析:图2、图3报告了两个变量脉冲的相互影响,当Kc,23在本期提高一个单位,会对实际人均GDP滞后期产生一个正向的冲击,图2表明Kc,23对logGDP的冲击具有促进作用和很长的持续效应,产品复杂程度的增加会在未来10期对经济增长产生稳定的拉动作用。图3显示实际人均GDP会给平均产品复杂程度带来持续而且较强的正向冲击,带动产品复杂程度的持续稳定提升。
(2)方差分解: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可以进一步了解Kc,23对实际人均GDP变动的贡献程度。在图4中,横轴表示滞后的期数,纵轴表示冲击的贡献,位于图下部分的线表示Kc,23对logGDP的贡献率,而上部分的线表示logGDP对自身的贡献率。不考虑实际人均GDP自身的贡献率,Kc,23对实际人均GDP的贡献率逐渐增加,到第10期时,达到8.72%,说明产品复杂程度对实际人均GDP的提高有很重要的作用。3.结果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阿根廷的产品复杂程度实际人均GDP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产品复杂度是实际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这说明阿根廷产品复杂性的提高能显着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提升产品复杂性的反馈作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导致比较优势演化缓慢,产业升级乏力甚至断档,从产品升级到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未能形成,经济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点从阿根廷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上可以得到证明。对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阿根廷产业结构变动方面的详细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步入中等收入水平以来,阿根廷的产业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大幅的变动。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第二产业的比重在2000年后出现小幅下降,第三产业一直在阿根廷的经济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没有发挥过主导作用,这意味着阿根廷可能没有经历由第二产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工业化过程。在过去的40年间,尤其是在实际人均收入由280美元增至2100美元的这一阶段,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明显的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特别是1990年以后,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下。1970—2009年间,相比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并不明显。
在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中,工业化过程迟迟未能启动,第三产业超前发展,而资源等初级产品在GDP中的比重不能抵消制成品及中间需求增长的共同影响,结构转型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最终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阿根廷的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也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实际人均GDP保持了10年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并没有成为产品复杂程度持续提高的动力。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阿根廷不但多样化程度下降,产品的复杂程度也有略微下降,出口产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急剧下滑,从1998年的22.58%下降到2003年的16.01%,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实际人均GDP增长放缓,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2004年以来,尽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未能促进产品复杂度的提升,经济增长与产品复杂度的提升未能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2009年,尽管阿根廷的实际人均GDP有所增长,但产品复杂程度仍然有所下降。更最重要的是,阿根廷不仅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提升缓慢,而且国家的多样化程度也没有得到显着提高。其中,产品复杂度由1980年的13增至2009年的27,仅提升了一倍;过去30年中,阿根廷1994年的多样化程度最高,达到169,2000年以来多样化不仅没有升高,反而有所下降,截至2009年,才达到161的水平。由于阿根廷的出口种类较少,多样化程度也始终呈下降态势,因此,不能发挥多样化产生的组合效应(PortfolioEffect),不能很好地抵御贸易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Agosin,ManuelR.,2007)。尤其是面对外部环境较大的负面冲击时,阿根廷的经济很容易就进入负增长的通道,例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阿根廷经济波动幅度很大,实际人均GDP从1998年的9166美元急速降至2002年的2257美元,与亚洲国家相比,阿根廷经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负面影响大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直至2003年才从危机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来。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阿根廷出口产品种类少,产品复杂程度低,出口产品结构高级化进程缓慢,不能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继而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经济增长也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经济环境不稳定反过来抑制出口部门的增长,难以推动产品复杂程度的提高,维持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产品复杂性对经济增长虽然有贡献,但是贡献率却不大,到第10期,影响才达到8.72%。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阿根廷的产品复杂性增长缓慢,难以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尽管产品复杂程度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1999年以后一直在KARG=28的水平上下波动。产品复杂性提升不上去,导致产业升级缺乏动力,经济增长缺乏源泉。阿根廷出口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反映了这种特征,1998年,阿根廷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达到22.58%,但此后10年这一比重持续下降,直到2008年才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在阿根廷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的40年间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提升,阿根廷的工业化进程始终没有启动,产业结构变动难以成为其增长的动力(Chenery,1986)。根据Chenery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研究,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就会经历一次大的结构变革,即推行工业化,然而,在过去的40年,阿根廷一直没有出现Chenery预言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进程中,比较优势演化,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阿根廷这一切并未出现,故而,阿根廷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
五、结论及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启示
本文计算了阿根廷40年以来的初始多样化及复杂性指数Kc,0和Kp,0,并利用反射的方法对该国多样化水平和产品复杂程度进行了修正,利用收敛的指标Kc,22、Kc,23以及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TS研究了它们对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阿根廷的实际人均GDP与Kc,2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Kc,23是实际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比较优势演化缓慢、产品复杂程度迟迟得不到有效提升以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比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是阿根廷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本文的结论证实了Hausmann等人的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绩效和“中等收入陷阱”成因方面的有效性,丰富了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研究的内容。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中国2010年实际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偏上中等水平,中国在由中等收入水平步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研究阿根廷的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具有如下启示:1.拓展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减少外部冲击对经济体的系统性影响尽管关于产品多样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产品多样化有利于经济增长(Herzeretal.,2006;Hoeffler,2002);还有部分学者证明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多样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会倾向于专业化而非多样化(Klingeretal.,2006)。
尽管如此,对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经济体而言,学者们一致认为产品多样化对推动一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Agosin,2007)。多样化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组合效应(PortfolioEffect),出口结构丰富的国家能更好地发挥组合效应,出口创汇的波动性就越小,而这能够有效缓解外部环境对经济的普遍冲击,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对出口拉动型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专注于在某几类产品上发展比较优势,就很容易受到贸易条件恶化、汇率波动、反倾销以及金融危机等负面冲击的影响,造成国内经济不稳定。另一种是溢出效应,通过实现多样化,与新产品相关的技术与知识存在溢出效应,这种正的外部性能够帮助国内的其他产业部门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经济增长。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品多样化程度,我们发现,1985年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为73,2010年多样化程度为282,产品多样化指数上升迅猛。20世纪80年代,中国产品多样化指数的增加主要源于1987年的汇率改革,此前的1986年中国的产品多样化为74,汇率改革后的产品多样化指数迅猛增加至212,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部门在一年内增加了138种,1987年至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种类虽然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推动了中国近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然而增长速度却相对较慢。1987—2010年一共增加产品种类共计70种,截至2010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种类还不到全部SITC四位码产品数(1006种)的3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均在50%以上(Abdonetal.,2010)。比较优势演化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能力的提升,而比较优势演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产品种类的增加和产品复杂程度的提升。HausmannandHidalgo(2010)的研究证明能力的积累是多样化的凸函数,其收益随着国家已经拥有能力的数量指数递增,因此,在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仍然应该注重产品种类的增加,累积国家能力存量。2.提升产品的复杂程度,全面推动技术进步当一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时,仅靠引进世界上已经有的产品,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吸纳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资本和技术,就能实现本国的比较优势演化,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达到技术前沿后,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比较优势的演化(Agosin,2007)。因此,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中上阶段,中国在提高产品多样化的同时,还应该注重产品复杂性的提升,以此来促进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资源禀赋、粗放型投资及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在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的技术进步必须依靠劳动力素质、产品复杂程度及创新能力的提高来实现。1985年,中国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只有20种,而随着汇率体制改革的推进,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1987年,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增至54种。然而,尽管产品多样化一直在上升,但复杂性指数反而有所下降,截至2001年,中国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仅有12种,可能的原因是,之前粗放的发展方式并没有推动制造业部门生产和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出口的只是复杂程度很低的简单产品,例如玩具和服装等。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政策导向的转变,中国出口复杂产品的种类逐步提升,2008年增加至26种。
“十一五”时期以来,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观等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制造业部门和外贸部门技术战略的推进,截至2010年,中国出口复杂产品的种类达到57种,但这一指标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复杂程度是推动技术进步、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重要条件。3.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保证比较优势演化的顺利实现提升产品多样化和复杂程度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先进入者需要为发现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等承担较多的发现成本,还需要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但是这种尝试一旦成功,其他企业就会不付出任何成本地模仿,先进入的企业家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所以多样化及复杂度的提升有很大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会减缓甚至阻碍新产品的发现(HausmannandRodrik,2003)。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都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为了刺激企业发现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积极性,实现风险与收益匹配,为经济发展奠定富有活力的微观基础,推动比较优势演化,政府需要提供良好的政策和体制保障,降低先进入者的发现成本及失败风险,增加其发现的激励,提高企业家的私人收益,继而增加社会收益,推动比较优势稳步有序演化,保证中国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