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进入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制造业的若干重要特点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对中国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中国成为世界“生产制造中心”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实，观察现代跨国公司和传统跨国公司的区别，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地位，已由“一个中心”成为“多个中心”。
1.生产制造中心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生产成本低廉，许多外国厂商相继将生产据点移往中国。例如，2001年7月，松下电器公司停止在美国肯塔基州生产微波炉，将其生产基地集中到了上海。8月，东芝公司宣布停止在日本国内生产电视显像管，把包含数字电视在内的电视机生产线全部转移到中国，至此，日本主要彩电制造商松下电器、东芝、三洋电机、三菱电视4个公司都已将彩电生产的主要基地移至中国。此外，日本的其他家电产品如录像机、复印机、空调、CD、单放机、DVD等也主要由日本在中国的工厂生产。据统计，中国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例，1990年不足2％，2000年上升为4％，2002年进一步提高至6.5％。就轻工纺织产业看，以家电为例，2001年全国微波炉共计出口1252万台，占当年全国生产量的69％；2001年全国电饭锅共计出口822万台，占当年全国生产量的5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多数家电产品世界最大制造基地。再以鞋业为例，目前，全球鞋类年产量约100亿双，在中国，2001年广东省鞋类年产量近30亿双，约占世界产量的3/10；温州市鞋类年产量10多亿双，占世界产量的1/10。就中国而言，堪称世界最大的成品鞋生产基地。
一般而言，制造业有消费品制造业和资本品制造业、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制造业、一般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之分。如果说前一时期跨国公司向中国的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集中于消费品制造业、轻型制造业或一般制造业的话，那么，自2002年起，资本品制造业、重型制造业或装备制造业将成为跨国公司新一轮向中国的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受“广本汽车”示范引导，2002年，本田、丰田、尼桑都陆续将不少生产厂搬到广州，由此广州可能很快形成一个上千亿元产值的汽车产业。同时，一些跨国公司已开始把集成电路、计算机和通信等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基地逐步转移中国。例如，菲利浦已投资15亿美元建立了芯片生产厂；由几家大公司联合投资62亿美元设立的芯片生产基地——中芯国际，首批芯片已于2002年底前后下线。此外，新惠普、东芝、夏普、三星等国外主要计算机生产商也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整机生产基地。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形成了一批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产业带。从昆山到南京形成200公里IT产业带，产值超过1500亿元；从太仓到南京形成200公里的重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带，产值超过1600亿元。在上海浦东张江，单是中芯国际一家企业周围，就聚集了国内外82家配套企业。在江苏省吴江开发区，目前生产最终产品的外商IT企业，其选用的装配材料中有80％以上不用出区就能配齐。如果再与周边的一些IT企业相衔接，配套水平可达98％以上。
2.跨国采购中心
在全球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的同时，流通领域包括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塔斯科、伊藤洋华堂、欧尚等众多跨国零售巨头瞄准中国市场采购。2001年底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心从香港地区搬到深圳，一两年内，沃尔玛将停止采购外包，而将年销售额1900亿美元的商品全部交给在深圳设立的全球采购中心及其所属的采购网络完成；家乐福不仅在上海设立全球采购中心，而且2002年内建立10个区域性全球采购中心，中国已成为家乐福在亚洲最大的采购基地；麦德龙把上海和天津作为中国南北区域采购供应的枢纽。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跨国零售集团从中国采购出口的商品达30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12％。其中，美国沃尔玛从中国采购额达103亿美元（还有一说是近200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的4％，占沃尔玛全球销售总额的近10％；法国家乐福从中国采购额为35亿美元；麦德龙从中国采购额为50亿元人民币。
制造业企业同样热衷于中国采购。目前，福特汽车每年全球汽车零配件采购金额总值约900亿美元，在中国每年采购零配件金额仅2亿美元。据悉，福特汽车已将中国列为主要零配件采购国家。该公司计划从2002年7月到2003年中的一年内在中国采购汽车零件超过10亿美元，未来零配件采购金额高达60亿美元，占福特汽车全球采购金额的7％—10％。这将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福特汽车全球采购第二大国家。为此，2002年4月，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了采购部门，设置庞大的采购团队以实现福特汽车在中国的采购目标。摩托罗拉早就声称，2006年前在华采购将达100亿美元；爱立信计划在未来5年内，从中国采购的出口额将由2001年的14.9亿美元增加到45亿美元；GE（中国）董事长兼CEO孙礼达上任伊始就称，GE要在中国“买得更多”；杜邦公司在中国采购的物品早已不限于为其产品配套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而涉及到在本土建厂房的建筑材料。
大型跨国采购集团进入中国，便于更多国内企业的产品进入跨国集团的国际营销网络，这可以说是在家门口把产品“打出去”的重要方式。一方面，中国产品“价廉物美”，而且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长时期地抑制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支持“价廉物美”制成品的大量生产和供给；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产品大量进入跨国采购集团全球采购网络的潜力巨大。据统计，2001年进入世界500强跨国零售集团的全球销售额超过了15000亿美元，而跨国零售集团采购中国产品的金额约为300亿美元，中国产品所占比重仅为2％。为此，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旨在鼓励和方便外国大型连锁商业企业采购中国产品，这一系列措施包括，鼓励跨国商业企业在华设立采购中心，并解决其通关、外汇管理、税收等问题；支持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档次，使产品质量、性能及包装等适合跨国商业企业的要求；举办类似“跨国零售集团国际采购会”等活动，为国外大型连锁商业企业与国内生产企业建立直接贸易关系提供条件。据统计，到2002年底，已经或有意在深圳设立全球采购配送中心的跨国公司约20家。2002年1—7月，上海新批跨国采购机构15家，其中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和国际著名企业。在2001年年底已吸引22家跨国采购机构的基础上，到2002年底，在沪安营扎寨的跨国采购机构累计已达45家。
3.研究开发中心
过去，跨国公司只把中国企业作为一个“生产车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设立研发部门，但是，当时的研发部门只为生产服务，没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研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全面实施，研发本土化成为必然选择。一些跨国公司不仅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工，而且大量雇佣中国的高级智力，一批原创型技术研发基地投向了中国。近年来，已有通用、大众、IBM、微软、杜邦、拜耳、爱立信、摩托罗拉、朗迅、惠普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据初步统计，目前这类研发中心已近400个。
2002年，日本欧姆龙集团在海外设立的首家健康医疗领域的研发中心在大连成立。东芝在日本东京等地的计算机生产和研发中心，今后也将逐步向杭州转移。截至2002年底，已有12家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迁至苏州新区。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等知识密集型城市，都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集聚地区。
4.服务中心
为了拓展在华投资业务，近一两年来，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设立服务中心，以更好地服务于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例如，上海宝德浦东与浙江温州两个BMW服务中心先后开业，上海宝德BMW服务网正式启动，而南京和杭州的BMW服务中心也分别于2002年底和2003年初相继开业。
5.地区营运中心
近几年来，诸多跨国公司相继将其亚太地区总部从日本东京、中国香港等移往国内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其中很多为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通过在京、沪、津等城市的地区总部，向其在亚太地区和中国的各个子公司、工厂和办事处发出指令，进行资金、生产、贸易、人才、信息的集中整体运作。截至2002年8月，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218家，注册资本总额达128.63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出资额为120.84亿美元。据统计，截至2002年8月，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已达78家，占全国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数的35.8％。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地区总部是以投资性公司的名义出现的。目前，现有的部分投资规模较大的投资性公司正计划向地区总部过渡。
二、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1.跨国公司进入对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分析
（1）制造业的增长机制。跨国公司的进入是“一揽子”性的投入，包括资金、产品、服务、技术、品牌、人才、市场、管理、机制、理念乃至文化。实践表明：名列世界500强或处于国际同行业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他们：一是全球先进技术代表，二是全球先进管理代表，三是全球先进机制代表，四是全球先进理念代表。与跨国公司合作，更重要的则是与其理念、机制、管理、技术上的对接。这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中获得的一笔最大的“无形资本”。通过它，可以实现利用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形资本”盘活中国最大的“有形资本”之战略性发展。
（2）制造业的增长速度。200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达314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增速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成为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2年，在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等7个行业，对全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8.5％，拉动增长7.4个百分点。而以上7大类行业正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行业，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3）制造业的增长质量。跨国公司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具有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出口产品多、投资领域宽和投资方式多样化等特点，具有全方位提升中国制造业增长质量之功效。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例，近一两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连创新高，其占全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已超过20％，而个别省市区甚至更高，如北京市2002年高达40％。据统计，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主要分布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约占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的70％。通过吸引大规模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及其所带来的前沿技术，以引进外国技术和投资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这是中国制造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基本模式。
（4）制造业的增长效益。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加显著。据统计，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2％，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6％，外商投资企业工业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的28％，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全国企业所得税收入的20％。
2.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讨论
（1）谁更安全？与中小企业不同，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具有上下游一体性、规模性、集中性等特点，往往处于控股地位。而且，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造成中国GDP和GNP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在苏州、昆山等市尤其显著。因此，有人担心它会对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诚然，作为受资国的人民，我们惧怕跨国公司这个“庞然大物”进来。然而，作为投资方所在地政府，他们更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财富转移出去，以此“掏空”国民经济。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国际产业转移是表层现象，其背后则是国际研发转移和国际技术转移，与此同时带来的还有投资国的就业转移、纳税转移和收入转移。因此，从全球化的观点看，就国家经济而言，对外投资比引进外资风险更大。目前，一种观点认为，就业是一国最大的经济安全问题。国际产业转移实际上是就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据此，这无疑提升了受资国的经济安全程度。
（2）受剥削吗？从全球化的观点看，中国制造业的绝大部分企业必须专注于价值链上的某一区段，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纳入其全球产业网络，以此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说，某一产品，往往是你做一段，我做一段，然后全球集成。就制造业的“制造”环节而言，至少有三个区段：核心部件制造—一般部件制造—组装。一般来说，在大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中，目前中国往往只能做低端的组装和一般部件制造，而高端的核心部件制造则往往由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做。这里，是否存在一个剥削问题。从实际运行看，风险与收益是对称的。高端产业往往需要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高投入，带来的是高风险，能够承受这种高投入和高风险的企业通常只能是那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之下，低端产业则属于低投入、低风险，理所当然地获取低回报。
（3）“引进来”还是“走出去”？企业融入全球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引进来”的全球化，二是“走出去”的全球化。目前，欧美日等大型跨国公司强力向中国“走进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产业被跨国公司整合，纳入他们的国际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以此进入欧美日等国市场。中国应该顺应这种潮流乃至走向，而不是过分地强调国内企业要“走出去”。研究表明，通过在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并将产品打入其市场的做法只能是中国极少数企业的行为，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应当选择在国内通过与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或被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并购的方式，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欧美日等国市场。企业“走出去”，其目的在于产品“走出去”，不能为“走出去”而“走出去”。何况，“两个市场”已经联为一体。从这个角度看，在国内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就是在世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4）“姓内”还是“姓外”？就跨国公司而言，过去，我们曾以总部所在地作为判断跨国公司所属国家的标准；现在，不少跨国公司总部已由母国转向他国。而且，所谓的“总部”——脑袋部分也在“四分五裂”，分布在多个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跨国公司，你姓什么？随着全球融资、全球融智、全球融心、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发展，任何产品都已变成“万国产品”、“全球产品”，任何企业都在走向“国际企业”、“全球企业”。就一国经济而言，民族企业、民族经济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一国经济的纯民族性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本土企业、本土经济。不管国别（地区）来源如何，只要企业设在中国（注册），中国可以得到就业、税收好处，甚至可以分红，这个企业就是本土企业。可见，这个时代，“民族情结”淡化，“国际情结”骤升。与此相适应，过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现在，“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三、积极应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制造业
1.建立跨国公司规制体系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购买美国”而不采取限制措施，结果美国没有虚弱下去，倒是对市场准入限制过多的日本虚弱了。还有，西欧人的“民族工业瑰宝”——电信、汽车、航空等产业，拉美人的“民族工业圣牛”——石油工业，也并未因跨国并购而衰弱。如果欧美日跨国并购由于我们的民族情绪而受阻，那对中国经济来说将是不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跨国公司。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政府通过规制控制大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从宏观上看，政府规制控制比股权控制更重要、更有效。因此，中国亟须探索和建立政府规制控制体系，而且其中必须树立以国际惯例为主流的指导思想，按照国际惯例利用跨国公司。
2.利用跨国公司扩大出口
跨国公司是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载体。借助跨国公司这个载体使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这是进入欧美日市场的最佳捷径。为此，在利用外资的政策层面上，鼓励以全球生产布局为主的跨国公司投资，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调拨进入欧美日市场，带动中国产品出口。这要求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导向作用的深化，不仅仅通过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引导投向，还要针对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配置特点，在规范跨国公司价格转移方面有所作为。此外，原厂委托生产（OEM）是国际上一种较为流行的生产加工方式，是国际分工在行业内部的深化。这种方式通过合作各方在生产投入要素方面比较优势的结合，如劳动成本、无形资产、技术、流通渠道等，形成一种利益关系上的战略联盟，有助于避免或解决来自国外的反倾销、反垄断等问题。
3.借助跨国公司融入全球
如果把一个制造企业的价值链条分为四个区段的话，一是研究开发，二是生产制造，三是展览营销，四是营运管理。这里，生产制造是“躯体产业”，研究开发、展览营销和营运管理则是“脑袋产业”。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形成“两极分化”：一类是以实体为基础的“躯体产业”，一类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脑袋产业”。目前，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领航企业已经开始实行“脑体分离”经营，即只做“脑袋”，不做“躯体”。不仅如此，脑体产业还要再分离。就脑袋产业再分离而言，一类是做研究开发、展览营销的“小脑袋”企业，一类是做营运管理的“大脑袋”企业。就躯体产业再分离而言，一类企业做核心部件制造，一类企业做一般部件制造，还有一类企业从事组装业务。脑体产业的分离和再分离，是对价值链的革命性重构。这个时代，企业不再追求价值链的完整性，而是使自己的价值链朝“小”、“专”、“精”的方向发展。近几年来，中国制造企业通过业务流程重构，开始专注于价值链上的某一区段，做专做精做强，纳入跨国公司全球制造产业网络，以此扩大利用外商投资。实践表明，在制造业的发展上，要想做大，首先做小；要想做大，首先做精；要想做大，首先做专；要想做大，首先做强。
目前，全球制造业正面临以价值链重构为主题的“大洗牌”。在制造业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企业只能根据自己拥有的核心能力和关键资源，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某一区段。任何企业，必须融入某一产业链中才能生存、发展。过去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现已变成了一个价值链与另一个价值链之间的竞争。而且，一个企业其所融入的群体规模越强大，运行效率越高，运行成本越低，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强。目前看来，全球各产业的“链主”已是各领域为数不多的3—5个超级跨国公司。在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制造企业尚不能成为全球某一产业“链主”的情形下，融入超级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中，与高的发展平台实现对接，这是绝大部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现实选择。
4.利用产业集群吸引外资
在全球经济中，一国制造业欲获得竞争优势，仅靠本国的全球化大企业是不够的，更需要扎根于全球的中小企业集群。亦即：同种产业或相关产业的制造企业在地方上有机地集聚在一起，通过不断创新而赢得竞争优势。例如，在美国，有硅谷和128公路的电子业群、明尼阿波利斯的医学设备业群、克利夫兰的油漆和涂料业群，西密歇根的办公家具业群、达尔顿的地毯业群、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业群、马萨诸塞的制鞋业群等。在德国，有索林根的刀具业群、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业群、斯图加特的机床业群、纽伦堡的制笔业群、韦热拉的光学仪器业群、雷姆沙伊特的工具制造业群、巴登一符腾堡的机械业群等。再如中国珠三角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已表现出产业集聚现象：建陶产业主要集中在佛山市，铝型材产业主要集中在南海市大沥镇，家具产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市的乐从镇、龙江镇和东莞市的厚街镇，家电产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市，灯饰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山市古镇镇，内衣产业主要集中在南海市盐步镇，服装产业主要集中在东莞市虎门镇，休闲服装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山市沙溪镇，IT产业主要集中在东莞市等。实践表明，集群发展，是现代制造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在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些地区，其产业细分和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化，并由此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平台，“马太效应”机制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更加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些地区的大范围集聚。例如，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龙头企业”的周边，都有大量的配套厂围着它转。只要“龙头企业”订单一到，马上就近配齐材料，很快能够投入生产。据调查，有些料件的配套生产企业与“龙头企业”甚至仅隔一条马路，用周转箱就能把刚下线的配料运上装配线。这种全方位、高水平、大范围配套的产业集群，可以大大降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制造成本，成为国际产业转移中国的强劲动力。
5.加入全球制造范式革命
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使制造业的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生产全球化、销售全球化、融资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和研发全球化，导致制造业在全球范围重新分布、组合和“洗牌”。某一产品，可能在甲国研发，在乙国生产部件，在丙国完成组装，在丁国销售；某一产品，可能用甲国的原材料，乙国的劳动力，丙国的资金，丁国的技术联合制造；某一产品，可能由甲、乙、丙、丁四国联合研发、联合投资，然后交由其他国家制造、销售。企业通过国际互联网、局域网和内部网，可以实现对世界上任何一地的用户定单而组建动态联盟企业，从而可在一个无国界的大市场中实现异地设计、异地制造和远程销售。例如耐克公司，它不拥有任何生产能力，而是依靠一个全球化的网络公司，分别负责产品设计开发、制造、包装、运输和销售等各项业务的网络，实现全球化的生产和销售。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场制造产业范式转变的大革命。中国制造产业在利用外资乃至在全球化发展中必须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加入这场全球制造范式革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最新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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