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理论问题的研究最早到 20 世纪 70 年代，（1972）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本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指出：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忽略资源与环境的发展，世界最终将面临一场灾难性的资源和环境大崩溃。Ehrlich、Holdren（1974）提出IPAT公式，说明我们可以通过限制物质水平、限制人口增长、改善技术水平，降低产品的环境影响强度三种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发展。Ernst Ulrich von Weizs?cker，（1997）提出四倍跃进的思想——即以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物质财富。Donella，Meadows等（1992）出版的《超越极限》，再一次提出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紧迫性，并提出全新的思想和观念，即要改变传统的思想，建立高效使用能源和材料，维持充足公平的生活行为方式。以上是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较早期的研究，重点在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近几年，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具体到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某一方面的研究，如：二氧化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能源政策分析、能源效率分析、能源消费需求研究、能源供需平衡研究等。Zhang（2000）利用SUN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年碳排放影响因素，即各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能源利用结构与经济活动，对碳排放的具体影响。Neil Strachan，（2008）则通过模型具体分析了能源需求内生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Taran F?hn（2006）则分析环境政策的跨境效应。，Ju EGuo，DongQian、You MinXi（2009）主要研究家庭的间接能源消费，分析能源政策有效性。Park，Heo（2008）指出能源增长需求不仅来自于电力，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等，还包括间接能源消费，也就是所谓的隐藏在商品和服务中的能源消费。齐志新，陈文颖（2006）采用拉氏因素分解法，分析了年到2003年中国宏观能源强度以及1993年到2003年工业部门能源强度下降的原因，发现技术进步是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决定因素。
　　（2010），Zhang F, Jiang D, Fan H（2009）、张仁健，王明星，郑循华（2001）等基于IPCC指南对我国部分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研究。Peter G P（2008）指出IPCC指南这类方法存在的不足，提出应从需求视角出发，研究各部门引起的隐含温室气体排放。 Hetherington R（1996），Lenzen M（1998），，AkbostancI （2007），Parikh J， Panda M，等学者分别针对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等国的部门隐含排放以及国际贸易中的隐含排放进行了研究。魏本勇、方修琦、王媛等（2009）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结合部门能源消费数据，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评估了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国家和部门的碳排放，并指出超过50%的总进口碳排放主要来自5个部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进出口碳排放净平衡中受生产技术影响最显著的部门。余慧超，王礼茂（2009）采用投入产出法的思想，结合经济、能源与贸易三系统，建立了基于国际商品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模型，并分别测算了1997年与年中美商品贸易中各相应部门的碳排放转移量，研究表明中国为美国的碳减排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气候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援助。孙建卫，陈志刚，赵荣钦（2010）、陈红敏（2009）则从部门最终需求的角度研究各部门隐含碳排放。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理论的研究中，分解研究比较流行，不过到目前为止的各类分解研究主要是针对一些基本指标的概念进行考察，其应用的领域、指标的类型、分解的方案各有不同。如Zhang（2000）针对1980年～1997年把影响中国的CO2 排放因子分解成经济增长、能源强度、人口增长和能源利用结构，给出了中国降低未来CO2排放政策建议。宋德勇，卢忠宝（2009）基于我国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两阶段”LMDI 方法，将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分解为产出规模、能源结构、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四个方面，在引入产出结构效应的基础上，对减少碳排放起关键作用的变量--能源强度进行再次分解。研究表明，自上世纪90 年以来，我国四个阶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是碳排放波动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其中2000-2004年“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了碳排放显著增加的直接原因。因此，有效控制和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切实转变增长方式。徐国泉（2006）等将1995年～2004 年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认为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 CO2 排放的重要因素，而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在 2000 年以前反而降低了中国碳排放量，2000 年以后才开始促进排放。主春杰（2006）等对中国部分省份，区域CO2 排放量进行分解分析。
　　针对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能消费数据，经济增长指标，人口数量等，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寻找能源消费，人口，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王守春，董秀成（2009）运用协整理论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 1985 年-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总体来说，能源-环境-经济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能源效率分析，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分析，能源效率与技术进步分析等。
　　能源效率衡量的是能源利用的有效性，一般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能耗的降低。根据能源效率提高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能源效率的指标分为经济能源效率和技术能源效率，其中经济能源效率是指利用较少的能源消费达到最优产出；技术能源效率指的是由于技术进步，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管理的改善导致能源消费量的减少。如果根据能源效率指标考察生产要素的多少，能源效率又可以分为为单要素能源效率和多要素能源效率。单要素能源效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有效产出与能源投入之间的比值，最常用的单要素能效指标是单位GDP能耗。使用单要素能效指标对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状况进行分析的文献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中国的能效与发达国家的能效进行对比，以 发达国家的能效作为基准来研究中国的能效水平。大多数的研究比较发现，如果按照汇率法计算GDP能耗，中国的能耗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是日本的7.2倍，美国的3.5倍，印度的倍，德国的5.6倍；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的方法计算，则中国的能耗是美国的倍，日本的1.2倍，德国的1.05倍；如果用能源消耗直接物理量指标进行比较，则中国的GDP能耗大致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与欧洲1990年的能耗水平相当。第二类研究是对可能影响能源效率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并找出可以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方法和途径。史丹（2006）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但这种影响的作用随着结构的优化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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