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将全球变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面临的温室气体的减排压力越来越大。本文针对中国能源消费对碳排放影响展开系统研究，对国家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首先对环境-能源-经济的理论体系进行回顾，明 确 以能源为核心的环境-能源-经济协调发展体系，在此基础上对目前碳排放分析领域所常用的评价模型与分析方法进行了综述。其次，利用中国2007投入产出表，构建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模型，以产业链为基础，围绕生产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各个部门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与隐含温室气体排放，明确温室气体减排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再次，运用因素分解分析方法，明确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四大因素，分析各个因素对中国自“六五”到“十一五”期间的碳排放的影响，进而分析影响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人均GDP、能源利用结构以及人口总数等因素对碳排放量在全国不同计划时期，各区域之间有着不同的影响。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控制碳排放总量要在保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提高能源效率。
最后，在把能源效率分为能源经济效率与能源技术进步效率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别从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两个角度出发，分析能源消费分别与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的相关性，结合第二章内容得出以下结论：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第二产业能源消费弹性高意味着我们国家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中高产值，低能耗的行业比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此外，当期能源消费量主要由两部分决定，一部分是三次产业短期产出的变化，另一部分是上期能源消费量的变化；结合需求视角隐含温室气体排放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包括大力发展低能耗、高产出产业与其他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两方面内容。能源效率与技术进步：广义技术进步包含科技进步与技术效率两部分，能源效率与两者都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科技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均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技术效率的贡献甚至超过了传统科技进步的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任重而道远。要在保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针对生产链中重点部门控制能源消费量，提高能源效率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将全球变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强调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调整本土能源战略、经济战略。这些新变化，新趋势有可能对经济秩序的调整以及能源发展趋势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自然系统，改变一个地区不同物种的适应性，改变生态系统不同种群的内部竞争力，改变生物物种的构成，从而影响地球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气候变化还将增加疾病的发生机会、传播机会，从而危害人类的健康，提升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发生的概率，威胁重大工程的安全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仅直接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且直接、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因此，温室气体的不断排放将最终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是人类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大挑战。
年瑞典物理学家斯文特·阿列纽斯基于傅里叶的温室效应理论进行了人为排放对地球温度的理论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气中CO含量减少约40%，温度就会下降4~5度，并可引发一个新的冰川期；同理，CO的含量翻番的话，温度就会上升5~6度。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通过《气候变化2007》针对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整个因果链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为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所引起的，其科学意义上的信度达到90%以上。
当前解决气候问题的最大现实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虽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世界各国的独立行为，然而排放后果由全球共同承担，容易产生所谓“公地悲剧”，因此人类有必要确立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合作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管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UNFCCC）及其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这就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主要成果之一。作为一个框架协议，UNFCCC明确了国际气候合作的最终目标，同时为缔约方共同实现目标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原则、环境风险预防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基本原则和规范，是指导缔约方开展国际气候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生效，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发达国家承诺到2012平均在1990水平上减少5%。《京都议定书》的制定，是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对UNFCCC的具体实施与补充，基于目标和原则，为发达国家缔约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规定了具有强制力的承诺义务。UNFCCC所确立的最终目标和基本原则，以及《京都议定书》所建立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标志着国际气候合作机制的初步确立。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结束，但对抗变暖的努力需要持续贯彻并大大加强，因此关于 2012年后的减排指标谈判要求尽快得出结果。在2007年底的印尼巴厘岛气候大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启动一个为期两年的谈判计划，旨在到2009年底的丹麦哥本哈根大会上达成新的气候协议。
12月19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当地时间19日下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针对发达国家安排实行强制减排，针对发展中国家安排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就全球的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的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本次会议一方面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对话，另一方面显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伦理，平等权利，气候责任，减排义务以及损害补偿等方面存在的严重分歧和对立：发展中国家普遍主张当前的气候变化谈判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必须坚持双轨制，希望发达国家正视并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加大减排力度，并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达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问题上，想方设法逃避2020年的中期量化减排义务；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一直强调私营部门和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尽量避免自己的政府出资公共资金的义务，甚至试图让发展中国家自己出资，或是给发展中国家使用资金设置各种前提条件。哥本哈根会议上并未达成一致的目标，虽然发达国家没有明确表示各自的减排目标，但是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宣布了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