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及其档案工作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说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伴生物，是自然形成的，但它并非是“自然存在物”，而是“社会存在物”。由于档案学研究者分析视野及其意图、旨趣等不同，长期以来，人们对档案及其属性形成不同的看法，并进而形成不同的档案“意象”。这种意向不仅影响到学者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理解，更关系到学术主体（个体主体或群体主体）对档案学理论的取向和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档案属性：认识与社会交互作用下档案意识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是通过事物的属性来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在档案学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将档案属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试图探求并把握档案质的规定性及其表现，以此区分档案与其他相关事物的界限，并力图形成清晰、准确的档案概念。
纵观档案学中对档案属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基本层面，即本质属性与一般属性。在本质属性方面，不少学者坚持以吴宝康为代表的老一代档案学者所确立的“原始记录性”（或称之为历史的原始记录）的代表性观点；但现在一些学者试图突破这一观点，而另立新说，近年来林林总总提出了“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信息”、“非现行性”、“历史再现性”、“历史性、实践性和物质性三属性的交集”、“互有历史联系逻辑排列的文献实体结构”、“直接历史记录事后有用性”、“可追溯性”、“备以查考性”等十余种新观点。在一般属性方面，人们也试图突破传统的档案是文件材料或史料的观点，提出并讨论档案的“信息（资源）属性”、“知识属性”、“文化属性”、“文物属性”、“资产属性”、“文献信息属性”、“价值属性”、“商品属性”等等。对于这些观点，持论者有持论的依据，批评者有批评的道理。这些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深化了我们对档案本体的认识，扩大并拓展了我们对档案与相关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解，从新的角度让我们去回顾、反思甚至重新认识“原始记录性”。
首先，对事物属性的探究本身是一种认识活动或行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属性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是物的某个方面的质的表现，是通过与他事物发生联系而表现出来的，“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1]，但是这种表现出来的属性不会“自我呈现”，更不会“自我宣称”（即档案本身不会说其自身有什么属性），而必须通过研究者的思维才能加以认识和把握。因此，对档案属性认识的前提是把档案纳入认识结构中，作为主体认识活动的对象性客体，使之由一种“自在之物”成为认识的现实客体，“客观事物不是因为其自然存在而必然的成为人们的对象性活动的客体，人只有站在主体地位，按照自己预定的目的，根据已有的现实的本质力量，通过能动活动，才能使客观事物成为对自己有意义的客体”[2]。然后，认识主体运用已有的知识，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多种认识的反映形式，对感性认识所提供的众多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抽象、概括，才能获得对档案不同属性的认识，揭示出档案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主要属性与次要属性、根本属性与一般属性。“从科学认识的具体发生来看，客体的本来面目和固有属性是在客体直接作用于人或是在人对客体进行改造的情况下得到表现的。……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理论思维方式才能获得科学知识”[3]。随着主体认识水平和本质力量的提高，我们对档案的属性仍会有新的认识。
从另一方面看，学术共同体对档案属性的认识和把握，并非是纯然的、逻辑的、知识的推演。作为社会存在物，它更多地“负载”着社会的意图，受社会因素（包括档案工作实践）的深深皴染甚至支配，对档案属性的揭示既是认识活动的结果，更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档案属性认识的社会性源于认识主体的目的性。由于事物联系的普遍性，一定本质的事物常常表现出许多属性。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属性。那么，在档案属性的研究中，我们要反映和捕捉档案的哪一方面属性，这有赖于认识主体的需求、目的和能力，“认识主体的目的性是认识的本质因素，要认识主体的哪些方面以及怎样认识是由主体的目的和要求所决定的”[4]。“人们通过实践和思维实现认识的任务，总是要实际地确定具有许多联系的事物同人们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主体与客体的一致）”。“从人类认识的实践情况来看，任何一种具体的认识不仅要确实地选择某种具体客体，而且，就是对同一客体，也要确定地选择人所需要的或者与对象性活动的任务有关的那一点”[5]。同一客体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会体现出不同的意义。
可以说，档案学术共同体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根据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不断地对档案属性加以考察。主体的目的就像一束光，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它能“激活”档案的某一属性，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 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6]。吴宝康先生的一次讲话可以鲜明地反映出档案属性认识的社会性，他指出：“我们现在可以说档案是各方面工作活动的真实记录。对档案的认识是否就到此为止呢？不是的，现在档案是信息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已充实到档案学理论里边去了，档案工作是信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处在信息社会即将到来的时代。……现在，根据党政部门的情况，在我们党内又要来一次再认识，特别是把档案是信息的一种，档案是一种信息源这种认识补充到我们的档案学理论中去。我们一定要加强对档案、档案工作的认识，不要使自己的思想凝固化、保守，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7]
因此，对档案属性的把握，我们应坚持这样的观点：首先，档案的属性是在认识主体之外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们赋予的；其次，档案的属性不会自我呈现，需要认识主体去揭示；第三，档案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哪一方面的属性被揭示或重视，取决于主体现实的、社会的需求。在档案属性的各种表达中，隐含着个体与群体、认识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和内在的相互作用，体现出不同的档案意识。
二、档案属性的把握对档案学理论建构和学科形象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对象搞清楚，并且牢牢把握住。否则，作为档案学研究的依据就可能不一定是档案，研究活动就可能误入歧途，走偏方向，得不到正确的结果”[8]。笔者认为，要把这个“最基本的对象搞清楚”，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档案属性的把握，它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整个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1、档案属性的把握决定着研究者对档案的基本“意象”
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力求探知科学完备意义的“档案”所包含的真义，但就目前来说，这一任务并未完成，今后能否实现，笔者也不敢肯定。纵观中外档案界对档案的定义，不下千余种，似乎远未完结。就档案定义的纷争来说，无疑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但究其原因，不能不从认识的和社会的角度去探究。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提出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都只是属于“触引性概念”，起着引导性的作用，笔者极为赞同。在档案学研究中，基于研究主体对档案属性的不同把握，会使“档案”这一客观对象在研究者心目中呈现不同的“意象”，如原始的历史记录、归档保存的文件材料、本源性信息、可以追溯的社会记忆、备以查考的文件、具有历史联系逻辑排列的文献实体等等。这种种“意象”是档案学研究者档案意识的一种图像，表明我们是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去看待和研究它们。我们姑且不去对这些“意象”进行解读或科学意义上的评价，单就这些意象的呈现而言，它融汇了研究者（个体或者群体）的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历史知识与自我认知，是一种档案世界观的呈现，以及对档案所赋予的不同意义。
客体的属性是产生价值的基础条件和原因之一，客体属性的分析是功能分析、价值分析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知道，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纷繁复杂的事物，自身都具有很多属性。它们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对人有用，因而具有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价值。但是，人要使物的属性成为现实的有用性，实现其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就不但要发现和了解物的属性，而且要按照自己在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和本性，按照自己内在的尺度，就这种物的属性对自己是否有用和是否有满足某种需要的价值作出评价”[9]。因此，对档案属性的研究和运用体现了人们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倾向性（价值取向）。
在我国早期的档案学研究传统中，学术共同体较为普遍地强调了档案的史料属性和历史研究价值。古代史家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对档案史料价值的重视自不必说。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安阳甲骨档案、敦煌文书经卷、西北汉晋简牍、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为突出代表的四大档案史料的发掘、发现，史学界、学术界对档案史料价值的评价可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徐中舒、沈兼士等在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时认为：“史料来源，当然不限于档案，而档案却是一切史料当中最重要的史料。”禹贡学会的领袖顾颉刚说：“近年来中国学术上有很大的进步，促成这种进步的泉源”，“最重要的则为直接史料的发现和利用。不过最惹人注意的：一是殷商甲骨文字的发现，这是上古直接史料的宝库，一是清代档案的保存，这是近代直接史料的大本营”[10]。梁启超、傅斯年、陈垣等史学大家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
档案的史料价值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可以说都是档案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然而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论的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兴起，史料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档案的史料属性也随之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人们从信息角度对档案属性及其信息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学术共同体对档案的属性及其价值的表述出现新的转向：“档案是信息的一种，是信息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是一种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权威性与凭证性的原始性固化信息”；在信息家族中具有“基础支撑性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档案作为社会存在物，不是纯属“自为的存在”，而是“为他的存在”，上述对档案属性与价值观念的论述表明了人们对档案的态度和价值的取舍标准。它既与人们各自的需要、利益等相关，也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对档案史料价值的强调就是落后的、保守的，对档案信息价值的强调就是先进的、开放的，只能表明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研究者对档案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向，也意味着档案文化的新转向。
“价值”概念的形成和应用，体现了人类对人的内在尺度、主体的内在尺度的自觉意识，是这一客观尺度的思想表达形式和理论表达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不断通过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的需要服务的”[11]。对于档案属性的不同表述，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赶时髦地“替换”，而应发现其中隐含的档案价值意识的深意。
3、档案属性的把握决定着研究者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
近代学者黄彝仲曾言：“档案之功用，多因观点与立场不同，持论见解，互有差异，各以其自己之主观，强调其作用。历史家视档案为史料，……收藏家视老档案为古物，行政家视档案为治事之工具。”此论一方面可以说明本文上述两点的阐述，同时它也表明研究者在观察和认识事物时，受着既有理论的引导与支配。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于客体的认识不是对客体的直接反射，而是必须经过主体依据自身既有的认识尺度和认识图式（如概念、理论、例证、储存的心像和可参考的图形等）对客体进行判定的过程，从已有知识出发去探究未知的事物或事物未知的方面。“观察主体的理论抽象取决于主体的理论结构。在现代科学中要把握观察客体的本质规律，就必须在观察中始终发挥主动性”[12]。科学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也认为：“科学中的观察是‘理论负载的’（Theory Laden）”[13]。这些观点表明，在观察事物或事物的不同属性时，需选择不同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路径。
对档案属性的各种不同的分析，不只是表达一种观点，确立一种对档案的信念，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发现和实际地掌握对它的使用方式”。档案的不同属性满足人类的不同需求，需要我们解决不同的问题，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应当选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正如人们在学习、解读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时指出的“16世纪法学方法帮助人们从法律凭证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18世纪古文书学方法帮助人们从事实记录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19世纪历史学方法帮助人们从原始史料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20世纪社会学方法帮助人们从人类记忆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信息学的方法又帮助人们从信息资源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14]。在研究中，理论交叉、理论融合固不可少，但基本的理论工具我们还是不能放弃的。
“每种理论和每个理论家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都将社会现实意识形态化，使之体现着自己所接受的某些价值”[15]。档案属性的把握可以成为档案理论建立的基本预设，从不同的属性观念出发，建构档案学的知识体系。“事实表明，对于同一客体，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下，而且在同一个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下，依主体现实的需要、目的和本质力量性质的不同，可以引起不同的认知观念，建立不同的理论学说，形成不同的科学体系，产生不同的使用方式”[16]。
4、档案属性的把握决定着档案学的学科形象
学科形象是学科（专业）的基本定位和学科性质的体现。考察中外档案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社会对其性质、地位的认识，历史上是不同的。
德国学者赫尔曼·鲁姆叔特尔在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分析了档案科学作为科学学科的发展，他指出：“经历了19世纪，20世纪前半叶主要作为历史科学的辅助科学的描述性、历史性工作的使命，直至我们这个时代才形成现代的、具有职能结构的档案科学，它虽是独立的，但被赋予了历史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范围的地位”。“这些彼此不同的描述表明了这一事实，即档案科学本身独立地置身于各门及其不同的科学之间”。[17]
从我国档案学形成及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情形大体一致。它最初也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产生并逐步独立出来的。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将档案学作为信息管理科学的分支学科来建设，视档案学为信息科学体系中信息资源管理科学这一门类。1998年国家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一些大学将原属图情档专业的学院或系改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或系，一方面反映了档案学作为信息资源管理的学科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档案学科专业领域在寻求以新的形象和社会身份，融入社会之中，以求在更大的空间上寻找位置，实现自我突破。
学科的重新定位与学科性质的再认识，究其根源来说，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和客观规律的再认识，是研究者“档案意象”、“价值取向”的转变及其相应的理论选择与理论建构的结果。档案学的历史学性质是社会对档案史料属性认识与理论建构的结果，“18世纪末，19世纪初，档案的作用发生了强有力的变化，它从捍卫统治者权力与权利的武器库转变为历史研究所需的资料储备。在实际中，这种规范性的转变表现为，它的重点愈发从档案馆赋予的法律性任务转移到历史性任务中，从国家的目的转移到研究领域中”[18]。同样，档案学的信息科学或信息资源管理科学的性质也是对档案信息属性认识与理论建构的结果 ，如果没有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战略意义的认识，档案学科也就不可能实现如此巨大的转变。
档案学发展至今，需要我们对其理论观点、学术主张和学科建设进行反思，提高学术自觉，以求理解自身，并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增强理论的自主适应能力，生产出更具时代感和生命力的知识，推动学科进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页。
[2] [5] [9] [16]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45、91、95页。
[3] [4] [12]舒炜光：《科学认识论导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278、29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
[7]吴宝康：《树立为档案事业奋斗一辈子的思想――浙江省嘉兴市档案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0月11日），《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0页。
[8]陈作明：《论档案》，《档案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0]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转引自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
[13][英]巴里·巴恩斯等著：《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4]冯惠玲、安小米：《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学术特点及主要议题》，《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6期。
[15]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17] [18] [德]赫尔曼·鲁姆叔特尔：《档案科学作为科学学科的发展》，国家档案局编《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126、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