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关”对其经济的影响
企业对自身的客观评价
通过上述非关税保护措施，日本的特有经济发展形态“官 民协调”方式对汽车工业发展的促进，以及在产业政策的作用 下，企业对技术的开发研究、对引进技术的认识过程，无不说 明正确地认清自身所处的环境、所具备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 与他国之间存在的差距，是日本企业界能够在政府既定的产业 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等特定环境下得以发展的关键。
应该指出，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前后的经验给我们这样一 个启示：处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渗透和接轨、旧体制与 新体制摩擦、转换时期，面对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战略选择、 产生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实施等等有关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前 途问题，政府和企业取得某种共识，即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也是完全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官民”的共识对整体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往往会超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无疑与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 前后的状况（例如，国家的法制健全程度、企业自主经营意识 、财政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乃至公民的纳税意识等等）有着 基本的区别，而且从愈加强烈的技术转让封闭倾向、管理贸易 的复苏、区域经济合作势态的强化等外部环境看，其国际经济 、社会的大背景也截然不同。因此，尽早寻求并达到国家和企 业的“共识”，是继续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可回避的大前提 。从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后必然出现的各种冲击看，达到共识 也是采取减缓冲击措施的先决条件。
技术与产业配套发展
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日本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开放国内 市场和民族工业能否承受外部冲击的考验。在当时欧美强大的 经济实力面前，日本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即日本政府一方面注 重对产业、贸易政策的及时调整和充实、完善，并且结合本国 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适度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 际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在重返国际社会后，为保护经 济的持续发展，将不断提高本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作为首要问题来解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减少贸易 壁垒、逐渐开放国内市场的必然趋势。
贸易、资本自由化
日本着手实施贸易自由化是在加入ＧＡＴＴ之后的第５年 ，而且对步骤、商品和时间期限均留有相当慎重的缓冲余地。
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日本政府十分注意宏观调控的 作用，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例如，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发表 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之后，及早地制定了新的《关 税法》，并于１９６１年６月实施新的《关税税率法》，新增 设紧急税和关税配额制，对关税税率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不难 看出，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强化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促进 生产业高级化的进程。实际上“自由化”也是有选择性的，即 从全国的保护主义转向选择性保护主义。
所谓资本自由化是国际间的资本交易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 自由进行。
日本政府在推行资本自由化中，始终遵循着两个指导思想 ：（１）对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产业、行业，依据垄断性大企业 的意愿，有意推迟其进程，以达到尽量排除外国资本（特别是 美国资本）对日本产业的支配。（２）为缓和美国政界、财界 的压力，以促进难以进行合理化的产业发展为目的，并迎合流 通业、中小企业的要求，分阶段实施资本自由化。由此可见， 所谓的完全自由化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存在的。
非关税保护措施
到１９６１年，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认为：日本是发达 国家中推行自由化最迟缓的。其原因是看中了以各种机械产品 为中心的日本工业品市场，因而强烈要求日本早期实现该方面 产品的自由化。为了回避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将在ＩＭＦ理事会 和ＣＡＴＴ总会提出的日本应当过渡到ＩＭＦ第８条款适用国 的要求，日本政府于１９６１年９月决定，从１９６１年１０ 月起将贸易自由化率提高到６８％，同年１２月再提高到７０ ％，１９６２年４月提高到７５％，１９６２年９月提高到９ ０％，以此缓解外部压力，保证国内部分产业，特别是汽车、 机电、电子等产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够享有较充分的 准备时间。
针对推迟自由化的产业，日本的保护政策表现在方方面面 。当然，日本并非一味地消极保护，而是在强化国际竞争力方 面实行了特殊措施。当日本认定汽车工业受自由化的冲击，将 对国民经济产生极大不利影响后，首先将汽车工业与合成纤维 、石油化学并列为战略产业。其次，１９６１年秋，针对汽车 工业的零部件、技术、原材料、设备、销售，采取全面保护政 策。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日本政府的直接干预逐步减 少。从此时期开始，日本特有的官民协调方式对其经济发展也 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