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涉及同一相关问题的阐述，缺乏前后统筹，出现实质性差别，让读者疑惑不解
教材第一章——秘书的社会角色在阐述“秘书角色的定义”时写道，“传统的秘书概念认为：‘秘书’是直接为领导机关、领导者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并做好服务的一种有一定职务的职业人员，它是一个行政职位。”“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加入WTO的客观要求，企业秘书活动、商务秘书活动、涉外秘书活动以及私人秘书活动日益成为秘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若只重视行政秘书的研究，必将使秘书学缺少时代意义和现代色彩”。而教材第三章——秘书的特殊能力在阐述“秘书的能力结构”时又如此表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秘书的角色变化得很快，他们不再是打字员或是办事员。这个变化表明了秘书开始被归入行政管理工作范畴。”显然，善于思考然而缺乏相应社会生活经历的读者，很容易受前面“传统秘书概念”中“行政职位”观念的影响，对第三章的上述内容产生疑问：“传统”的“有一定职务”的“行政职位”如何变成了“过去”“几十年”的“打字员或是办事员”？“有一定职务”的“行政职位”岂能不“归入行政管理工作范畴”？尽管前后的语言环境不同，“行政”意义有别，可“行政职位”与“打字员或是办事员”毕竟都涉及了秘书的社会角色，只是一个直白、一个隐含而已。而“传统”与“过去”在表达历史时期概念时效果又大致相同，于是，读者据此产生上述联想与思考以致疑惑不解便成为非常自然之事。因此，教材编写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前后相关内容的紧密照应，避免读者产生此类不必要的疑惑。
二、在借鉴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时，语言表达模式的必要转换没有做到一致，使教材内容失之于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
在论述秘书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的基本要求时，教材表述的纲目内容依次分别为：“观察的客观性、观察的全面性、观察的敏锐性”“注意的广阔性、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分配性、注意的转换性”“记忆的敏捷性、记忆的精确性、记忆的持久性”。而秘书思维能力的基本要求，其表述的纲目则是“思维要广阔、思维要精确、思维要有逻辑、思维要深刻、思维要敏捷、思维要灵活、思维要有创造性”。相比之下，教材在阐述秘书思维能力基本要求的纲目时，借鉴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完成了语言表达模式的必要转换，给读者活学活用之感；在阐述秘书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基本要求的纲目时则没有实施语言表达模式的必要转换，有生搬硬套之嫌。
除上述语言瑕疵之外，该教材第七章——秘书的工作激励，在介绍激励理论时可谓惜墨如金——激励理论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和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内容型激励理论着重研究激发人的工作动机的因素。它主要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作为出发点开展研究，较为著名的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伯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着重研究从动机的产生到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较著名的有弗洛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这两类理论又统称为认知派激励理论，其共同特点是充分考虑人的内在因素如思想意识、需要兴趣等。第三类是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其侧重点是研究如何转化改造人的行为、变消极行为为积极行为，如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挫折理论”等。
激励理论作为工作激励的重要支撑基础，其基本原理与应用技巧是学生必须熟悉掌握的内容，教材编者不可能不知。教材只作如此简约、轮廓化的介绍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实质，导致这一事实的根因与高职教育中所谓的“理论够用为度”不无关系，虽说教材的这一缺陷对“理论够用为度”有误解、误用之嫌，但依旧能够引发我们对“理论够用为度”这一高职教育指导原则的思考。就整体高职教育培养目标而言，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理论够用为度”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它不能兼顾高职学生极大的个性差异性，高职教育事业长远发展所必需的高资质的“双师型”师资也会因此失去一条重要的来源渠道——我们现在所倡导、追求的“在生产一线是技术能手、在教学一线是教学能手”或许会成为“空中楼阁”。“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古训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人能够保证：即使是某一学科、某一专业领域，高职学生掌握了哪些理论就是“够用”！
高职教育中，还是少提“理论够用为度”为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