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农村的空心化从一方面显示了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以及改革成果的分享，另一方面也明示了农村的衰败、“候鸟式”迁徙的农民工的艰难，发展成果未实现普遍、公平的惠及，同时农村空心化也使发展成果惠及失去了一个良好的载体。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村空心化的现状与理论阐述，以表达改革成果公正惠及的可能性和必须性的诉求，进而提出地方政府在治理农村空心化和实现改革成果公正惠及的能力和责任，提出了一点建议：发展城市，完善户籍管理。

　　论文关键词 农村空心化 公正 地方政府

　　一、农村空心化现状与理论探讨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6.9079亿，农村人口6.5656亿，人口城镇化率为51.27%。2001年至2011年，农村人口呈现1.9%的负增长，加上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建筑用地的逐年递增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候鸟式”迁移，我国存在普遍的农村空心化现象。
　　目前学术界对农村空心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刘彦随，刘玉认为农村空心化的驱动力是“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资源与环境条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以及外部的体制与制度、管理与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童潇针对目前单一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提出“复合型反哺”方式：宏观上进行财政补贴、中观上实施以城带乡、微观上再造乡村工业和农村；林孟清提出“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要遵循立足农村、立足农业，‘离乡不离土’的基本思路，以开展农村建设运动为主要途径，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之路”。
　　农村的空心化，“既包括农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也包括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本质上是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这种空心化会造成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土地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带来人地关系的不和谐、农村经济的不发展带来农村产业的滞后与退化、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合法的保障等，那么势必会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现实基础与价值理念

　　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3亿人，占全国的17%，预计未来10年全国城镇人口平均增加1300万-1600万，其中，农村转移人口1000万-1300万。城镇化发展和流动人口管理已成为政府治理的重点、难点和改革发展的关键点。
　　（一）发展成果公平惠及的现实基础
　　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推力，是集聚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中心地带。大量农村迁移到城市，佐证了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市场经济在带来经济鹏飞时，又存在其必然的失灵，加上我国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了城乡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差距。2011年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404，城镇的基尼系数是0.363，两者依旧存在显著差异。
　　2010年我国NU值为1.27，始终高于1.2，这一数据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略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尽管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做比较也是值得称赞的。城市化滞后工业化会带来经济结构失调、资源环境恶化、二元结构凸显、消费拉动不足、社会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城市发展的原始资本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首先是以农养工，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又提出了农工自养的国家政策。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观，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人为的造成了现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
　　（二）发展成果公平惠及的价值因素
　　就公正而言，罗尔斯提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党的十八大更是精准的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简言之，就是提供基本的公平和差别对待部分成果的分享，“吃大锅饭”的绝对公平只能带来普遍的落后，因而要在发展中谋求公平，又要在公平中促发展。可见，农村空心化问题不仅关乎如何科学发展，更关乎发展成果的公正惠及。

　　三、发展成果的公平惠及离不开地方政府

　　在一个国家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在中国，政府主导所有的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地方政府的能力。台湾学者薄庆玖认为：“地方政府是在一国的特定区域内，依宪法或中央法令规定，自行处理局部性事务，而无主权的地方统治机关。”根据这一定义，地方政府对农村空心化和改革成果共享有其权力和责任。从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看来，地方政府要绝对服从于中央，并对其负责。党的十八大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地方政府作为中央的行政机关，有相应的权力和职责将这一指导思想落实到行动中。从政府与社会的纵向关系角度考虑，地方政府是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一方面将中央的战略思想传送到社会，另一方面也将社会的动态和需求反馈到中央。这种与微观社会组织的直接联系，使其行政效果能够立竿见影。从府际之间的横向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捆绑式发展，发达地区之间的合作治理等丰富了地方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资源，为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提供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的权力利益关系网络，地方政府具备治理农村空心化和实现改革成果共享的能力。

　　其次，地方政府的责任。张贤明，邵新运认为政府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负有责任，提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及推动力量、人民尊严的基本保障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应该是有尊严、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兼顾、普遍受益与合理差别相统一、发展型共享与补偿型共享相统一的共享。政府在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过程中需要履行促进社会公众全面参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和保障民生、不与民争利等责任。”

　　社会再分配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有力举措，调整初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达到再次分配的公平，使更多人从改革的发展成果中受益，有效的实现共同富裕，防止因不公而造成的“社会风险”。

　　四、发展城市，完善户籍管理

　　城市有其光鲜亮丽的一面，也有其不堪入目的另一面。当今，全球有很多国家的城市都陷入人口膨胀、就业不足、住房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因此，地方政府在必须要不断加强发展城市的能力，努力做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城市空间、提倡文明生活方式等，从而在解决城市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有能力为城乡一体化提供载体和动力。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是传统部门与现代化部门的经济发展二元化，而我国的二元不仅是经济方面，还包括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化的行政管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空心化的实质是“资本与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类生产资料进行的重新整合”。中国农村可耕种的土地有限，农民数量又多，对于传统的耕种手段，现代农作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于是农村就存储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农民自身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收益等各方面的权衡，农村大量劳动力自然会流转到城市。人口的自由流动，为城市提供多层次的劳动力，创造繁荣。当然，人口的流动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财政、行政、司法等各方面的管理压力。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地方政府引导人口有序迁移是责无旁贷的，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鼓励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附加值高，有力于我国的生态化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人口大国的就业问题。201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增量之比为43.7%，就业产业结构之比为35.7%，占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的43.4%。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够，急需做好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在经济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要着重给予政策扶持。
　　（二）强化人口管理
　　首先，我国人口众多、管理社会比较复杂、政府的信息采集能力也不足，必须要加强地方政府行政的技术水平；其次，要做好协整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工作，创造整体的优势；最后，必须依法行政，依法自治，切不可与民夺利，同时也要依法治他，并且要发挥好“社区”服务管理的载体功能。
　　（三）扶持私营企业
　　2011年私营企业吸纳了38.3%的就业流动人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量私营企业遭受到了欧美债务危机的牵连，经济效益不好，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地方政府要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适度降低对私营企业的税收，努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