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两相对立局面的形成及其有关长城的作用
长城是有关军事的设施。这是说建筑长城是用以防御敌对势力的进攻的。长城的建筑正可以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两相对立的局面，因而其中的一方有了建筑长城的必要。在悠久的历史时期，对立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次，其间因时因地而互有差异。就西北地区而言，作为引起建筑长城的因素就曾经有过东西对立的局面，也有过南北对立的局面。东西对立的局面只有战国时期秦魏两国的争夺，秦汉和隋时以及明代就都是南北对立的局面。至于战国赵国的北长城，北魏赤城五原间的长城，另有金源的界壕，亦皆各自形成其相互对立的局面，虽皆仅伸延其一部分至西北地区，当也一并论及。
一 渭洛两河下游秦魏两国的对立和隔着洛河的辩论
战国时期秦魏两国在渭洛两河下游的对立局面的渊源甚早，春秋时期秦晋之间已肇其眉目。两国争夺的地区在洛河下游和黄河之间的所谓河西地以及华山之下至于渭河之间。春秋初期晋国已取得华山之下至于渭河之间的土地1。春秋中叶，晋国更取得位于今陕西省韩城市南的少梁2。这样的发展直到战国初期还仍在继续之中。
魏国的强大，始自文侯时。文侯以前，晋国已经取得少梁。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市南，当时应为黄河的重要渡口。文侯即位不久，就进而为少梁筑城，显示开始向河西的扩展。接着又围攻繁庞，驱逐当地的秦人。繁庞就在今韩城市旁，近在少梁之北，此后更取得秦国的临晋和元里，并为之筑城。临晋在今陕西大荔县，元里在今陕西澄城县南，临晋更近于洛河。后来还再西向攻秦，直攻到郑县。
郑在今陕西华县，不但在洛河之南，更在渭河之南。这次战争虽未取得郑县，却在洛阴和郃阳筑城。洛阴在今大荔县西洛河之南，郃阳则在今合阳县东南黄河岸边3。这样的形势，不但巩固了魏国在河西的地位，也威胁秦国洛河以西的版图。后来秦孝公变法之际还为此颁布过一条命令说：“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4。其间争夺的激烈，即此可以略见一斑。
这篇令中提到了简公。简公就是“堑洛”长城的建筑者。当时建筑长城显示出魏国西进力量的强大，秦国已难于抵抗得住。河西已经丧失，洛河假如再守不住，问题就愈益严峻。如前所说，“堑洛”长城虽然是筑在洛河近傍，今蒲城县东发现的长城遗址就在洛河右岸。不过洛河左岸另有一些遗迹，就在大荔县最为西南的洛河弯曲处。这显示着洛河以东的土
华山之下直至其北的渭河间的土地，同样也引起相互的辩论。
前面说过，秦国在这里也建筑过长城。由于郑县之东就是魏国的土地，魏文侯也曾由这里进攻过秦国。实际上这里也在当时东西局面之中。秦国预防魏国，不能不从事长城的建筑。简公筑长城时只是说过“堑洛”，好像与渭河无关。不过这里的长城确是秦国所建筑的。简公以后不久就是孝公，当时秦国的国力转强，用不着再建筑长城。这两处长城在当时都能取得一定的效果，由于魏国始终没有度过洛河，而且也没有夺取过郑县。
秦魏两国形势，到秦孝公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秦国的国力渐渐强大起来，另一方面，魏国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魏国的迁都本是要向东发展，可是离河西远了，就不免照顾不及。在几次战争中又接连失败，国力也就顿形衰弱。为了防御秦国的向东发展，也只好建筑长城。由于两国辩论的焦点在洛河，所以魏国的西长城也傍着洛河建筑。这条西长城自郑滨洛，就是这样的意思。滨洛虽然必要，由郑县附近始筑，也有一定的意义。郑县为秦国向东发展的必经之路。滨洛的长城虽然可保住河西，长城筑在郑的附近，就足以拦截秦国向东发展。
秦魏两国相持，直到秦惠文王六年（公元前332年），魏纳阴晋于秦5，才根本扭转局面。阴晋在今陕西省华阴县，正位于魏西长城的背后。这是说魏西长城的南段已经失去了作用。过了一年，到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0年），魏国又纳河西地，接着在惠文王十年，魏国又纳上郡15县，十一年，秦国改少梁的名称为夏阳6。
这一系列事故，都说明白整个魏西长城的作用都已完全丧失罄尽了。
二 战国时期秦国有关南北对立局面的两条长城的演变
战国时期，秦国还建筑了上郡塞和蜿蜒于陇西、北地、上郡三郡边境的长城。前者是惠文王时建筑的，后者筑于昭襄王时。这两条长城都是当时南北对立局面的标志。
秦惠文王筑上郡塞之前，秦魏两国间曾经发生过雕阴之战。雕阴之战的起因可能是魏国假想在这里进攻秦国，可以减轻秦国对于魏西长城的压力。由于由雕阴南下可以直趋秦国向魏西长城攻击力量的背后，魏国在其西北的版图并不非常广阔，隔着黄龙山，它虽然可以和秦国东西对立。黄龙山上却没有东西往来的道路。因而在雕阴之战前，魏国的发兵还须取道于赵国的定阳。雕阴之战后，魏国损兵折将，完全失败，接着就纳河西地，又纳上郡15县，秦军还度过黄河，夺取汾阴和皮氏（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和河津县），魏国已经无力与秦国争衡7。秦惠文王筑上郡塞就在魏纳河西地和上郡15县的同一年，这充辩白明白上郡
就在魏国向西扩展之时，赵国也扩展到黄河西岸。赵国在黄河之东，本已拥在蔺和离石等地8。如前所说，赵国在黄河之西又据有定阳，定阳在今陕西省宜川县西北，而蔺则在今山西省柳林县，离石更在蔺之东，今仍为山西省离石县。蔺、离石和定阳虽隔着一条黄河，相距却并非很近。赵国当时向黄河以西发展，殆只有蔺和离石这一条道路。赵国当时正是由这条道路向西发展的。赵国有平都君，以其封地在平都为名。平都在黄河之西，估计应在蔺和离石之西不远处9。当是赵国由蔺和离石越过黄河，取得平都，然后又向南开拓，再取得定阳。赵国向这里发展，显然是要由黄龙山和子午岭间的洛河河谷向南威胁秦国。实在到后来，秦国也曾由这条道路进攻过赵国10。
雕阴之战，秦国取得了胜利，也显示出上郡塞的建筑不可延缓。赵国虽未尝由蔺、离石发兵，但赵国还没有放弃和秦国一争高下的打算。赵武灵王在其北陲开拓土地，取得云中、九原。云中、九原正在秦国的北面，这显然是对秦国新的威胁。赵武灵王还曾作为使者，亲自从云中、九原直南达到秦都城城所在的咸阳，为赵军南下进攻作先期的准备11。由这一路去咸阳，一定要经过上郡塞，赵武灵王的假想初未实现，大概与上郡塞的设置有些连带关系。
自从秦国始筑上郡塞之后，到了秦昭襄王三年（公元前304年），移上郡治所于肤施之时12，上郡塞外并未发现匈奴的骚扰，可知这时南北对立局面的两方，是秦国和赵国，和匈奴没有什么关系。
匈奴作为南北对立局面的一方，是在秦昭襄王建筑陇西、北地、上郡三郡沿边长城的时期。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匈奴传》中已经作了确切的说明。这条长城的修筑是在秦拔义渠二十五城和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之后。秦拔义渠二十五城是在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13。而诈杀义渠戎王，未见具体记载的年月，与此事有关的宣太后薨于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14。则建筑这条长城，至迟不应晚到这一年。义渠的所在地，据《据地志》的表明，乃在唐时的宁州和庆州，也就是秦时的北地郡15。唐时宁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宁县，庆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庆阳县。这条长城就由今庆阳之北向今陕西省境内伸延。当时上郡治所，如前所说，已经迁徙到今榆林县南，这条长城也就由今榆林县北向东北伸延。这条长城另有一支曲折伸延到肤施县西，显示出对于上郡治所的掩护16，也说明白上郡治所之北就是匈奴游牧的场合。具体说来，当时上郡之北还应是林胡的土地，而林胡则是匈奴的一个支派。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版图扩大，另筑新的长城，这条长城因而也就失去其原来的作用。可是到了西汉初年，由于匈奴势力又复强大，南侵到了故河南塞。所谓故河南塞，就是秦昭襄王时所筑的长城。汉初人说到故河南塞，就不免涉及朝那、肤施17。肤施为上郡治所，已见前文。朝那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为什么对这个地方多所注意？一来是两地之间的长城大部分建筑在横山山脉之上。这两地恰在横山山脉的东西两端，山下平川自较山上易可受到匈奴的进攻；再则是这两个地方控制着经过长城的两条军事通道南下的要津。横山山脉横亘于今陕西省的北部，是阴山山脉以南横亘东西的大山，也是作为王朝都城的关中的屏障，足以阻遏匈奴南下的侵扰。长城建筑在横山之上，当更能增加其屏障的作用。可是横山山脉两侧的两条通道，却难保不为匈奴所利用，由之南下直入关中。战国时期，史籍简略，不易稽考。西汉初年就曾不止一次地见于记载。文帝时就有过两次严峻的侵扰。一次在文帝的三年（公元前177年）。这时匈奴侵盗上郡葆塞夷狄，汉朝因而就调派当时的丞相灌婴到高奴去堵截征讨18。高奴在今延安市，位于上郡的后方。过了几年，到文帝的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又由朝那南侵，入萧关（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遂至彭阳（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候骑竟然达到雍和甘泉。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已近于都城长安。甘泉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为当时王朝决定大政方针的所在。这样严峻的情况，遂使汉朝不能不调遣部队，驻到都城四周，以作预防。稍后匈奴再入上郡，因而又在都城附近屯驻重兵19。
以这两条长城相较量，上郡塞自然是相称短促了。如前所说，建筑上郡塞时，在这里只是秦赵两国南北的对立，中心插入了魏国。直到雕阴战后，秦国版图向北扩展，对立的情况才有明显的转变。西北方面本以义渠戎为最强大，可是后来义渠还是为秦国所灭。自上郡治所北移，义渠灭亡之后，秦国和匈奴有了更多的接触，因而就不能不在上郡塞北再筑一条新的长城。新长城筑成后，不要说秦国的当时，就在汉初也得到很大的好处。假如没有这条长城，匈奴的骑兵由肤施之北向南进攻，一日一夜就可达到长安城下，这样的严峻形势是自来所少有的21。
三 秦汉两代横亘于北陲的长城和当时南北对立局面的关系
秦汉两代皆曾于其北陲建筑长城。秦祚短促，汉朝承其旧基。
所筑的长城乃是为了防御匈奴南下牧马。匈奴假如南下牧马，都城长安也难得安宁。
秦长城由临洮至于辽东，中心循着阴山山脉东行。虽说是防御匈奴，其西部临洮至黄河西侧今乌鞘岭下一段之西，却是氐羌游牧的场合，其东部造阳（今河北省独石口附近
秦汉时建筑在阴山山脉上的长城，和战国时秦昭襄王建筑于陇西、北地、上郡边地的长城判然不同，特别是和汉时人所说的朝那、肤施间的故河南塞一段更是大相悬殊。故河南塞如前所说，乃是建筑在今横山山脉之上。今横山山脉和阴山山脉相距达几千里，这显示着秦汉时的疆界较之战国时的秦国大有扩展。还应该指出，今横山山脉之南，当时还是一个富有马、牛、羊、旃、裘、筋角的地区22。经过当时的移民实边，成为半农半牧地区。今横山山脉和阴山山脉之间也是一个可农可牧地区。从事农耕的民族据有其地，自是有利于防守，至少戍边军士的粮饷可以当场生产一部分，借以减少由内地的运输。秦始皇最初取得河南地时，虽已经实行徙民实边的策略，由于还是创始，边庭的军糈仍须取之于内地，最远竟然征发到东海之滨的黄、腄（今山东省黄县和福山县）、琅邪（治所在今山东省胶南县南）负海之郡23，使其国力不胜负荷。
汉时重新取得这里的土地，继续徙民实边，边地人口不停增多，力量虽然较前雄厚。同样的守边，阴山山脉的高耸绵广，远较今横山山脉有利。至于阴山山脉以北，那就完全是游牧地区，从事农耕的民族是不易久居其地的。反过来说，假如匈奴占据阴山山脉以南的河南地，这个肥沃的地区既有利于牧牛放马，匈奴就可以借之调整实在力，待到秋高马肥时，长驱向南，肆行侵扰。应该指出，阴山山脉上的长城和故河南塞有一点是相好像的，就是都位于当时的都城咸阳和长安的正北方。匈奴若由这里向南进攻，路途较为捷近，威胁就更为巨大。秦时历年短促，匈奴被逐出河南地后，一时尚无力再振干戈。西汉前期则不然，自秦末失去了河南地，只好防守故河南塞。匈奴一再突破故河南塞，不停向南骚扰，汉朝王室就不免为之旰食。为了减少长安所受的威胁，汉朝就不能不追踪秦始皇，扩展其版图使之早日越过河南地，达到阴山山脉之上。直至卫青北征，收复了河南地，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汉室才稍放下心来。汉武帝为此颁布了诏书，说是匈奴“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严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其喜悦的心情，可以说直透纸背。由于五原、朔方两郡正当都城长安之北，虽然修筑了长城，匈奴还是想伺机由这里南侵的。就在修筑长城之后，匈奴还曾先后骚扰五原四次，分别在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征和二年和三年（公元前91年和90年），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6年），也曾侵占过朔方郡，却都未能深入，只是杀害沿边一些住民，显得长城在这里已有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时所筑的令居以西的长城，是秦汉两代最大的差异处。
秦始皇时蒙恬北征，全力倾注在阴山及河南地，初未一涉及到河西一隅。武帝时，浑邪王降附，这里才列入版图。匈奴却未忘情于其故土，而停止其侵扰。假如匈奴在这里得逞，它一可以截断汉人经营西域的道路，二可以和其南的氐羌相勾结，使西陲为之不安。
汉已取得河西地，就不能不在这里赓续秦始皇的业绩，使长城再向西北伸延。虽有这样的设置，似还不能完全杜绝匈奴的诡计。这是由于合黎山和焉支山下本来就有些富于水草的通谷，匈奴是可以乘间逾越的。后来，赵充国经营湟中（今青海省湟水流域）时，就曾一再以此为言24，不是没有原理的。这一点后文还将再作评论。
这里还可以顺便论述汉时建筑外城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外城的建筑是为了适应汉和匈奴之间的变化。汉初，匈奴左方诸王将居东方，直上谷（治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于汉朝的强大，卫青、霍去病等不停征讨，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后来匈奴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县）、敦煌郡。这是匈奴儿单于初即位时事。儿单于即位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25。匈奴国力既西移，两年后汉朝始筑光禄塞。光禄塞筑成后，五原、朔方还是不停受到匈奴的侵扰，不过究竟是比以前少了，至于张掖、酒泉所受的侵扰就更为稀少了。
侯应在论边事时，还曾经说过：“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是什么时候罢去的，侯应自己也未作说明，大概是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降附以后的事。呼韩邪单于的降附，北陲边塞顿告静谧，边备可能就会稍事放松。
四 东汉时南北对立局面的变化及部分长城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秦汉时对于长城的建筑和防守是很费力量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却也未能完全阻遏住匈奴的断续进扰，就在卫青、霍去病先后北征时还是如此。直到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的降附，才大体安定下来。东汉时，南北匈奴自相辩论，南匈奴单于降汉，入居于西河郡美稷（西河郡治所本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南，后移至今山西省离石县，美稷在今准格尔旗西北），其部下侯王也相随内徙，分别居处在北地（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北）、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定襄（治所在今山西省左云县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
）、代郡（治所在今山西省阳高县）26。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沿边八郡。这些匈奴人的迁入，听说是为郡县耳目，帮助防御北匈奴。这是说南北对立的局面有了新的变化。入居塞内的南匈奴虽说是帮助汉朝防御北匈奴，却也并不是说永久没有黑白。就是偶有一些不协调之处，由于是在塞内发生的，长城就显得没有什么作用了。能够使长城依然发挥作用的，乃是北匈奴还需要预防。经过窦宪北征，北匈奴溃不成军，其单于逃遁不知所至。北匈奴败亡后，在其东方的鲜卑渐渐移徙，寝假居其故地。鲜卑初至，尚未像北匈奴那样，成为一方大患，因而似未引起汉廷的过分重视。南匈奴的降附，长城的作用相应有了变化，甚至北陲的形势，也和以前有所不同。要了解此中曲折，还须从汉武帝时提及。汉武帝时，由于北陲版图的扩张，建立了一些新的郡县，并由内地迁徙人口以相充实，同时还规定边地的人口不许返回内地。这样的规定到东汉时还依然有效27。可是揆诸实际情况，却并不一定都如此。由于南匈奴的徙居到沿边八郡，这八郡的户口就显得比以前有所减少。这就和匈奴的内徙不能毫无关系。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这八郡中按各郡所属的县数平均的户口数，五原郡每县的户数和北地郡每县的口数都算是最少的，五原郡每县平均犹有2458户，北地郡每县平均也有11089口，可是到了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04年），平均每县户和口最少的郡却要数到朔方郡。这一郡每县平均才有361户，1307口。其他各郡较之朔方郡好像稍好一点，可是论起每县平均户数来，都比不上西汉的数字（见表1、表2）28。虽然边地人口的减少，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不过这至少还应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再后到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当政的时候，就颁布了一项诏令，省去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29。这虽然不包罗这几郡中的匈奴人口。边地人口稀少若此，长城怎么还能起到作用。曹魏初年，又徙新兴郡于句注山南，岭北诸地也就完全弃掉30，这就更说不上长城了。
表1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沿边八郡户口及各郡每县平均户口表
（县平均户口数后的号码为户或口由少到多的次序）
郡名
户数
口数
县数
县平均户数
县平均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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