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闻伦理基石的新闻自由与客观性在全球化语境下遇到了现实困境。基于文化沙龙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使媒体丧失了其独立的品性,成为强势话语的牺牲品。
　　新闻伦理仅能在"技艺"层面捍卫其尊严,这种"反抗无效"的悖论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与价值取向的内在张力,成为新闻伦理的禁地。
　　新闻自由和客观性一直以来被奉为西方民主价值的重要基石。然而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等修辞隐喻时,新闻的自由与客观往往成为西方媒体的"弃儿",这似乎成了西方媒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
　　媒体报道逐渐成为价值意义上的"策略性仪式",新闻的客观、公正仅能在形而下的"技艺"层面得以实现。在全球化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面对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预判时如何抉择,是"束手就擒"还是"坚持抗争"?这种境地呈现出新闻公正性作为基于事实的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具体体现在新闻伦理上便是专业主义与价值取向的张力。
　　作为价值预设的意识形态美国学者范汉姆认为,全球化媒体战略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媒体形象塑造必须(遵循)后现代政治战略。媒体根据不同国家对'自由'、'人权'、'民主'价值观的态度,对'恐怖主义'、'专制'、'极权'政治的立场,予以命名,贴上标签,并由此进行形象塑造,这样可以有效地打破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国家'疆界,打碎国家主权的概念、民族主义观念,进行后现代的全球政治重新定位。"基于这种认识,媒体被纳入美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方面,试图瓦解基于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的世界体系,消解文明多样性的在场方式。
　　对此,苏·卡利·詹森表达了类似的悲观和担忧,"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仪式不仅是商业媒介的产品之一,而且部分是为了安抚广告商以弥补黄色新闻对媒介信誉造成的损害,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也是一种民主成就,尽管是一种缺陷深重的成就。"苏·卡利·詹森这里指出的"缺陷深重"即是基于意识形态或文化视角偏见的"观念集合"。
　　这种仪式性的缺陷集中表现在西方媒体近年来的对华报道中。历史地看,涉华报道框架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权"、中国威胁论、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共产主义专制、环保问题、贸易争端、台独、藏独等议题上。近期来看, 2009年奥运火炬传递中的CNN辱华事件, 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等涉藏报道成为偏见集束点。
　　比如, 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被称为"西藏起-23-义",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称中国"入侵"西藏( invade),中国军队"镇压"(crackdown)、"控制"(control)、"恐吓"(terrorize),西藏人民"反抗"(protest)等。这些报道将西藏想象为一个麦加式的宗教圣地,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甚至颠倒事实地加入诸多主观性极强的形容词,例如营造"可怜可敬、热爱和平"的"流亡宗教领袖"形象,打造一个被"武力占领"并动辄发生"起义"的西藏印象,竭力勾勒一个"独裁"并大搞"武力镇压"、"侵犯人权"、"文化灭绝"的中共。
　　除了这些富有隐喻意义的价值判断外,西方媒体还不惜牺牲新闻真实这一伦理底线,移花接木,公然作假。比如,将外国警察制服的照片插到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将暴徒袭击军车的图片剪成威胁路人的画面。
　　更有甚者,"德国网站18日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硬说成是在抓捕藏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刊登图片称,中国军人将藏人抗议者拉上卡车,可图片中明明是印度警察;德国NTV电视台也在报道中将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发生在西藏的新事件'。"由此可见,被西方奉为皋圭的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在涉华报道中完全消匿。讽刺的是,最倡导新闻伦理基石的西方媒介却将这种理念以最彻底、最粉碎的方式见诸于涉藏报道。
　　正如国内素来仰慕西方媒体"客观性"人士的一封信上所说:"你们不仅给予我们媒体要公正客观的价值观,也是你们告诉无数中国人平等和自由的概念……但是这些不幸的事件让我们悲哀地想到你们的丛林法则。看到我们刚刚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如何被你们庸俗地使用着。你们无法理解,这些熠熠生辉的美好词汇的破灭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舆论同化",作为一种宣传模式意指不同权力系统对同一事件的态度一致互动强化。
　　西方媒体涉藏报道的一致性正是这种舆论宣传的体现。与此类似的是,西方媒体传播的"过滤器"理论认为,西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霸权话语有极强的排他性,其中的"反共过滤器"是媒体报道的一种共识。"作为一种媒体宗教信仰,反共意识形态作为控制的极致不仅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把任何反对现存美国制度的行为贴上标签。"不难看出,美国等西方媒体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是基于其全球化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离开该前提奢谈新闻客观、公正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体来看,新闻伦理要依赖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深层价值或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类似,基于意识形态的"无形的手"极大地影响着媒体从业人员,这种导向成为一种集体自觉。
　　基于"他者"建构的文化偏见大多国内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导致偏见报道的最重要原因,部分国外学者以福山的全球化理论自辩,认为意识形态抗争已经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这种论断不免带上意识霸权色彩。
　　我们认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不实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沙龙主义偏见所致,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泛政治体制、泛价值观念无法涵盖文化系统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西方对华报道的片面性并非仅针对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中国。"东方"作为整体性的地缘概念,是西方凝视"他者"的言语体系。"东方"不仅是基于空间的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古老的隐喻象征。
　　然而,"东方"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文化自我认同建构出来的"他者"。"东方"仅仅是相对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概念。整体而言,"东方"具有自己的特性,如神秘、残暴、堕落、腐败、专制、古旧、邪恶等,"东方世界"的不同民族又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中国形象具有历史性。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天朝上国"到"亡国亡种"的颠覆性自我认同危机。在德昆西眼中,"中国即使在最堕落的东方,也是最低贱的,他们不仅表现出文明的怪诞病态,而且以伪文明的、精细繁复的形式来表现这种病态。"现当代,中国在西学东渐和工业化进程中被动地从"西方体系"中获得现代性自我身份认同,但仍有不少西方"文化精英"认为,中华民族的总体个性是负面的,如"弱者"、"无个性特征的人群"、"缺乏神经"、"残忍"的中国人、"中国佬"等。这种"中国形象"的缺席,一方面引起西方神秘主义的窥视,另一方面加重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固有成见。
　　正如前文所述,在显性层面上,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偏颇是由意识形态偏见所致,非单纯指令或强权系统所致。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是文化系统的直接表征,文化沙龙主义导致的偏见才是西方媒体涉华报道违背新闻伦理的根源所在。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恒久稳定的固态形象,即处于"停滞"的"专制"他者。
　　西方媒体中的封闭、野蛮、堕落的中国劣性与西方提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完全相反。然而,面对中国实力的兴起,西方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一种矛盾的心态,客观上意识到崛起中的新贵(中国威胁论),主观上尚未摆脱基于历史经验的"弱者"东方形象(支那)。
　　这种认识上的两重性表明了深入文化基因的狭隘偏见,体现在话语上便是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现代延续,即强调西方文明的高贵与其极强的"排他性"。
　　这一方面是对其自身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辩护,另一方面害怕"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打破东西方强弱二元生态的平衡。
　　中国媒体报道的应对之策简言之,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文化偏见是导致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失实的根源,意识形态差异加深了这种偏见。
　　作为"技艺"的新闻报道无法摆脱价值预设的藩篱,新闻专业主义仅能在"操作层面"捍卫自己的尊严。专业主义面对这一情境时只能作无效的反抗,因为触及的是新闻伦理的禁地-基于文化偏见的意识形态。在全球传播时代,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形象已由隐性向度日益转化为全方位的"硬实力",国家控制力与竞争性的碰撞直接呈现在媒体的报道策略和力度上。
　　因此,中国的媒体报道亟待从"诉诸外"向"诉诸己"转变,即将西方的偏见报道、不实报道作为常态,做好突发报道的预案系统,不断提升媒体的外向拓展和应急能力。具体说来,媒体提升外向传播的时空能力,应该包含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客观与公正)、拓展向外传播的生态空间、提高透明度、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速度和沟通能力、完善媒介事件的预案体系这五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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