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先生说，他过去接受的有关历史和世界的基本观念是：“现代”（等于西方文化）比“传统”（等于中国文化）好。但是在他“试图用经济学去剖析历史”之后，对此观念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他发现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与他认知中的历史不那么吻合。盛洪先生的结论是：“要么是经济学错了，要么是历史（或西方主流文化编造的历史）错了。”这个结论看上去顺理成章，但其中有些基本的预设恐怕是成问题的。我对经济学全无所知，也许那学科里很讲究对与错这样的价值判断。但历史本身是人类已经发生的往事，是否应该或可以由今人来判断其是非，已经要打一个大问号（古今人不同其实也就像同时段不同地域的人我之别，今人如果可以据今之准则来判定昔人的是与非，则盛先生不欣赏的由西人据其准则来判定其他人的是非，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进而言之，据人类中不占多数的一部分人的（盛先生已指出：“经济学可谓西学的一种”）后起的（今日所谓的经济学，即使被称为“古典”者，也不过是近代才兴起）一个不那么大的门类的学说，是否足以判断整个人类历史的对与错，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在前面的两个“要么”中，盛洪先生说他“宁肯相信后者”，但就此层面看来，实只可能是前者。但如果一定要讲究对错，还可以有超越于经济学和“历史”的第三个选择：盛洪先生自己是“错的。 其实盛先生也没“错”，他只是没有说明他关注和讨论的到底是历史还是历史学，而这两者的差别实已大到不可不说明的程度了。据盛先生括号中的话看，他真正意之所指，大约是历史学。但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严格的历史学恰最不讲究对与错这样的价值判断。合格的史学学人一般将价值的判断留给研究价值的专家，而自己只作史学范围内的学术判断。用西人的话说，史学讲究的是几个W：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处）、what（何事或什么）、why（为何）、以及how（何以或怎样）。盛先生在讨论经济学“怎样（how）”挑战历史时，没有事先界定他挑战的是“什么（what）”历史，这也许对经济学无关紧要，却不甚符合史学的“一般假定”（假如有的话）。换言之，历史学追求的是“客观”（是否能客观又是一事），而不是对错。
在史学领域里，最忌先作判断，然后去读史料找史料以证明之。因为但有先人之见，便易被误导。胡适在1932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1］盛先生在说“西方主流文化‘编造’的历史”时，其实已经作出了判断：“编造”者，有意作伪也。既然作伪，其“错”自不待言。对盛先生这样肯花时间读历史书的经济学人，个人非常赞赏。但赞赏之余，也有点怀疑盛先生读了多少“西方主流文化编造的历史”，因为他文章中举例所及，凡非历史书，似乎多是西人所出，恰恰他提到的两本史学著作，到像是华人的作品（盛先生没有写出作者姓名）。现在西人自己也在大肆讨论“文化霸权”，史学中这一倾向无疑存在，有时还颇严重。但西人在讲究学术戒律方面，至少比我们今天的史学界更严格。个人读到的西方史学著作（在主流文化中而不在主流史学中的普及读物当别论），虽然多少都有些偏见，但大致均为其“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史家陈寅恪语）影响所致，极少见到有意“编造”者。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where）呢？盛先生相信，大多数30、40岁且与他“有着相近的有关历史和世界的知识结构的人，都会持有这种看法。”所以，问题实际上不在历史或一般的史学，而在于某种特定“知识结构”中的特定“历史”。其实，如果盛先生读史的随机性不那么强或范围稍宽，则他根据经济学原理读出的有关历史的几点收获，已为史学论著言及，至少就可以在全不涉及经济学的拙作之中找到。这样自己打广告，即胡适爱说的“戏台里喝彩”，还要请读者原谅。从“学族主义”的立场言，盛先生的“挑战”使史学学人不能不做出反应，既反应则不能不举例，在讲究“文责自负”的今天，虽然许多内容是别人的论著讲得更好，通常还是说自己的比较稳当。 例如，中西“殖民”概念（实质上就是中西文化对异族异国的基本方略）的不同；中国人本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潮冲击后始改变观念；以及在尚让不争层面，按西方标准，近代中国人比西方更现代化等观点，都是盛先生用经济学手法“剖析”出的“新”见解。实际上，这些问题中国史学界在20、30年代就讨论过，也提出过与盛先生见解相似的观念（但与盛先生一样不很系统）。个人从1993年以来，也在有关文章书籍中多次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经济学人盛先生读史到全无遗漏的程度，因此我很愿意在这里简要地重复一些我曾论证过的基本观点，希望能够说明：盛先生用经济学理论“发现”的“历史”，先已在不涉及经济学方法的史学研究中存在；如果要讲究对与错且假设盛先生的观点是“对”的，史学也就不可能是“错”的。我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是这样的：
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有自我文化优越感，两千多年中国人讲究的夷夏之辨，正是建立在文野之分的基础上。但中国传统行为准则的一个要点即《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要别人先表示了“向学”的愿望且肯拜师，然后才鼓励教诲之。主动向人输出知识，即是“好为人师”，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提倡的。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中外关系。中国儒生对非华夏文化的“夷狄”，主要是采取“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若“夷狄”本身无“变夏”的愿望，中国懦生一般并不觉得有努力使其“变夏”的责任感，更不用说使命感了。反之，处于中西文化之争前沿的西方传教士的最终目的是在精神上征服全世界，故对于异教徒始终有传播福音以使其皈依基督教的强烈使命感。多数传教士的确宁愿采取说服的方式，但当中国人不接受说服时，他们中许多人也支持强制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对中国是采取了一种“凡可能说服时皆说服，不得已则强制”的方略（这当然只是一种日后的理想型诠释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事先就预定有这样清楚的谋略）。因此，是否主动（并且不惜使用强制手段）输出自己的“优越”文化，是中西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
一般而言，传教士虽然以征服为目的，其出发点通常是善意的。大多数传教士的确相信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中国有好处。当其采用和平的说服方式时，这种善意就容易体现出来，也就可能缓解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抵触。正如胡适在1926年对英国人所说：“中国人不能在胁迫下接受一个与其信念相左的新文明。必须有一个说服的过程。”［2］胡适自己是提倡或赞同某种程度的西化的，但他却不能接受压服。反过来看，和平的说服有时确能造成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输入的主动配合（尽管双方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3］之所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成功，正是因为传教士不完全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而且其成功和程度基本上与其疏离于炮舰和条约的程度成正比。
而传教士之所以能不顾基督教反暴力的基本准则而在中国让同于炮舰政策，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其最终目的是精神征服，二是其西方文化优越观的支持，三是其对欧洲中世纪尚武精神的无意识传承。由于目的是征服，迈出从说服不成到直接支持用武这一步并不太难。而以反暴力为宗旨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公开支持使用武力而不觉于心不安，其心理依据即在他们坚持欧洲文化优越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对“劣等”民族实施不同的准则而不觉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正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4］这就是章太炎指出的：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5］来华外国人中最和平的一部分的传教士的尚武言行，既支持了中国人视西方为“夷狄”的认知（传统中国观念认为“夷狄”性如犬羊，其一个特征就是好争斗），也透露出传教士无意识中传承了西方中世纪的尚武心态。［6］在尚文轻武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士人的心态恐怕比一些传教士更接近近代西方，以西方的标准看，也就是比传教士更加现代化。这一点尊西的胡适、周作人都曾言及。
具有诡论意义的是，到19世纪晚期，传教士在接触了更多尚文轻武的中国文化后，已逐渐走出中世纪余荫而变得更现代化，也就是更趋于采取和平手段；而此时受西潮影响的中国士人恰经历了相反的转变，在吸收了较多的西方意识、包括前近代的尚武意识后，他们越来越返向前近代的征战精神，逐渐得出中西文化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的观念（这是进步还是退步端视以什么为标准）。这样一种重力尚争的倾向已为严复版进化论的风行准备了语境，到严复译述《天演论》并化约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简单公式时，许多中国士人很快被说服就不足为奇了。甲午兵战失败，士人纷纷寻因。《天演论》一出，简明而系统化，人皆以为言其所欲言。
一旦胜者是因为其文化优越这样一种观念在士人心中树立起来，失败者的传统自然象粉一般碎了。既然中国屡被战败，由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国人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历史上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关羽和岳飞以及一个半人半神的诸葛亮都不算是成功者。如今则承认败即是劣，可知其价值观念已完全转到西方一边了。此时“西方”即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一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从民初到今天，都有人将西潮冲击的产物误读作中国的传统。 上面简述的拙见都已在不同的文章书籍中发表，这样看来，盛洪先生依据经济学原理读出的历史新见，其实是史学界既存的观点。故他所说的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曾挑战历史学，他不过是读“错”了历史书。但这个责任当然在写书的史学学人而非盛先生。历史学人有意无意间写出数量不少的导人得出对史学认识“错误”的论著是无庸讳言的。盛先生读“错”了历史书这个现象的确提示着史学的悲哀。这样一种史学内部的自我毁损，对史学的负面影响远超过“向钱看”的商业大潮和其他方面的什么干扰对学术的冲击。如果从一种“学族主义”的立场看，它们至少影响了整个历史学在经济学面前的失格。由于责任显然在写历史书的学人，在这一点上，经济学者盛洪先生的确“挑战”了每个史学学人。
这就涉及到最近讨论得热烈的学术规范的问题了。今日史学界最重要的任务，恐怕就是再次强调史学的学术戒律。例如，近年史学界转引史料而不注明已有成风的趋势，以至于《近代史研究》最近不得不专门刊出一“敬告作者”说：“近来发现有的来稿引用史料错漏不少，数十字的引文，错漏竟达七八处之多。有的甚至连注释也每每有误，依其所注往往查不到相应的引文。”这样的“史料”，可以断定必为转引，且很可能是第三四手的转引。要纠正这个趋势，很大程度上仍靠学术界与学者敬业的态度。《近代史研究》的告示就是一个敬业的象征。广而言之，整个学术界的同行心目中需要有一个虽不一定可明言，但大致能会意的共同学术标准（能够量化的所谓学术规范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批评，虽然是必须，还只是低一级的要求）。作为学人自己，则当如孔子所说，应“修辞立其诚”，同时要增强自律（self-censorship）之心。盖知自律而后敬业，敬业而后自尊，而后少“偏见”，然后可在讲求学术戒律的基础上把握立说尺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取决于治史者的学养，但仍可以而且必须落实在实证之上。
今日史学界另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空论和新见奇论日增，假设的大胆远超过求证的小心，远未达到孔子所说的“言有物”的标准。有些口吐真言式的空论新论多少也受西人影响。西人近年好说治史不可能“客观”，任何史家必受其所在时空及心态、学养等多方面的影响。此说自有所本，尼采关于意识即不可逃避的特定文化和语言所造成的个人不言部分的表现这一经典解释，就直接支持了至今流行的“知识都是有偏见的”这一观念。这个问题太深远，非这里说很清楚的。但即使确实如此，也提倡不得。我们今日治史，千万不能迷信西人这一理论。倒不如提倡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余英时先生说：“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7］这是见道之言。取法乎上，尚可期能得其中；有追求客观此一念存，学人有意无意间即有所自律，即使有时兴之所致，无意中不免附会穿凿，还不致太离谱。从方动一面看，治学也如作人，总要存高远一些的目标，努力向之趋近，庶几不致为小见所误导。这大概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意吧。从被动一面看，胡适曾教人以做官之法治学，以谨慎不出错为宗旨，就是一种着眼于学术戒律的防卫性自律心态。关键在于，若不悬追求客观这一不可及的目标，不讲学术戒律者就真是如入无人之境了。要做到“言有物”并接近客观，同样必须落实在实证之上。
这些问题或者更凸显了许多人早已在哀叹的“史学危机”。不过近年史学界也略有兴旺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其他学科的学人对史学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思想史的研究，早已是哲学出身的学人在唱主角，近年又有相当部分素质颇高的中文出身的学人参与，提出不少新见。经济学人盛洪先生对史学的新兴趣，又是一个鼓舞人的迹象。的确，史学到今日的局面，已不可能不走跨学科的路径。不过，除了集体协作外，实施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受过系统的多学科训练，否则要跨过去实难。比如以心理分析的方法治思想史，不仅有帮助，简直可以说是必须；这在西方曾热过一段时期，惟成功之例至今不多，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两方面系统训练的人太少。没有多学科的训练而贸然尝试跨学科的研究，用句不太雅训的话说，或难出始乱终弃的结局。
我在本文中杜撰了“学族主义”这个词并两用之，实是受盛先生因为“不能长期默许减弱经济学解释力的修正”就顺口判定历史或史学“错误”这样一种敬本业的立场影响所致。严格按学理说，要讲对错，如果史学没有“错”，盛先生其实也就挑战了他专长的经济学。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实早已与盛洪先生产生了共鸣。英国史家汤普森（E.P. Thompson）大约在20年前曾指出：工业化社会的观念未必适用于理解更早的社会。比如“经济”这个范畴，对18世纪的英国，就不具有今人认知中那么大的诠释力量；因为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人的“希望和动机是不能用与该时代不相属的经济概念来解释的”。［8］可知西人早就在“试图用经济学去剖析历史”了。汤普森是史学家，所以他未敢上升到从根本去怀疑经济学的是否“错”，但他知道最好改用对历史更有诠释力的范畴。合汤普森与盛洪先生之所见，经济学诠释力最强的方面，恐怕还是在经济范围之内。但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的挑战，无疑会促使历史学界多层面的反思。作为史学学人，我衷心感谢盛先生。
注释：
[1] 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2]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90年版，1926年10月8日（原无页）。
[3] 新文化人周作人早就说过：“虽然文化侵略未必尽真，总之此种文化带有国族的影子，乃是事实。”周作人：《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15页。
[4] A.E.campbell,"The Paradox of Imperialism: The American Case,"in Wolfgang J.Mommsen and Jurgen Osterhammel,eds.,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1986),pp.33-40,特别见pp.35-6.
[5] 章太炎，《五无论》，《民报》，16号，第7页。
[6] 关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西方尚武心态是在中世纪价值观念影响之下，参见J.A. Schumpeter,Imperialism(Oxford,1919); Arno Mayer,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New York,1981).
[7] 余英时：《钱 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12页。
[8] 转引自沈汉：《爱德华·汤普逊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6期，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