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为建立海外日本研究数据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调查研究。2005年，韩国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受其委托，对韩国的日本研究状况进行了调查。该调研涵盖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为全面了解韩国的日本研究创造了契机。根据调研结果，2007年，韩国世宗研究所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共同出版了《韩国的日本学现状及课题》（陈昌珠编著）一书，内容包括日本政治外交、日本史、经济与管理、语言与文化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学界是如何克服殖民史观、感情因素，推动日本研究走向客观、深入的。

　　政治外交：缺乏基础性实证研究

　　韩国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昌珠认为，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研究萌芽期（1945—1970年），由于韩国刚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研究日本政治较为敏感，从事研究的学者仅有5人；第二阶段为基础形成期（1971—1985年），1965年韩日建交后，研究学者逐渐增加到23人；第三阶段为探索期（1986年至今），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快速增加，截至2005年达到54人。1978年成立的“现代日本研究会”，主宰和引领着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潮流。

　　在对外关系研究上，第一、二阶段研究主要围绕韩日关系及防卫政策，缺乏对日外交的基础性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侧重于美日关系及日本国内政治。其中有关对二战前韩日关系的研究，重点放在韩国的殖民地化过程上，而战后研究则侧重于“韩日协定”等政治问题、双方的外交态度以及在日韩国人问题等。由于受日本战后处理的不彻底和日本殖民统治遗留的“对日警惕性”等因素影响，韩国学者在对日政治外交研究上基本持批判态度，而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难以逾越民族主义的樊篱，从而导致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客观性。在日本防卫政策研究方面，美日安保同盟、防卫费及防卫力量等成为研究重点。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的年龄因素与研究结论之间呈现某种关联性。譬如50岁以上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日本的防卫政策主要依托美日同盟，正在走向军事大国化，并以共同霸权为前提增强军事力量；但较年轻的学者对军事大国化的必然性持审慎态度。这说明年长的学者易于将韩日历史与日本的防卫联系起来考虑，而年轻学者则强调客观分析，更为关注日本的国内政治因素。韩国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缺乏基础性的实证研究，而过分注重政策性研究。因此，今后加强对日本政治家、政治制度及新保守主义思潮等的探讨和分析，应为韩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历史：战争遗留问题致使研究困难重重

　　淑明女子大学金善敏教授认为，韩国的日本史研究深受两国关系及政治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韩日合并等历史事件。这种痛苦的经历和记忆使韩国在对日认识上充满感情色彩，很难把日本历史和文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战后初期，由于从事对日研究很容易被看成亲日派，直至1965年韩日建交前，该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不毛之地。当时韩国史学界的主要使命是摆脱和克服殖民史观，力争确立韩国历史的主体性。1965年韩日建交后，韩国日本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批判韩日会谈、揭发韩日合并的真相等方面。但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日本史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外交史和日本近代化论，出现了介绍和批判日本和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当时韩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及“祖国近代化政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但是，当时的研究尚缺乏翔实的原始资料和缜密的考证分析，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纯粹的史学研究。因此，可以说，韩国日本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系统地研究日本史。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后，韩国社会对日本历史的关注度空前增强，学者们认识到有必要客观地介绍和研究日本。此时，从美国和日本留学回国人员在各大学纷纷开设日本史科目，并撰写和出版有关历史认识和方法论方面的书籍，为适时应对历史教科书及慰安妇等敏感问题奠定了学理基础。1994年，“日本史学会”成立，日本史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其中，《日本历史研究》一直主导着韩国的日本史研究，涌现出很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比如，1980—2000年的论文成果占整个战后论文成果总数的80%。尽管如此，韩日两国的特殊历史关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约束了学者的研究向度和价值取向。

　　经济管理研究：成果丰硕 但缺乏本土特色

　　1965年韩日建交后，经过4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韩国学界在有关日本经济及管理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高丽大学赵成元教授对140名从事日本经济和管理的研究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40名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中只有3名女性，可见在经济和管理领域，男性居主导地位的倾向十分明显。这与女性学者比例在日本文学领域超过50%、语言学领域达到30%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韩国专门研究日本经济和管理的学会主要有“韩日经商学会”和“日本政经社会学会”。其中，“韩日经商学会”成立于1983年，会员有300多人，是日本经济研究领域最大的学会。最初成员主要由具有留日经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但后来很多对日本经济管理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也加入进来。学会刊物为《韩日经商论集》。自1985年开始，“韩日经商学会”与“日本东亚经济管理学会”每年共同举办“韩日经济管理国际会议”，其公布和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政经社会学会”成立于2002年，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该学会的特点是除了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外，政治、社会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可参加。该学会尚未发行刊物，但可以在《日本学报》上发表论文。

　　从研究内容上看，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韩国国内对日本经济成功经验的关心，研究人员开始把日本作为成功案例进行解读分析，涌现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预算决策过程）、产业政策（政—官—财关系）、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变化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经历长期萧条，对日评价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韩国学界的重点转变为对日本的长期停滞论、日本型管理体系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更多地围绕如何吸取日本教训展开。韩国学者在研究日本经济和管理过程中，主要参考和借鉴日本和美国学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缺乏鲜明的韩国特色。

　　语言文化领域：研究范围小 注重实用性

　　1973年成立的“韩国日本学会”是日本语言文化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学会，学会刊物为《日本学报》。日本文化研究起步最早，主要关注日本的集团主义、近代化与文化的关系等。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因素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以日本文化特点来解释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尚存在局限性。韩国学界的日本文化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方面以大学的日语及日文系为主，研究范围狭隘；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反日情绪间接地影响了研究的深入，缺乏客观性。在日本语言研究上，由于韩国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语研究具有特殊性，开设日语专业旨在培养能够灵活运用日语的人才，因此主要倾向于教学，不够重视基础研究。另外，基于日语起源视角的日韩语言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居多。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设立了文部省国费奖学金，以该奖学金为契机，大批留日回国的学生充实了研究队伍。韩国的日语研究主要以语法研究为主，发表的论文40%与语法有关。

　　未来研究前景：普及知识 扩大交流

　　韩国学界的日本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研究人员有关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尚未扩展到普通大众和媒体层面，很多国民的对日认识仍然停留在殖民地时期的水平。随着人们对日本关注度的降低，今后的韩国日本研究有可能呈现停滞状态。其次，韩国从事日本研究的机构中，49%的机构尚未开展与日本的学术联系和交流。此外，韩国学者以学会为阵地而形成的门户派别之见很大，不利于本国学术交流，因此需要大学之间、研究所与大学之间、研究所之间构筑全方位的学术交流体系，共享研究设施、图书资料和专业信息，并增加教育及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往来，从而进一步推动韩国学界的日本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