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并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态安全。通过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分析，指出包括贵州黔东南地区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应当依托自身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走具有地方少数民族特色的内源式经济发展道路，有效实现人、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词：科学技术；内源式发展；生态旅游业；民族文化旅游业
科技进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据S.Kuznets测算，在1889—1929年间，科学技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比例只有33.3%；但到1929—1967年间，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增加到78%。在当代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科技进步的社会后果分析
（一）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原始的主要依靠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低水平重复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技术不但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多元化利用；更进一步，科学技术促进了现代工业的产生，而现代化生产技术又催生了优质高效、低耗能的机械化、电气化等各种集约型经营模式，从而实现人类追求经济原则的目的。二是科学技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促使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有效地抵消了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总体而言，科学技术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20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度发展趋势，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我们在庆幸科学技术为社会带来充裕物质财富的同时，绝不能漠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之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的普遍应用，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恩格斯曾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在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去取消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的能力越来越强，因而对环境的破环也就越来越大。从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看，既有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又有垃圾污染，化学污染、核废料污染。如今震惊世界的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环、酸雨增多、厄尔尼诺现象、拉尼拉现象等的出现，就是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表征。由于人类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不够，他们利用科技手段无止境地向自然界摄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使诸多自然资源濒临灭绝。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危害是极其巨大的。
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科技水平低下、教育滞后，这种既定的社会环境制约了该地区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和民族文化旅游业，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内源式经济发展之路。
（一）内源式发展模式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决议中首次将经济发展目光转向“内源式”发展。在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中，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1990年12月联合国宣布了《第四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即“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标志着以内源式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从本质上讲，内源式发展模式要求发展应当从内部产生，以服务人为目的，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自然、社会、人类三者的和谐共存。走经济内源式发展道路，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由“输血”型向“造血”型、由“救济”型向“生产”型、由“潜在”型向“开发”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切实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自我发展。
（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实践路径
1.发展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UCN）特别顾问希贝洛斯·拉斯额瑞（Ceballas-
Lascurain）于1983年首次提出的，其要点主要有：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天然景物；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不应受到损害。生态旅游概念提出来之后，世界许多研究者和组织纷纷对之做出界定。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生态旅游的基本内涵大致界定为：生态旅游必须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满足人类
回归大自然的愿望为前提，它既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又能为当地创造足够经济效益的旅游活动。黔东南具有诸多原生态环境，是都市人民反扑自然的理想之地，具有巨大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跨东经107°17′～109°35′、北纬25°319′～27°31′之间，东靠湖南省怀化市，南邻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西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抵贵州省遵义市、铜仁地区，东西宽220公里，南北长24公里，总面积30 337.1平方公里。黔东南以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53.68%以上，在其崇山峻岭中流淌着大小2 900多条河流。全州除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还有月亮山、弄相山、上塘、龙头岩、无噶冲、佛顶山等原始性较强且生态系统发育较好的郁郁原始森林，原始森林总面积达165 550公顷，树林中生长着各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被译为祖国南方的“绿色宝库”，“动物王国”和“地球统一维度唯一的绿洲”。这里还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舞阳河、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黎平天生桥，有苗族母亲河——清水江、侗族母亲河——都柳江，有五万亩台地草场——青山界等，这些资源其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和旅游功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移植性。黔东南州神奇的山水、奇石异洞、飞瀑流泉、生物资源等原始性自然生态系统所凝固的景观，除了其感官上的赏心悦目外，更以它丰富的美学、科学及文化内涵吸引着千千万万游客，是“后工业时代”喧嚣都市人“洗肺”的好去处。因此，只要我们科学整合现有旅游资源，合理规划旅游景区建设，开发具有高原特色的各种生态旅游项目，走生态旅游产业化道路，推动黔东南绿色经济的发展。 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业发展的现实基础，素有中国“苗疆”之美称的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底蕴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原生态民族文化构成了该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基本条件。黔东南境内居住着苗、侗、布衣、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等十余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340多万，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19%，侗族人口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45.8%，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的聚居区和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由于历史及地域原因，黔东南州长期以来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原始民族人文生态系统保存比较完整，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以苗族和侗族丰富多彩和原生民族文化令人自豪和骄傲。这里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寨——雷山西江，全国最大的侗寨——黎平肇兴，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情人节——台江姊妹节，有世界上独木龙舟的发祥地——台江施洞，有粗犷奔放的苗族祭祀舞蹈——反排木鼓舞，有“行云流水”的苗族飞歌，有“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有由杉木演变而来的、凝固了时间和空间的侗族古老的建筑——侗族钟鼓楼；有记载着历史散文精美、而又被诗圣杜甫盛赞为“五溪衣裳共云山”的苗族服饰，有代表苗族族徽和图腾的苗族银饰，有流淌着千百年的“以歌养心、以舞养身、以酒养神”的苗侗民众民间生活。在历史文化方面，黔东南州境内有世界寒武纪生命大瀑布三大遗址之一的台江八郎古生物化石群；有至今仍然无法确定建筑年代和族属的岑巩“木中召”古遗址；有史称“先有思州后有贵州”的古思州治地岑巩；有被人戏称为“太极图上的水城”、拥有227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古城；有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生活过、诗仙李白提到过的“味道龙标过五溪”的古“龙标尉”治地、被誉为“古人最理想的家园”的锦屏隆里古城堡及其汉文化生态博物馆；有被誉为“天书”、至今无人破译的雷公坪石碑；还有红军长征时的黎平会议会址、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等等。这些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对国内外游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完全能够满足“后工业时代”人们在文化上追求多样性与变异性的消费心理需求，这是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民族文化优势所在。
综上所述，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为了有效避免工业化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中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因势利导，依托自身特殊资源优势，科学、合理地开发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业，在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共荣共生与和谐共处，实现内源式经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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