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退出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歧途
一、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理论认识问题
十五大提出的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是，以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改革思想为指导，以抓好国有大中型国有企业为重点，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国有经济战略改组为总体目标，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
国有经济在产业布局方面的主要症结是，它在企业、行业之间的分布过于分散，战线过长，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由此造成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不足，利息支出负担大，企业亏损严重。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改组和布局调整，就是要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原则。国有经济要收缩规模，优化结构，国有企业应从竞争力差的一般性加工工业退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1］
近年来，在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问题上，一些经济界学者，甚至是一些理论权威人士，却违背这一基本原则，生搬硬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模式，主张我国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行业全面退出。目前，这一错误理论，不但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宣扬，大行其道，似乎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观点；甚而对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实际决策，也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误导。比如：最近作者看到一篇某省关于结构调整的研究报告，这项报告在论及国有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时，将竞争行业分为两类，并主张该省“对总体上属于竞争性行业并具有一定优势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煤炭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18个行业的企业，国有资本要分阶段有序退出。”对无明显竞争优势的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等17个行业，国有资本要全部大部分有序退出。”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以上报告中提到的处于竞争性行业并具有一定优势的18个行业，即属于基础性、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这些产业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明确指出是属于“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是属于国有企业“进而有为”的产业范围。而该项研究报告违背这一原则，将这些产业列为国有经济应当退出的领域。由此可见，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问题上产生的理论认识上的混乱，以及对经济决策的消极误导作用，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为了保障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必须首先解决国有经济的合理布局问题。明确国有企业的产业覆盖范围，保持国有经济的适度规模，这是一个涉及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大理论与决策问题。当前必须通过充分认真的讨论，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统一人们的认识，使这一问题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
二、全面退出论在理论上难以成立
在中国历史上，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斗争口号，到近代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的革命思想，尤其是我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半个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千上万的烈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共同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革命导师列宁同志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这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2］
在我国，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过深刻的思考，用五个基本特点，高度抽象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这五个基本点中，有三点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直接联系的， 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实现前提。如果国有企业全部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岂非完全一致，还有什么区别？人民民主专政也必将失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我国公有制度的解体与社会主义名存实亡。这岂非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走了一段历史的弯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一样，只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段插曲”？中国历史岂非要推倒重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是否也要推倒重写？如果按照全面退出论的主张构建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将会出现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显然，全面退出论在理论上是错误悖理的，是难以成立的。
从当前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潮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以及与此联系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问题，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探求解决的中心议题。
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以科尔内为代表的东欧新自由主义者明确宣布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全面大规模地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受到了以罗默、巴德汉·弗勒伯伊、威斯考普弗等为代表的自称是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西方学者的反驳，他们在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争论中发展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理论模式。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了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潮流。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为市场社会主义作了辩护。他们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存在或实现的，社会主义代表了一个更为理想更为美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值得去追求并可能实现的理想，而最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他们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的实践为市场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他们不仅总结了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而且总结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西方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尽管在经济发展和效率方面优点很显著，但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平等、异化、失业等弊病，市场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自由市场加以限制引导，国家计划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在社会投资领域，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同时达到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在于他们提出的通过票证化与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实现模式，在实践中是难以施行的，带有一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但尽管如此，他们主张兼顾公平与效率，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问题，并反对私有化和保障公有制一定地位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国际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潮流，可以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解决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一种理论参考。
不容置疑，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的，决不是要削弱和取消公有制，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非是简单地体现在相对比重的数量关系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控制能力上。国有资本通过吸纳各种渠道的社会资金，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从而大大增强国有资本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国有企业在产业布局上，应收缩战线，压缩规模，但收缩到什么程度，压缩到什么范围，这里有一个合适的“度”的问题。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这个“度”就是要保持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的先导性高科技产业、基础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中，通过控股式管理，发挥国有经济的骨干主导作用。这可以说是保持国有经济适当规模的政策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一底线，将会导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歧途，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将会变质变味。
三、全面退出论在实践中难以施行，有弊无利
全面退出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在实践中也是难以施行的。将国有工业大规模地全部从竞争性行业撤出，一方面会造成我国工业体系的产业空档，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并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与思想意识，造成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其消极负面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不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形势要求
我国当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部署。同时，也为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从西部地区陕西工业的产品构成来看，生产基建物资和电气、机械专用设备的重工业企业，在全省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西部大开发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对于这些重工业产品的需求量最大，国有企业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了主力军和顶梁柱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让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采取退却放弃的策略，必然会给西部大开发带来不利影响。
2.难以适应我国入世的新形势，不利于发展民族工业
近些年来，我国加快了民营企山的发展，但由于起步晚，时间短，民营企业无论在资金、技术、规模上，大多不及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虽然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事物，并以其较为清晰的产权关系和灵活的经营机制为优势，有可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因其规模小，技术水平落后，其产品质量的优良和稳定程度，往往不如国有企业。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制度化、规范化程度低。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中有39.2％的企业没有组织章程，33.7％的企业没有人事、劳动任用和管理章程，43.3％的企业没有工资、福利章程，29.0％企业没有岗位管理条例。［4］显然，要以这样发展幼稚的民营、 私营企业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竞争抗衡，无异于是以卵碰石，勉为其难。
目前，在我国真正代表国际经济技术水平和实力，在各行各业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国有控股公司和企业集团，通过重组联合，积聚了大量资金、生产能力和先进技术，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是堪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惟一企业组织形式。这些国有企业非但不应从竞争领域退出，相反地应该扩大规模、增强实力，成为与外国跨国公司竞争抗衡，发展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
3.全面退出论会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国有资产如果全部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这将要涉及到三万多个国有企业和数万亿国有资产出售转让问题。如果按照“国退民进”的主张，将这些资产全部转售给民营、私营企业，必将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实力还普遍偏弱，根本没有这样巨大的购买能力。目前在企业破产中，大量国有资产拍卖的成交价，普遍低于评估底价。例如我们调查的陕西渭南建筑机械厂，资产评估价为1200万元，最后拍卖成交价只有380万元，资产变现率仅为31.7％。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本来是一家经济情况良好的企业，却硬要出售转让，但一时又找不到下家，致使企业的优良资产很快变为不良资产，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人为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再加之目前社会上贪污腐化风气难以杜绝，产权交易管理工作不够规范，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转让中出现权钱交易、私下勾结、低价折股、损公肥私的行为，人为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我们并不反对国有企业适当压缩规模，进行有偿转让，但必须严格把握，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过多过滥地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只会给国有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
4.全面退出论会诱发企业短期行为，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受这种全面退出论的影响，目前企业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动荡不安，人心慌慌的情绪。职工们不能不考虑企业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感到在国有企业干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奔头。因为企业迟早总要退出，转让卖给民营企业。“复巢之下无完卵”，企业都要卖了，职工的饭碗也保不住。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企业的一些科研技术骨干纷纷调离，国企技术人才大量流失。就是一些厂长经理们，对企业也是只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发展考虑，不图进取创新，无形中助长了企业种种短期行为的发生，影响了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国有企业的稳定，是实现全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这不仅表现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改革搞好了，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稳定了，可以稳定整个社会一个大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拥有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这支队伍稳定了，整个社会稳定就有了基础。
近几年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突发事件增多，可以说与国有企业大规模转制改组，工人大量下岗不无关系。《2001年中国经济与社会预测》蓝皮书显示，“下岗”问题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较好的国有大企业职工，承受了最重的社会转型压力。这些以往享受着高福利，端着铁饭碗的国企职工，现在因为国家产业布局调整，或因谋生技能不适应，成为市场经济被淘汰的一群，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生活困顿使之难免产生怨忿情绪。此时，若再遭到某种社会不公，这种怨忿很容易通过极端的方式宣泄出来。国家当前将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一方面要继续切实做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另一方面要坚决反对无原则地大规模改制出售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防止出现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企业效益与所有制并无必然联系，深化改革是国有企业的唯一正确出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有企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空前大危机前后，西方世界的私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破产倒闭甚多。与此相反，苏联的国有企业以惊人的高速发展。40年代，苏联的国有企业成为战胜法西斯的坚强后盾。5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二战以后，西方根据凯恩斯理论和中苏国有企业旺盛势头，也创立了不少国有企业，并在50年代显示了优越性。但是，从60年代开始，不论东方的国有企业，还是西方的国有企业，都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改革，其管理体制逐渐僵化，既难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又不适应市场的要求，最终使企业失去了活力。对于这个问题，苏联、东欧国家在60年代后期虽然觉察到了，但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以改革。西方世界8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的率领下，纷纷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掀起了不小的私有化浪潮。在我国，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将国有企业改革置于改革的中心环节以后，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初步显出了成效，出现了不少效益较好的企业。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深层次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所以“国有企业效率差”这个跨世纪的国际难题，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攻克的最后堡垒。
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规律，即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国家处于战争条件下，当市场格局处于卖方市场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发展经营状况，普遍很好；但在经济充分发展的买方市场条件下，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着部分社会职能，从而致使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要低于非国有企业竞争力，企业经营往往出现困境。要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就必须打破国有企业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冲破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马克思在150年前就曾经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靠的就是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
可以说，企业效率与所有制并无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并非注定就是低效率。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不在于私有化，国内外大量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原有国有制的英国电信公司，在实行了私有化刚开始的几年，凭其垄断地位将架设新线路的价格提高了2－3倍，服务也不及时。后来，政府支持组建了莫克瑞等一批通讯公司之后，打破了英国电信公司的垄断地位，迫使它提高了服务质量，并降低了服务价格。［4］
我国的广东省，最近几年国有企业的经营销售情况一直好于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说明搞好国企的关键还在于改革与管理。
再如，我们考察的西北国棉一厂的改革事实，也为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西北国棉一厂属大型企业，最近几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纺织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由于宏观调控的失误，纺织工业加工能力严重过剩，供大于求的矛盾终于爆发，造成产品价格严重偏低；其次是原材料价格成倍增长，产品成本大幅度增加；第三是由于银行体制的改变和职能的转化，使企业的资金周转捉襟见肘；第四是企业非生产人员超编，企业人浮于事现象较严重；第五是东南亚经济危机，使企业产品外销遇到极大困难；第六是企业的历史债务沉重，达2亿元。可以这样说，凡是国有企业这几年出现的困难，都在国棉一厂存在。所有这些增本减收因素的聚合，使企业的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而对这些不利因素，一厂人不怨天尤人，不等不靠，苦练内功，励精图治，通过“三改—加强”，使企业走出困境，企业连续三年盈利，且大幅度增加。我们深信，国棉一厂能够做到的事情，其他的国有企业也一定能够做到。［5］
经过三年改革脱困的努力，目前国有企业的营运效益有了很大好转，但效益好的基础还很不牢固。因为这两年效益好转的大中型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债转股和银行挂帐停息的政策优惠，真正通过改革和加强管理获得企业发展的还为数不多，当前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还是改革不到位。
变换企业所有制，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决非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有效方式。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在宏观方面，入世后要重点解决好政企分开问题；中观上解决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微观方面，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要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产权制衡体制、技术创新体制、企业投融资体制、资本经营体制、风险约束体制，再造和激活企业的经营机制。把国有企业办成真正的“企业”，国有企业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再现辉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新华月报，1999，（10）。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私企业主管理随意性大［N］.每周文摘，2002－04－23（2）。
［5］侯ｊùｎ＠①然.试论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J］.河北大学学报，1999，（1）。
［6］梁仲勋.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27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右加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