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的国际背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人。2002年12月，日本财务省黑田东彦、盐川正十郎等官员先后公开指称中国在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并将全球经济的不景气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3年2月，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盐川正十郎又欲通过一项类似“广场协议”的提案，以迫使人民币升值。在同年7月的亚欧财长会议上，由于日本不遗余力地鼓动，欧美、亚洲的一些国家开始附和日本人的“倡导”。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应重新评估的问题上，美国国会是积极的呼应者。从2003年开始，美国国会多次召开有关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问题的听证会，指证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不绝于耳。

    从2004年下半年至今，欧元区经济一直疲弱不振。为了缓解经济增长压力，欧洲也加大了对人民币的施压力度。尽管相对于日本和美国，欧洲的态度始终较为温和，但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将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以转移区内选民的视线。这一轮肇始于日本、呼应自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运动”，以2005年4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旨在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舒梅尔一格拉汉姆”提案为标志，形成了一个高潮。该提案声称，中国政府在6个月内将人民币升值，否则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面临高达27.5%的惩罚性关税。7月21日，随着中国政府关于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其汇率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确定。

    至此，这场历时近3年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得以暂时平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原因分析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就是中国有着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因此，厘清人民币升值的表象及深层原因，是寻求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应对之策的前提。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从1990一20()4年的巧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 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 404亿美元，2以又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已达到1018.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对曾经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现在它却带来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其次，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整的自由度。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规定，我国中央银行是外汇市场上的最终买家。

    所以，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地通过投放人民币或发行票据等方式来吸纳市场上过多的外汇供给，其结果要么是因人民币投放过多而使国内出现通货膨胀压力，要么是限制了央行为适应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而相机调整货币政策的自由度。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体制性问题首先，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出口也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发展经济的策略并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同时，在外需模式导向下，出口创汇规模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员业绩的一把尺子，而扩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刻意追求的政绩工程。

    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屡见不鲜，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其次，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增长主要靠粗放式的投资表2“六五”以来我国消费及投资情况来维持，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扩大内需只是被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利用，因而也加重了对外需的依赖。呈现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两高一低” (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我国投资率很高，但消费率却很低。从表2可以看出，“六五”以来，我国消费总额虽然在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一直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4年，我国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53%，不仅低于目前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全球78%的水平。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供给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通货紧缩随时威胁着经济的稳定发展。

    除了居高不下的储蓄导致我国消费率过低外，归纳起来，更重要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制约了我国消费动力的释放:“三农”问题的恶化、城乡收人水平差距的拉大、就业形势的严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其中，“三农”及城乡差距问题使得占中国绝大比重的人口消费能力低下，不能将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具有现实购买力的需要，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同样抑制了部分具有一定购买力、却对未来抱有不乐观预期人们的现实需要。因此，要启动国内消费，就需要从提高人学者视点ScholatPerspective 们收人水平、解决社会分配不公，以及最终改变人们心理预期等方面着手。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来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再次，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私人储蓄难以有效地转化为私人投资。人们除了因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为了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被迫储蓄外，我国储蓄率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金融机构效率极低，不能按市场机制配置有限的资源。

    众所周知，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间接金融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间接金融又以产权单一的国有银行为主，显然，国有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国有企业，在贷款融资方面，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存在体制性歧视。另外，诸如金融投资品种少、投资渠道单一、金融市场诚信差等也是制约私人储蓄转化为私人投资的重要因素。最后，在外资政策被扭曲的情况下，大量外资蜂拥而至，致使我国资本项目连年顺差，进而造成国际收支失衡。根据“两缺口”理论: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储蓄、外汇等方面的有效供给与其相应的需求之间往往存在缺口，即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而弥补这两大缺口的主要办法就是引进外资。同样，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利用外资的目的也在于此。而2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资金短缺的情形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一定意义上，目前我国已经成了净资本输出国。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453亿美元(包括对外借款与外商直接投资)，但到2005年9月底，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6(X)亿美元，若加上私人所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将高达八九千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官方与非官方所持有的外汇之和已经超过了外来资本的总规模，所以我国已由资本输人国变成资本输出国。为此，我们需要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现在引资更应看重的是外资所带来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然而，现在一些外资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为引资而引资，把引资本身当成了目的，其中又以地方政府为甚，个中缘由无非是将引资规模与其政绩考核不适当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种双重角色只能带来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扭曲的政府行为必然带来扭曲的外资利用模式。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争夺外来资本，不惜通过税收优惠、土地无偿使用等手段开展恶性竞争。

    虽然外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带来当地经济的增长和就业人数的一时增加，但它却是以不惜侵蚀税基、甚至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换来的，致使长期社会边际成本可能远远超过社会边际收益，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最终坐失社会经济改革的良机。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部分原因其实是由内部体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引起的，国际收支的长期双顺差状态是与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同样，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或某种程度的低估也与我国当前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存在极高的关联度。我们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以求从根本上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财政税收对策及建议目前，我们解决国内经济运行中带有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然而，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发展的空间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在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冲销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仍是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因此，在货币政策受到有关因素制约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是更为合适的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手段。从引发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内在矛盾看，当然有些问题仅靠财政措施也是解决不了的，如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不科学等。所以，笔者只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路径等方面，考察财政与税收政策在消除国际收支过度失衡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上的可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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