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特点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同时，影响投资增长的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变化特点

　　经过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努力，199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名义值，以下无特别说明均同）从1993年的61.8％降至14.8％，1997年在惯性作用下进一步滑至8.8％。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新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加大了国债投资力度，投资有所回升；1999年由于国债发行时机没有把握好等原因，造成了投资一度滑坡，增速降到5.1%的低谷；这个问题后来得到了重视，从2000年开始，投资增长率逐年提高，2002年达到了16.1％（见图1）。

图1　　1990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

　　近年来投资增长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社会投资中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国有投资增长对全社会投资“影响力”较大，投资增长机制仍不完善。第二，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十分紧密。投资很大程度上成为宏观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率过高、通货膨胀严重时,减少投资抑制经济过热；在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放缓时，增加投资防止经济过冷（见下表1）。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生特点突出，可持续性和自主增长能力不足。

表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资本形成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以下各表如无特别说明均同。

　　（二）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

　　投资分类变动呈现以下特点：

　　1.从所有制性质上看，个体和其他经济等非国有投资已取代国有投资升至首要地位

　　1997～1998年，启动内需主要是依靠国有投资的增长，其中1998年国有投资增长率分别高于集体、个体和其他投资增长8.5、8.2和5.8个百分点，国有投资增量部分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比1997年上升12个百分点，达到66%。1999年以来，国有和集体投资效益下降，积极性也随之降低。1999年，二者各增长3.8%和3.5%，分别低于个体和其他投资约4个和1.5个百分点；2000年，集体投资有所回升，国有经济投资受上年基数较大的影响仅增长3.5%，低于个体和其他经济投资8.7和25个百分点；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回升到6.7%，与此同时，个体投资和其他投资则逐步适应经济环境，保持了稳固的上升势头，增长率从1997年的6.8%和13%提升至15.3%和28.9%。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比重由1997年的约37%提升到约63%，占据了首要地位；2002年，国有和其他投资增长17％，集体经济投资增速提高到11.8％，个体投资继续保持高达15.7％的增长率。可以判断，我国非国有投资已经具有启动迹象（见图2）。

图2　　分经济类型各项投资增长率（％）

　　2.从管理渠道上看，投资重点从基本建设逐步转向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

　　政府国债投资主要反映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因此政策性投资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是影响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化。根据不同投资的增长情况，可以分析政策性投资和非政策性投资因素作用程度的变化。表2显示，1998年，基本建设投资是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增长率是最高的，达到20.16％，另一方面其在总投资增量中的比重是最大的，为57.7％，这主要是由于扩大内需政策在初始阶段重点放在基本建设投资上，因此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影响度很大。1999年，基本建设投资受上年基数较大因素的制约增长率只有4.52％，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降低到37.2%,但政策性投资力度仍然很大，而更新改造投资受控制加工工业项目政策的影响，同比下降了0.7%。2000年，投资重点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由维持短期经济扩张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向具有中长期性质的更新改造投资上来。当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7.8％，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维持在31.7％。更新改造投资增速升到13.88％，比重达到20.3%，为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其他投资增幅明显提高，2001年二者在投资增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1.66%和16.92%，房地产投资已成为投资增长的主体贡献部分。2002年投资态势有所反复，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比重提高了8.1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前期国债投资项目需注入大量后续资金，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1.1％，比重下降了将近8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21.9％，比上年下降5.4个百分点，比重降低了8个百分点，但这一情况在2003年1、2月份得到扭转，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中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再次提高，分别达到41.8％和37％。这种情况表明，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力度开始下降，非政策因素影响力度正在逐步提高。

表2　　全社会投资（分管理渠道）增长情况和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名义，%)

　　3.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稳定了投资预期，自筹和其他资金起着主要支撑作用

图3　　各项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

图4　　各项资金来源构成比重（％）

　　从增长率和比重看。自1997年起国家预算内资金保持了较快增长，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71％和54％的高速度，到2001年逐步降至20.71%的水平。国家预算内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比重由1997年的2.8%稳步升到2001年的6.7%；国内贷款增速波动较大，波幅处在3%到17%之间，但其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始终维持于20％左右；利用外资从1997年到2000年一直是负增长，2001年才开始扭转这一态势，比上年微增了2.03%。利用外资比重呈逐年下降之势，由1997年的10.6％下降到2001年4.6％；自筹和其他资金除1999年增长较低（4.18％）外，其他年份均比较稳定，处于10％以上，比重始终保持在67％以上，2001年为69.6%（见图3、图4）。

　　从贡献率看。根据各项资金来源名义增长率以及其构成，我们得出其名义贡献值。1996年，受政策收缩影响，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对全部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02个百分点，1997年略微回升到0.32个百分点。1998年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以来，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率大幅上升，1999年达到3.39个百分点，2001年为1.39个百分点；1997年至2001年，国内贷款贡献率由0.86个百分点上升到1.46个百分点，变动情况与预算内资金相类；利用外资贡献率一度从1997年的-0.24个百分点滑到1999年-1.56个百分点的低谷，2001年外资形势好转，贡献率转升为0.09个百分点；自筹和其他资金贡献率2001年为12个百分点，比1997年大幅提升了4.6个百分点（见表3）。

　　投资资金来源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国家预算内资金近年来保持较高增长，有效平衡了因外部环境恶化造成的外资减少的负面冲击，改善了对投资资金的预期，稳定了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的信心。第二，国内贷款的执行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商业银行为适应金融改革要求，必须降低呆坏账比率，而优质的贷款对象较为缺乏，客观上造成银行贷款谨慎，超额准备金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配合政府宏观政策必须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因此，商业银行有保证国家有关投资项目配套贷款的任务。这是银行贷款增幅波动很大的原因。并且，由于前一项约束要“软”于后一项，因此出现了贷款资金在总投资中比重又很稳定的现象。这一方面体现了稳健货币政策的特点和任务之一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直接拉动力较弱。第三，利用外资在经历了几年的低迷之后已经显现出回升势头，所占比重的降低幅度也已经减弱。利用外资是我国投资资金来源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自身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较高的经济效益，但仅从增量角度看，目前外资对全社会投资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是一项不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自筹和其他资金始终比较“理性”，其积极与否主要取决于整体经济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既不会轻易错过好收益的投资项目，也不会空泛地对政府政策“捧场”。自筹和其他资金在环境恶化时期增长率大幅下降，随着外部环境改善，其恢复很快，并且增长十分稳定，在总投资中比重占到将近七成，对扩大内需起着重要贡献作用。

表3　　各项资金来源贡献率(%)

表中各项资金来源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

注：各项资金来源贡献率=各项资金来源名义增长率*各项资金来源比重

　　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的投资需求变动，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市场因素、资金来源因素、投资预期因素和投资环境因素。

　　（一）市场因素

　　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有关刺激消费措施的出台，我国消费结构得到了提升，进而使投资领域得到扩展。其一是房地产业。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开始成为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消费信贷措施等为这一消费热点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二是城市化发展。近几年政府投入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城市化形成了积极的推动。同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也正在逐步对民间投资和外资放开，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其三是受国际“新经济”的拉动，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出现了比较宽阔的投资领域。其四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其五是西部开发战略为投资开拓了新的市场。总体看，经过几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市场逐步表现活跃，新的投资领域日益扩大。

　　（二）资金来源因素

　　政策性因素对资金来源的影响决定着投资效率和自主增长动力。根据上文对投资结构的分析，1998～1999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量持续提高，在总投资增量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分别为14%和45%），基本建设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比重也很大，这一时期政策性因素对投资资金来源的影响度较高。从2000年开始，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已降低到接近1997年的水平（11.32%），在各项资金的增量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2000年为8.4％)。与此同时，自筹和其他投资资金比重迅速上升(由1998年的65％升至2001年的90％），基本建设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下降。

　　总体来看，影响投资增长的政策性因素作用减弱，非政策性因素作用提高，投资自主增长的能力已开始显现。但另一方面，2002年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与前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口径不同）增长情况反映出非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基础仍不稳固，国内贷款、自筹资金的增长速度（分别为24.6％和20.5％）仍低于预算内资金的增幅（26.8％）。可以说，投资演变进程是政策与非政策性因素此消彼长的反映，投资增长已开始转入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的状态，但政策推动特点仍很显著。　　（三）投资预期因素

　　投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期制约，近年来我国投资趋于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预期变化所致。主要表现在：第一，一部分企业经过调整以后具备了新的发展目标，投资愿望增强；第二，就业压力，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或者说是“动力”）增大，不断增强着各方面的投资愿望；第三，1999年以后，受政策刺激，宏观经济形势出现转机，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改善了投资预期，增强了投资愿望。

　　当前国际经济虽总体好转，但仍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自发增长动力仍显不足，社会消费仍然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投资预期仍不可过于乐观。据调查(调查数据来源：“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185号)，2002年企业经营者认为政府投资“合适”的比例为25.4%，比2001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认为民间投资“合适”的下降了3.9个百分点，而认为民间投资不足的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虽然调查中所列各选项对于被调查者有不同理解，但我们从中也能看出企业家预期的大致变动情况。

　　（四）政策环境因素

　　第一，五年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总计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对投资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目前情况看，积极财政政策仍是拉动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信心保证。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态保护、结构调整等方面仍需要较强的财政支持。第二，税收政策方面的若干措施为投资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条件。包括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第三，稳健货币政策采取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发放再贷款、加强出口信贷、加大技改贴息等多种手段，提高货币供应量，满足市场资金需求。第四，有关土地管理制度的政策调整（如对建设用地项目管理、国土资源审批会审、土地出让招标拍卖等有关方面政策的调整等）鼓励了投资的积极性。第五，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工作效率等多方面配套措施，改善了出口型企业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第六，在加入WTO后的市场规则调整过程中，取消部分行业准入限制，改革审批制度，投资主体的产权保护得到加强。

　　利用我们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计量模型，可以给出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有关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模型中投资数据均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影响效果的定量分析。

　　从各个时段看，扩大内需政策每年拉动投资增长提高0.5~6个百分点左右。1998年上半年，我国仍然在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型分析显示，1~6月投资相关政策影响实际投资增长速度下降5.86个百分点，而下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实际投资增长速度提高了5.46个百分点，有力地扭转了投资需求的疲弱态势，支持了经济增长；1999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仍然较高，主要是由于上年发行国债效力仍然发挥着作用，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了0.83个百分点；2000年，由于国际形势不乐观，中央继续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4.04个百分点，为扩大内需、抑制通缩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政策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了2.79个百分点；2002年1~8月提高了6.26个百分点。

　　从各项政策效果来看，财政政策的拉动效果明显高于利率和其它经济政策。1998年～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变价）受利率下调影响平均提高大约3.59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16％；而财政支出平均拉动投资增长提高约5.12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28％；这两大政策因素以外的其它政策影响力度约为0.83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4％；综合考虑扩大内需各项主要政策措施对投资的影响力为7.2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39％。

　　定量分析给我们以更直观的概念，它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的5年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合实施，对国有投资增长起到了有效的而且是主要的作用（见表4）。

表4　　模型对1998～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动态预测结果（不变价，％）

注：各方案假设条件如下，方案1：利率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2：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3：除利率和财政政策以外的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即政策变量为零）；方案4：利率、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且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

　　以上四方面因素虽然也存在一定交叉部分，比如市场变动和投资政策环境变化会反映到企业预期上，但总体看，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愿望增强，成为影响投资变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资金增长中的非政策性因素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支持了投资自主增长能力的提高。

　　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影响，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情况将比较平稳，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在基准假设条件下（现有汇率政策不变、财政政策和其它政策均保持上年连续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约为15.5%。

　　三、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形势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全面开放、加速改革进程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模式由追求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提高。在已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进一步调整市场供求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因此，我国未来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发展面临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因素。有利因素包括：

　　（一）我国经济水平仍处较低阶段，客观上使得投资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第一，生产能力方面。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产生的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在此条件下，新增投资可以增加未来经济增长能力。我国经济目前还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刘国光，2002），前期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表面上看来似乎未来投资发展势头不会十分有力，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目前多数过剩的生产能力主要分布于传统领域中，这些投资领域已经趋于狭窄，投资风险较高，综合效益较低，这部分过剩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的确有待淘汰和转型。但另一方面，在高技术信息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方面，生产能力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这些领域投资积极性正在得到进一步增强。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密度(按人口或按面积平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远(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4月)，在“十五”期间甚至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大力发展，如电力、能源、公路、铁路等。1997年，中国人均消耗石油当量907千克，人均消耗电力714千瓦时，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692千克和2053千瓦时。200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铁路54.3公里，公路1108公里，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14公里和4750公里。截至2002年11月，我国高速公路只有2万公里，每百万人只拥有15.7公里。因此，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潜在的投资需求仍然巨大。

　　第三，城市化发展方面。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3％左右，而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6％。城市化发展一方面提供大量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伴随的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将进一步鼓励消费和投资增长以及结构的提升，进而为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创造机遇。这些方面也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

　　第四，科技进步方面。我国确立的以科技为推动力的方针政策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拓宽了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技术进步潜力巨大，尤其对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投资需求更强烈。同时，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使得以往适应供不应求市场格局的企业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市场导向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总体效果看，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内涵型增长模式的建立，将更有助于培育微观主体健康的投资行为，从而提高投资效益。

　　（二）持续的高储蓄率是投资发展的基本保证

　　我国投资资金供给并非是严重的问题，也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资金供给由以国营集体企业为主逐步转向以居民储蓄为主，我国储蓄率从“六五”时期33.5%上升到“八五”期间的41%，“九五”时期也保持在大约38%的高水平，表现出充裕的态势。高储蓄率一方面说明市场投资的渠道仍不顺畅，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质变的关键时刻，预示下一步市场活跃的可能性逐渐增大，投资回报将有较大改善。总之，高储蓄率为投资稳定增长提供了量的保证，这是投资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投融资市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政策调控能力和调控特点相配合，贯穿投资政策始终，尤其是在初期时候则是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要手段，中央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大多数投向基本建设。我国政府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一直没有办到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经验表明，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与未来投资的增长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引导激励了民间投资愿望，打破了原有的投资增长空间束缚。

　　同时，入世效应将促进投资领域更加开放。一是外经贸活动的活跃将带动我国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近两年国际制造业基地正在逐渐向我国转移，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改善、投资吸引力增强的表现；二是通过对我国法律规章的修订，逐步适应国际规范，将进一步迫使给予国内企业以同等待遇，这比直接对国内企业进行政策保护更加有效；三是对外开放有了一大步跨越，这对很多固有的陈腐观念形成冲击，新的服务和新的管理思想将逐步改造原先的政府和企业行为，从而使投资具有市场理性，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投资领域还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1.消费存在体制障碍

　　拉动经济的根本在于社会消费，扩大内需重点不但要放在投资增长上，也要考虑对消费的支持。这两年在消费上没有太好举措，甚至一方面鼓励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体制障碍，制约着消费结构升级。主要问题，一是国内市场存在严重壁垒，自由贸易环境有待改善。二是商品质量没有保障，消费者对部分商品质量信心不足，消费行为和愿望仍然比较谨慎。三是缺乏规范的消费环境,价格欺诈、虚假广告、强制交易和不平等合同条款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四是消费信贷多数限于政策行为，不是银行从切身利益角度出发提供的金融服务项目等。消除这些障碍难度很大，处理不好可能使矛盾扩大。

　　2.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顺畅，形成资金和项目供求之间的双向错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投融资体制中,银行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由于银行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导致大量的储蓄资金或沉淀下来，或利用效率低下。虽然稳健货币政策要求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大贷款投放，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惜贷现象，减少放贷或只提供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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