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众多”与“地大物博”在空间上分离，运输成本高，构成了广大居民谋求生存和发展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这也决定了中国城市化必须实施精明增长的方式，即社会和谐、建筑紧凑型和多样性、公共交通优先、生态文明和低碳生活方式等。

　　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集聚，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地理特征。2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不到3%的人口住在城市里，100年前这一比例增加了10%，21世纪初该比例上升至50%，而2050年世界人口在城市居住的预期比例将是70%。

　　多数城市仍在“应付奋力成长”

　　根据彼得·霍尔2005年的划分，目前世界上的城市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发达国家“应付老龄化的成熟城市”，这类城市的特点是人口总量稳定或者下降、经济成长和转型缓慢，并且有处理环境问题的相关资源。另一类是“对付非正式超限发展的城市”，这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印度次大陆的很多城市、绝大部分伊斯兰中东城市，以及某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贫困城市等。其特点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包括迁移和自然增长），经济严重依赖非正式行业，贫困现象非常普遍，环境和公共卫生等基本问题突出、管理困难。还有一类是“应付奋力成长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亚、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地区。其特点是人口总量增长率在递减，某些城市还面临老龄化的前景；经济成长依然迅速，但同时也面临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环境和其他社会问题。

　　当前，中国多数城市属于上述第三类城市，但也不乏自身特点。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备受关注。2005年Friedmann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部门转化的主要因素：一是农村具有很高的人口密度，有些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密度；二是数量巨大且过剩的劳动力，为非农就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三是市场经济激发了农民脱贫致富的置业经商潜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各地尤其是沿海省份手工制造业的历史传统（如苏州丝绸）；足智多谋、敢于挑战企业风险和谋求长远发展的地方领导；分布广泛的企业人才以及不断提升的教育水平；一些地方性知识，如帮助人们寻找新的机会，以避开由于土地减少带来的贫困和经常性的就业不足（就像温州那样）；家庭和社会的高储蓄率，使生产性设施及住房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再投资成为可能。

　　然而，中国的城市化由于受到一些制度的约束，也存在城市化不足的问题。Fujita和Henderson等人2003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滞后，城市分工不充分，城市集聚程度不够，空间基尼系数（该系数用来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其值介于0和1之间，值越大，表示集聚程度越高）偏低，城乡收入差距大。他们发现，2000年中国空间基尼系数仅为0.4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564。

　　城市人口规模巨大

　　目前，中国城市人口接近7亿，到2030年大约10亿人将居住在城市。根据麦肯锡预测，届时中国将出现221座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目前欧洲只有35座类似规模的城市），其中有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中国现在的人口总量，大于OECD国家的人口总和。如果每年新增1%的城镇人口，就意味着有超过1000万的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这相当于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总量。2006年，欧洲40多个国家中，人口过1000万的只有15个。以上这些数字，其含义相应地包括了规模巨大的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以及就业、住房、交通、社会保障的匹配问题，意味着将出现更多的城市景观和国土整治优化，意味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也意味着二三产业大量增加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有更多的人群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城市化模式具有多样性

　　城市化模式具有多样性，这与中国的地域结构、人口和经济规模紧密相关。一方面，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区域差异明显。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于东南部，而处于干旱或高寒地区的新疆和青藏高原所占空间是我国陆地的1/3，其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却不到2%。同时，中国的资源包括矿产、水能资源和水资源却呈现逆向分布，使人和物的空间分布产生巨大反差。“人口众多”与“地大物博”在空间上分离，运输成本高，构成了广大居民谋求生存和发展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这也决定了中国城市化必须实施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方式，即社会和谐、建筑紧凑型和多样性、公共交通优先、生态文明和低碳生活方式等。

　　另外，中国各省的经济和人口规模都相当可观，但差距甚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GDP总量，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其中有6个超过泰国，10个超过新加坡，15个超过新西兰， 24个超过越南。而且，每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GDP总量，都超过了同期的蒙古、老挝、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就人口规模而言，中国的人口总量不仅位于世界前列，有些省份的人口已然过亿，超过很多国家的总人口。2006年，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仅11个。因此，与许多国家只有一个城市群不同，中国多样性的特征，需要区域间的竞争合作，需要多个城市群以及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制度性约束众多

　　中国的城市化受到行政等级体制与“城市偏向”政策等制度的制约。中国城市依据其行政地位可划分为不同等级：县级市、地级市（其中有一小部分享受副省级待遇）和直辖市。不同行政地位的城市被赋予不同级别的权利。2005年Friedmann指出，中国现行的城市行政级别在制度本质上是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延伸，上级城市对其行政管辖区内的下级城市有管治权，并以“箱子中套箱子”（boxes within boxes）来形容这种城市管治制度。

　　而“城市偏向”的政策，则有利于城市居民，对农村和农民不利。这种政策由价格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组成，包括贸易和价格等宏观经济政策，扭曲了经济信号，如政府投资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较少投向农村地区，城市公共部门存在过度就业等。政府持续扩大对城市地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而且其支出偏向因乘数效应在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更强而加剧放大。此外，城市地区的医疗保健、教育都好于农村地区。

　　同时，由于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虽然产品市场已经基本过渡到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但是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尚没有完全实现过渡到市场化的价格决定机制，使得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化受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分权制度等制度约束。这些约束对城市化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一方面，通过严格限制户籍迁移，城市化过程中客观上避免了如拉美一些城市那样的贫民窟；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则强化了城乡分割体制，提升异地就业和生活成本，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地方政府城市治理水平亟须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中人口和产业活动的聚集，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由于自身经济地理特点尤其是制度性约束，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如在全球化作用下出现的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均衡；大量移民对城市的永久性迁移、就业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诸多方面的诉求日益增强。

　　在继续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水平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这包括转变地方经济增长方式、改进分配体系和社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等。中央政府则需主要针对要素市场进行改革，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