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夫妻姓名权问题的公法规制到婚姻法性质的思考
婚姻家庭法关涉夫妻之间，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在给予人们更多“意思自治”自由选择的同时，其具有强烈的身份法色彩，是典型的私法。具体而言，其特殊性就在于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存在和发展需求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2］
当今社会人类的物质条件与精神世界极大丰富，促使其不断为争取“权利”而斗争，大到整个社会小到每个家庭，特别是作为社会组成细胞、承担着经济与人口繁衍职能的后者，对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突出体现在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内容包括夫妻姓名权、夫妻人身自由权、婚姻住所决定权、生育权、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等问题。
随着个性思潮波及人们的思想领域，夫妻人身关系中的姓名权问题引发了较多热议。即是否传统私法领域的婚姻家庭法在当今公权干预较多的情况下，其法律属性正在逐渐被侵蚀，发生了向公法演变的趋势。对于此，正在引发人们对婚姻家庭法的法律属性更深层次的思考。然而从本质上探究，婚姻法是源于民法的，并且因其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而具独立性，也就是说在民法之外，对婚姻家庭关系发挥其独特的调整作用，其私法属性是确定无疑的。回到夫妻姓名权问题上，我国《婚姻法》第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以上规定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婚姻家庭领域所倡导的“男女平等”的基本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对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执行。通过给与夫妻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决家庭问题的更大空间，以达到家庭和谐则社会和谐的目的。
正如卢梭曾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必然伴随着限制，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命题。从来没有无限制的自由。在任何历史阶段，自由都是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只是其表现形式和效力范围不同罢了。所以，私法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也绝不是无边际的自由。就如反映在夫妻姓名权上的限制一样，由于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的各项功能和家庭文化传统受到很大冲击，所以为了保障优秀文化的延续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有让公法介入的必要。例如我国的《户口登记条例》和《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规定，内容主要是为表明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家族和血缘关系而限制姓名权的范围、限制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办理名字变更登记的，以一次为限或者规定姓名中不得含有自造字、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尊严和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应或者误解的字等。由此可见，只在私法无法兼顾公益时，公法才发挥其保障规范作用。当然，公法若无完善的规范机制、价值指导，必定会侵犯个体利益，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产生不和谐之声。如《姓名登记条例》中第十三条对姓名不得使用已简化的繁体字的规定，就已构成对公民姓名权的过度干涉。故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如何衡平两者关系，仍需进一步深究。
法律虽然有滞后性的缺点，但其生机在于能反映社会现实并及时制定规范进行调整。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作为私法的婚姻家庭法，其在功能指向上，力求“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但却与市民社会的利益法则不同，其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兼具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因此，婚姻家庭法在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同时，坚守着自身固有的特质，即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四、结论 婚姻家庭法因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人类的两性关系和亲属血缘关系）而具有独立性，并在社会发展中越发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另外，由于其在功能指向上，力求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再加上公权力的广泛介入调整，时常引发人们对婚姻家庭法的本质属性的质疑；从根本上说，这是只注重客观存在，而忽略本质属性的表现。婚姻家庭法既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坚守自身固有的法则。不能因为现代立法精神普遍指向社会本位，外加过多介入的行政干涉而认为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受到侵一、夫妻姓名权 夫妻姓名权是夫妻人身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夫妻人身关系中不涉及直接财产内容，而是更多的规定了与夫妻人格和身份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1］因此，这里提及的姓名权问题更多的与缔结婚姻所形成的这种特定身份关系密切相关。
辞海中对姓名的解释，即“姓名，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姓（又称姓氏）是表示家族的字，名（又称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语言符号。人的姓名，是人类为区分个体，给每个个体给定的特定名称符号，是通过语言文字信息区别人群个体差异的标志。正是
有了姓名，人类才能正常有序的交往。”蚀，从而演变为公法。这里，我们更应该冷静分析、看待公权力的干预，看到婚姻家庭法下最本质、牢固的私法根基。
追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多为男娶女嫁，男子在家中居于权力的中心，妻子依附于丈夫，自古便有“夫为妻纲”、“妻从夫姓”的说法。当女子婚后嫁入夫家后，便冠以夫姓，妻子的人格被夫吸收，没有独立人格。可知，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男女的地位从根本上是不平等的，双方存在尊卑主从关系，女方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随着旧中国的逝去，外来优秀文化的大量涌入使得我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在扬弃中不断向前发展。受男女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夫妻的姓名权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围绕“姓名权是一种重要的人身权利，有无独立的姓名权，往往是有无独立人格的一种标志。”进行立法保护。如我国《婚姻法》第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即是说，不论丈夫还是妻子，都可以保持姓名的独立，不必因婚姻而改变自己的姓名。在保护已婚妇女的姓名权和到女家落户的婚姻中男方的姓名权的同时，体现了男女平等原则。当然，此规定并不妨碍夫妻就姓名问题另作约定。只要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无论是夫妻别姓、夫妻同姓（妻随夫姓或夫随妻姓），或相互冠姓，法律都是允许的。
另外，夫妻享有平等的姓名权还表现在子女姓氏的确定上。如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在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也体现了夫妻法律地位的平等。即父母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可以约定子女随母或随父姓。子女未成年时，主要由父母等代理其行使姓名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亲权的内容体现。当然，在子女具备相应行为能力后，子女享有决定自己姓名的权利。他既可对父母确定的姓名认可，也可依法变更自己的姓名。
二、姓名变更的相关问题
（一）姓名变更的法律规定
依法定程序，公民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姓名。由于我国当前还未颁布《姓名法》，现由单行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公安部研究起草完成的《姓名登记条例（初稿）》对公民出生登记以及包括姓名项目在内的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等问题做出规定。主要内容即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但姓名不得含有下列内容：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尊严的，违背民族良俗的，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应或者误解的。也不得使用或者含有字母、数字、符号：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但姓氏中的异体字除外。姓名用字应当在两个或两个汉字以上，六个汉字以下。以上不仅与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相衔接，同时对在姓名登记方面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公民随意设定姓氏、取名用字不规范、频繁变更姓名、恶意变更姓名以规避法律惩罚等问题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
（二）姓名变更的限制
今天社会中，更多的人为了彰显自己的个性，常常在自己的姓名上发挥奇思妙想，但由于缺乏对行为法律上的考量，很多情况下，无心之举却引发所谓的“侵权”事件的发生。所以为了规范公民行使其姓名权，我国适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政策对姓名变更问题加以规定、引导，如《户口登记条例》、《姓名登记条例（初稿）》。《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规定公民只能登记一个姓名，姓名登记应当使用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姓名由姓氏和名字两部分组成，姓氏在前，名字在后。此外，对于姓名更改次数，《姓名登记条例（初稿）》第二十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依照第十八条规定申请办理名字变更登记的，以一次为限。民族良俗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宗教教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可见，尽管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此一条彻底贯彻了“意思自治”的立法精神，给予人们更广的自由选择空间，而不受他人干涉。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推进，普遍立法关注以社会利益为指导思想，要求私人的“意思自治”遵循自己的逻辑轨道，不能越界使社会利益受损，故为保障社会群体利益，公法逐步涉入私法领域，发挥其社会管理的调控职能。例如，《姓名登记条例（初稿）》第十九条还规定了不予办理姓名变更的情况：（一）因故意犯罪或违法行为曾经被处以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或者劳动教养的；（二）正在服刑或者被执行劳动教养的；（三）正在接受刑事案件或者治安案件调查的；（四）民事案件尚未审结或者尚未执行完结的；（五）行政案件尚未审结或者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结的；（六）个人信用有严重不良记录的；（七）公民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经理）时，因故意行为造成单位信用有严重不良记录的；（八）户口登记机关认定不宜变更的其他情形。
（三）实践中由姓名变更引发的相关问题
一般而言，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改名条件如下：一是本人有改名的意愿，二是理由充分，三是本人承诺改名后引起的民事法律责任均由自己承担，且一生只能更改一次。十八周岁以下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养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如果是十八周岁以上，则由其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公民依法变更姓名后，原姓名作为“曾用名”备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