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作保障。要想让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平和安祥的日子，切实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充分发挥调解制度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多种功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因此，客观的了解调解制度的内涵，了解新形势下调解制度的现状和问题，加大改革力度，实事求是的提出完善措施，对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
一个和谐的社会，不讲法治不可，但光讲法治、没有伦理要求也不可。调解就是将伦理的内容融于解纠机制中，用温和的手段去处理抵牾冲突，使对立的双方在相互理解与宽容中自愿妥协达成一致。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面对新形势的要求，怎样运用好调解制度，真正发挥调解制度定纷止争、息诉止纷的功能，促进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客观的需要我们认清形势，树立正确的民事调解意识，从根本上掌握建设和谐社会与调解制度的辨证, 并从制度构建、实务操作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调解制度。
一、和谐社会与调解制度的内涵及分析
1、和谐社会的理念
胡锦涛同志已经对和谐社会进行了充分完整的刻画：“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公理、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是对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根本目标。从内涵讲，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结构平衡、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相互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要想达到社会的和谐一致，达到广泛有机的统一，要求各方面配合得当、协调一致、融洽和睦，社会的发展才华建立在和谐基础之上。我们应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基础，由于社会和谐应该是：一是个人自身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社会住民之间的和谐;四是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五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就形成社会和谐。要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有必要运用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手段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化干戈为玉帛，化冤家为朋友。
2、调解制度的内涵
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促使其就民事争议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的活动。法院调解包罗调解活动的进行和以调解的方法结案,无论是否达成调解协议,都是法院调解。 从民事审判“十六字”方针的“调解为主”到《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偏重调解”再到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自愿、合法调解”的立法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在审判实务中，调解保持着极高的调解结案率,在基层法院的实务工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法院调解制度的优势表现在：第一、调解的自愿性突显了当事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通过协商所取得的纠纷解决结果能够符合双方当事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意愿;第二、调解目标的和解性有利于消解当事人因纠纷和诉讼引起的人际关系的紧张，调解若得到成功，不但可以使纠纷得到彻底的解决，而且避免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破裂大概受到重大的损害，不像好坏分明的判决反倒加剧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又可能让临时平息的纠纷在未来大概某处爆发。第三、调解内容的开放性可以使法官不拘泥于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本案的事实，不限于简单地就事论事，使法官能够深入到纠纷的内部找出潜藏在表面争议后的深条理的抵牾，从团体上、根本上解决纠纷。第四、调解中的信息的保密性满足了一些当事人不肯意将那些纯粹私人事务、私人信息公之于众的需求，避免了因审判公开将私事外扬而可能陷入的尴尬和带来的伤害。第五、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法律修订滞后，因此对某些民事纠纷假如严格依法审判可能会出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冲突，通过调解方法解决纠纷可以使法官一定程度上调和两种冲突，避免了判决可能造成的不良社会效果。
二、构建和谐社会和调解制度的辩证
1、调解制度的公道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抵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现代社会中，诉讼的激增和程序的日趋复杂化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而诉讼中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毛病使平凡百姓难以靠近公理，降低了司法在民众中的威信。传统中国社会的调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对秩序和安定的猛烈需求，可以为当事人节省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缓和社会抵牾和对抗、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来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伦理、达成社会的团体和谐无疑黑白常重要的。近来几年来，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调解制度予以了借鉴，作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法”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法”的ADR模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据统计，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取代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体制、利益的调整及各种思想的碰撞导致社会抵牾和纠纷的不停涌现，同样也碰到了西方社会在法治化进程中碰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掘传统法文化中的调解本土资源，完善并进一步发挥现有的调解制度的作用，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缓解社会抵牾。
2、调解结案的社会效果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有序发展
调解之于当事人最重要的便利是“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团结”，这也是大部分法律学人的共鸣，假如上述的分析都是从调解的外部进行考察，那此方面则是源于当事人的内心考虑和感受。在对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来解决纠纷有着一般期待且实际生活中也是这样解决方法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很多情况下是情感上的对立已经达到无法化解的程度，作为最后的手段才把纠纷提交法院解决。 审判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对簿公堂”，“势不两立”，“剑拔弩张”，而调解意向的达成首先可使当事人在情绪上有所缓和，在此基础上对话解决问题显然要比法官在双方不遗余力为自己辩护时查清事实，认清黑白后再做判决容易。判决大多是“薪尽火灭式的”，在司法程序上可以结案，但两方当事人原有的联系已遭到破坏，损害了社区中原来存在的只管有纠纷但仍能互助的社会关系，损害了社区中长期存在的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仍将依赖的看不见的社会网络， 以后很少来往。即所谓的“一代官司百代仇”。而调解本身是一个修复和缓和当事人关系的一个努力。他给当事人所带来的创伤和振动比较小，结案后的结果很多是“和好如初”，原有的联系依然保有，而且很可能由于抵牾的解除，关系更好一些，自然助于社会和谐。同时，由于司法调解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只管这种自愿不乏法官说服的因素)达成的和解协议，没有胜诉败诉的问题，恰合了中国人这种受传统的“和为贵”思想的影响， 调解使双方当事人面上都过得去，可谓“双赢”。
由此，当一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时，采用调解还是审判方法，法官所考虑的不但是否符合法律的逻辑推理，而更主要的是关心问题的解决是否妥当，是否可行，是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否有利于纠纷当事人日后的和睦相处。它不是用一纸判决书判给当事人永久无法兑现的权利，而是给予当事人实实在在的利益。 他不但仅要求案件要根据法律得以正确的解决，还要谋求最优解决。一般调解依照“是否有理，是否有利”，少强调权利义务，多谈伦理人情，而法律为纳入司法程序的调解提供了规范性契机，给当事人提供了平等对话的机会，其社会效果要比审判或其他私力救济方法好的多。
三、调解制度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
调解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巨大相干及其社会治理功能并非表明它是一个“绝代美人”，完美无撼。我们积极肯定它在完善社会，促进和谐的过程中的超常发挥，但也不能对其弊病视而不见。虽然，一种制度无论设计的怎样精美，却总是“有懈可击”，所谓公理，不过是一种相对的公理而已。但是倘若能客观地认识这些问题，并能改进，使司法调解这种不太正式的审判制度走向规范化，善莫大焉。调解制度的毛病主要表现在:
1、将“查清事实、分清黑白”作为调解的原则不恰当。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黑白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此原则带来以下毛病：(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罗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标”。 查清事实、分清黑白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标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假如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黑白”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别的规定相抵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黑白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2、调解程序设置单一,限定了调解制度的功能发挥。
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调解虽然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进行，但并没有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作出不同的程序性规定。审判方法改革开始后，随着法院“大立案”、统一送达、排期开庭、强化庭审功能、强调当庭宣判率和结案率、狠抓审限等措施的实行，调解主要被范围在庭审过程中进行(有的法院在立案庭设置调解组或调解人员，可以在审前用调解方法解决一部分案件，但大部分的法院却并未设置这样的机构)，由于庭审的激烈对抗性特点和时间的限定，庭审中当事人一般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对于那些当庭没有宣判的案件，由于审限的限定，法官一般也不主动建议和主持当事人进行庭后调解，这无疑限定了诉讼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直接导致了调解率的下降。
3、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限定了上一级法院的司法监督功能
法院调解与判决在看待案件结果的正当性原理的态度上大相径庭，调解解决的正当性，并非来源于解决方案严格基于法律形成，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解决方案的认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一经见效，即表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解决，产生与见效判决同等的效果，除个别特别案件(如调解和好的离婚、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外，不得再行起诉、上诉，因而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调解协议或送达回让上的签字属于自愿，当事人只管可能无奈，但也只好忍气吞声。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自愿”，除严峻违反程序外，使当事人无法提出充分证据，从而导致再审的机会险些为零。
四、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调解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停发展，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民商事活动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民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面对案件多、类型新、难度大、要求高的新情况，我国传统的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从构建和谐稳定的小康社会的高度来要求，还应该对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作进一步的完善。
1、树立正确的民事调解意识。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道必要程序不容质疑，由于这种程序不但适合我国国情、民情和民事审判的性质和特点，而且也符合国际上纠纷解决方法的发展趋势。民事诉讼抵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个人意志特定形式的作用，而这种抵牾的解决也同样可以通过个人的自主行动而得到实现。所以法院调解可以为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发挥提供可能和动力。而且，随着今世世界人权见解的发展，今世司法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涉诉公民个人对诉讼发展和结局的影响，让当事人被动地、毫无选择地接受一种外来的强加给他的判决，这种传统的诉讼价值观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所以调解结案是社会效果最好的结案方法，是统一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佳途径。在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我们必须统一思想，提高对调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树立“能调则调，该判则判、调判联合”的见解，切实解决重判决、轻调解导致的不肯调、不会调的问题。
2、以提高诉讼效率为目标，加强审前调解，并强调法官的调解义务。对于一审平凡程序而言，应当注重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即调解主要在审前进行。促进纠纷的合意解决，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随着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审前准备阶段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此阶段，当事人完成了起诉与答辩，甚至完成了证据互换，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见解及辩论点有了基本的认识，渐渐能够比较理智地看待纠纷，从而增加了调解达成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开庭审理阶段，当事人乐意调解的，法院可以帮助当事人进行调解;同时，把审判中的最后试行调解时机调整到法官认证之后，正式宣判之前。在二审阶段、再审阶段，也都可以进行调解。
3、设置多元化的调解程序。对现有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讼调解制度进行改进，建立对非诉讼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程序达成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确认的，即具有法律效力。还可以设立审前调解程序。对于可以调解的民事案件，基于当事人申请大概同意，受理后先进入调解程序，调解不成再移送裁判;规范审判调解程序。在进入审判阶段后，对于当事人要求调解的申请，一般应当答应，但应对申请的次数进行限定(可规定为一般不得超过两次)，以防止诉讼的过分迟延。别的，二审、再审程序中，在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限范围内，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一般也应当答应调解。
4、设置简便化的调解程序。实践证明，调解结案的案件，大都与法官机动的传唤及方便简洁的开庭有很大的关系，如能充分发挥调解程序机动性与简洁性，减少当事人开庭的对立性，无疑会有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如可以采取现场调解、设置调解室通过圆桌方法进行座谈式调解，以缓解当事人双方对立情绪，使调解在一种相对融洽和缓的氛围中进行;简化调解笔录，笔录仅就可能发生重要法律效果的行为或场面予以记载，而对大部分过程可予以省略。
5、采取鼓励调解机制。在现有抵牾冲突日益突出、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实际条件下，实行鼓励性的调解机制，可以实现司法与当事人双赢的局面。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可规定在审前调解结案和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减半收取诉讼费用; 在审中、审后程序中调解结案的，减收诉讼费用的三分之一，以此来鼓励当事人选择通过调解、和解方法解决纠纷。
6、明确规定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和阶段(公示催告等特别案件除外)。设立这一程序的目标在于发挥调解结案方法本身具备的优点，同时，也使民诉法规定的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有可能落到实处。当事人在此阶段，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可以自愿协商，如能达成协议，则结束诉讼;不然，则转入下一诉讼阶段。
7、把调解程序和阶段充分扩展。在法庭审判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调解进行扩展:一是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的“送达调”。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即以打电话、当场审理等简便机动的方法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到当事人住所，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二是询问被告答辩时的“答辩调”。即在被告向法院送达答辩状时，根据原告的起诉事实及被告的答辩意见，给被告做调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时通知原告立刻到庭进行调解。三是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的“即时调”。四是庭前准备阶段在互换证据时的“听证调”。五是庭审阶段的“庭审调”。
8、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涉为辅的调解制度。建议最高法院尽快修改和通过有关调解的司法表明，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的程序和调解的方法等予以明确规定。司法表明应当明确规定哪类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前置程序，哪类案件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进行调解;司法表明应当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9、严格掌握对调解结案案件的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当事人对调解书可以申请再审。审判实践中，因对调解结案案件的再审条件掌握过宽，导致对此类案件的再审有渐渐增多的趋势。为了维护调解书的审判效益，对此类案件的再审条件应严格掌握。
五、结语
总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本日，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制度，目标在于降低成本，适应司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以重视当事人的合意来补充审判中的“一刀切”的缺憾，它更多地强调案件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对审判基本上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在中国特定国情下，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被称为“中国的衡平法”。 因此,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对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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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闵涛
